历史的巨象每走一步都地动山摇。它似乎是被大人物书写的，那么普通人经历的历史该如何讲述？日前，以“为曾经喝彩，为平民而建”为初衷的、由历史文化媒体·新历史合作社发起的“我的历史图书馆”征集活动在京举行。“我的历史图书馆”旨在搜集、整理、保护、传播“公共历史主题图书”，是一家公益性图书馆。图书馆计划于今年9月正式开馆。日前，它已公开征集个人史、家族史、回忆录、传记等。
“有一种历史观认为，群众才是推动历史的真正动力。因改变历史的是所谓的大人物，更多人只能在历史中失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说。
78岁的徐蓓蕾曾为中国轻工总会科技司司长，日前，她将自己的文集捐赠给“我的历史图书馆”——1945年庆祝抗战胜利的全家福；1955年北京俄罗斯语学院的合影；1957年，第一次走上讲台向苏联同学讲述接见中国留学生；1969年3月，赴干校前的全家福；1975年，重返北京的全家福……十几张照片剪辑成的视频，串起徐蓓蕾的人生。她用这种方式讲述自己“来过，走过，见过”。
记者了解到，这并非国内第一个关注民间历史的项目。2005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熊景明和作家林达在香港中文大学建立了“民间历史”项目，有过对民间历史搜集、整理的经验。熊景明成为“我的历史图书馆”的“首席义工”，她觉得“吾道不孤”。
熊景明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目前，该项目已收到3000多部已出版或未出版的自传、日记及回忆录。在该项目网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留下你见证的历史情节，也是在寻回人生的独特意义。每个人生活的细微末节，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对故人的珍贵记忆，记下来，他们就活在历史记录中。”
近年来，“民间历史”成为关注焦点。历史学家高华曾在《新中国五十年代初如何社会统合——十五个“小人物”的回忆录研究》中曾写道：“近20多年，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回忆文本的作者主要是政治家、军队将领、地方大员和知识名流，很少见到普通人的回忆录。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因社会自由度的扩大，这种情况有所改变，陆续出版了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回忆录，这是一种新的趋向，就是‘小人物’也要表达他们的经验。”
2013年，曾有一批记录“小民往事”的历史受到关注。如，77岁的姜淑梅用通俗语言写下《穷时候，乱时候》，记录她经历的“乱穷时代”；湖南浏阳退休教师沈博爱用70万字记述了当代农人历史故事，写就《蹉跎坡旧事》；世纪老人饶平如用手绘画册《平如美棠》展现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的记忆……这些普通人用自己的平实讲述，拓宽了读者的历史阅读视野。
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加入到“民间历史”的写作中，“我的历史图书馆”应运而生。
当下，“民间历史”的出现基于两个原因：一是电脑的普及。“托尔斯泰的妻子帮他抄了7遍《战争与和平》。如果没有电脑，不会有那么多人开始写作。”熊景明说。“二是这一代人确实经历了太多的动荡，个人经历之复杂和精彩，可能是作家想象不出来，自然有写下来的冲动。”
在熊景明看来，无论是“我的历史图书馆”还是“民间历史”计划，区别只是名字不同，它们的共同作用是可以让人们追溯历史真相。“我们可以在关于‘文革’的记述中，看到它曾给社会带来的一点‘好处’。在讲述地主、农民关系的故事中，看到不同于‘杨白劳’、‘周扒皮’的形象——尽管不能用一个人的讲述推翻历史，但它或许能补充我们对历史千篇一律、概念化的认识。”
此外，这些真实而具体的故事对历史学者也有所帮助。张鸣曾在研究“三反”“五反”运动时，带着自己的学生去做口述史。一位当年参与打击“贪污犯”的老人回忆道：“我们当时有一个战术叫做‘磨盘战术’，意即，组织很多人来审讯一个人，不让他睡觉，非得让他说出贪污了钱不可。有一回，一个人被逼得非说自己‘贪污了两火车皮的黄金’。”张鸣他将这个例子写入《张鸣：“三反”成了一“反”，“五反”成了“六七反”》一文中。
尽管“我的历史图书馆”是一个对所有普通人都开放的平台，然而却不是所有人的故事都可以被称为历史。
熊景明为了搜集更多民间历史资料，曾到一家出版个人传记的民间机构挑书。一下午时间，在几百本图书中，只有二三十本可用。“许多人只会按中学生得奖作文模式去写，加入太多的描绘、成语、感想，却忽略了时代细节。如果将文章比作是一棵树，长直、长歪倒在其次，最可怕的是它被加上装饰，成了圣诞树，千篇一律。”熊景明说。
当然，其中也有“金矿”。如去年备受关注的由语文出版社推出的《蹉跎坡岁月》，就是一本由熊景明、林达推荐出版的“民间历史”。
“我曾经毫不犹豫地买过一本叫《中老年人如何写回忆录》的书，结果发现它是没有创造力的人编的。”熊景明认为对普通人写历史最好的指导是让更多人看到优秀的范本。
记者了解到，近日，“民间历史”项目准备和三联书店、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合作推出回忆录。
熊景明也有自己的遗憾。“目前，‘民间历史’计划所搜集到的3000多份文字资料，多来自知识分子、文人等。其中，农民身份的写作只有48本”。她说，“‘民间历史’计划建立之初，就希望能搜集到普通人，尤其是工人、农民的历史。也许因为普通人的作品不会受关注，因此公开出版的很少，自印本又很难收到。”
张鸣认为：“尽管出版了许多‘民间历史’，实际上，能写‘我的历史’的人也是老百姓中的精英。他们可能经过了特殊的时代或事件。沉默的仍然是大多数。”
熊景明最大的期待是：历史学家关注家国历史、大历史。普通人关注地方历史、所谓的小历史。她以中国台湾为例，“台湾‘文化部’现在有一个7835文化发展计划，‘7835’代表的是全台湾村落的数目。他们把每个村落看成是一个文化单位，认为每个村落的历史都值得书写。内陆的村落数量太多，有太多应该被书写。”
“我的历史图书馆”的宣传语中有这样一段话：“昨天与你擦肩而过的人，今天就不会再被想起；今天你所经历的故事，转眼就会被明天遗弃。当我们逝去，我们该用什么方法证明：我，曾经来过。”
记录民间历史或许是一种证明方式——即使它不能成为历史的底色，但它仍有意义。就如熊景明所说：“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死了之后留给这个世界的，除了骨灰，还能有一个故事。”
历史的巨象每走一步都地动山摇。它似乎是被大人物书写的，那么普通人经历的历史该如何讲述？日前，以“为曾经喝彩，为平民而建”为初衷的、由历史文化媒体·新历史合作社发起的“我的历史图书馆”征集活动在京举行。“我的历史图书馆”旨在搜集、整理、保护、传播“公共历史主题图书”，是一家公益性图书馆。图书馆计划于今年9月正式开馆。日前，它已公开征集个人史、家族史、回忆录、传记等。
“有一种历史观认为，群众才是推动历史的真正动力。因改变历史的是所谓的大人物，更多人只能在历史中失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说。
78岁的徐蓓蕾曾为中国轻工总会科技司司长，日前，她将自己的文集捐赠给“我的历史图书馆”——1945年庆祝抗战胜利的全家福；1955年北京俄罗斯语学院的合影；1957年，第一次走上讲台向苏联同学讲述接见中国留学生；1969年3月，赴干校前的全家福；1975年，重返北京的全家福……十几张照片剪辑成的视频，串起徐蓓蕾的人生。她用这种方式讲述自己“来过，走过，见过”。
记者了解到，这并非国内第一个关注民间历史的项目。2005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熊景明和作家林达在香港中文大学建立了“民间历史”项目，有过对民间历史搜集、整理的经验。熊景明成为“我的历史图书馆”的“首席义工”，她觉得“吾道不孤”。
熊景明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目前，该项目已收到3000多部已出版或未出版的自传、日记及回忆录。在该项目网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留下你见证的历史情节，也是在寻回人生的独特意义。每个人生活的细微末节，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对故人的珍贵记忆，记下来，他们就活在历史记录中。”
近年来，“民间历史”成为关注焦点。历史学家高华曾在《新中国五十年代初如何社会统合——十五个“小人物”的回忆录研究》中曾写道：“近20多年，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回忆文本的作者主要是政治家、军队将领、地方大员和知识名流，很少见到普通人的回忆录。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因社会自由度的扩大，这种情况有所改变，陆续出版了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回忆录，这是一种新的趋向，就是‘小人物’也要表达他们的经验。”
2013年，曾有一批记录“小民往事”的历史受到关注。如，77岁的姜淑梅用通俗语言写下《穷时候，乱时候》，记录她经历的“乱穷时代”；湖南浏阳退休教师沈博爱用70万字记述了当代农人历史故事，写就《蹉跎坡旧事》；世纪老人饶平如用手绘画册《平如美棠》展现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的记忆……这些普通人用自己的平实讲述，拓宽了读者的历史阅读视野。
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加入到“民间历史”的写作中，“我的历史图书馆”应运而生。
当下，“民间历史”的出现基于两个原因：一是电脑的普及。“托尔斯泰的妻子帮他抄了7遍《战争与和平》。如果没有电脑，不会有那么多人开始写作。”熊景明说。“二是这一代人确实经历了太多的动荡，个人经历之复杂和精彩，可能是作家想象不出来，自然有写下来的冲动。”
在熊景明看来，无论是“我的历史图书馆”还是“民间历史”计划，区别只是名字不同，它们的共同作用是可以让人们追溯历史真相。“我们可以在关于‘文革’的记述中，看到它曾给社会带来的一点‘好处’。在讲述地主、农民关系的故事中，看到不同于‘杨白劳’、‘周扒皮’的形象——尽管不能用一个人的讲述推翻历史，但它或许能补充我们对历史千篇一律、概念化的认识。”
此外，这些真实而具体的故事对历史学者也有所帮助。张鸣曾在研究“三反”“五反”运动时，带着自己的学生去做口述史。一位当年参与打击“贪污犯”的老人回忆道：“我们当时有一个战术叫做‘磨盘战术’，意即，组织很多人来审讯一个人，不让他睡觉，非得让他说出贪污了钱不可。有一回，一个人被逼得非说自己‘贪污了两火车皮的黄金’。”张鸣他将这个例子写入《张鸣：“三反”成了一“反”，“五反”成了“六七反”》一文中。
尽管“我的历史图书馆”是一个对所有普通人都开放的平台，然而却不是所有人的故事都可以被称为历史。
熊景明为了搜集更多民间历史资料，曾到一家出版个人传记的民间机构挑书。一下午时间，在几百本图书中，只有二三十本可用。“许多人只会按中学生得奖作文模式去写，加入太多的描绘、成语、感想，却忽略了时代细节。如果将文章比作是一棵树，长直、长歪倒在其次，最可怕的是它被加上装饰，成了圣诞树，千篇一律。”熊景明说。
当然，其中也有“金矿”。如去年备受关注的由语文出版社推出的《蹉跎坡岁月》，就是一本由熊景明、林达推荐出版的“民间历史”。
“我曾经毫不犹豫地买过一本叫《中老年人如何写回忆录》的书，结果发现它是没有创造力的人编的。”熊景明认为对普通人写历史最好的指导是让更多人看到优秀的范本。
记者了解到，近日，“民间历史”项目准备和三联书店、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合作推出回忆录。
熊景明也有自己的遗憾。“目前，‘民间历史’计划所搜集到的3000多份文字资料，多来自知识分子、文人等。其中，农民身份的写作只有48本”。她说，“‘民间历史’计划建立之初，就希望能搜集到普通人，尤其是工人、农民的历史。也许因为普通人的作品不会受关注，因此公开出版的很少，自印本又很难收到。”
张鸣认为：“尽管出版了许多‘民间历史’，实际上，能写‘我的历史’的人也是老百姓中的精英。他们可能经过了特殊的时代或事件。沉默的仍然是大多数。”
熊景明最大的期待是：历史学家关注家国历史、大历史。普通人关注地方历史、所谓的小历史。她以中国台湾为例，“台湾‘文化部’现在有一个7835文化发展计划，‘7835’代表的是全台湾村落的数目。他们把每个村落看成是一个文化单位，认为每个村落的历史都值得书写。内陆的村落数量太多，有太多应该被书写。”
“我的历史图书馆”的宣传语中有这样一段话：“昨天与你擦肩而过的人，今天就不会再被想起；今天你所经历的故事，转眼就会被明天遗弃。当我们逝去，我们该用什么方法证明：我，曾经来过。”
记录民间历史或许是一种证明方式——即使它不能成为历史的底色，但它仍有意义。就如熊景明所说：“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死了之后留给这个世界的，除了骨灰，还能有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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