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他是2010年网民投票推选的中国互联网九大风云人物之一， 2011年上榜作家富豪榜。的读书求学经历其实就是一本励志书籍。他当过差劲生，考试也做过弊，他也经历了跟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一样的迷惘和痛苦。成为名人以前，他也经历过很多失败，但一颗“我能成功”的坚定信念一直在他心中。一起来看看这位知名财经人物的励志读书故事。
1956年出生于中国台湾桃园县，他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有算命先生对的父亲空军少将说：这个孩子活不过12岁。不祥预言的阴影，时时笼罩在这个体弱多病的孩子的头上──扁桃体发炎、一周三次的抗生素注射、吃各种药片……这是回忆童年时记忆最为深刻的一幕。
小学5年级时，父亲拿了一份数学模拟考试的试卷给他做，满分100分的试卷，他辛苦做完后，只得了5分。被列为后进生的痛苦一直延续到中学。初三分班的时候，被分到“放牛班”。“放牛班”就是不升学班，专门给后进生开的班，这个班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当时社会最底层家庭的孩子。因为班里同学都没接受过太多的家庭教育，流氓和“太保”之类的同学也多。中学时代的，在学校几乎是天天打架。
开始喜欢做学问也是从这个放牛班开始的。据他自己回忆说，“当时的理想就是准备出来先做木工学徒，再开个木工厂。”因为他妈妈学的是化工，所以在学校教化学。她在台湾是化学界的名师，所以忙着到各地补习班教书。一个星期最多教到76个小时的课，为了养家，非常辛苦。天下所有的母亲都一样，坚强、慈爱。的母亲也很爱孩子们。正是母亲的德行潜移默化影响了少年时代的，恍惚的少年，似乎一夜之间长大，他放弃了想做木工学徒的想法，用心做学问，选择了继续升学念高中。
中考前3个月，感到了念书的压力，因为这时候念课本肯定来不及，就只好念“考前30分”，那是给考生在考前30分钟“临时抱佛脚”用的一种复习资料。功夫不负有心人，中考前2个月的第二次模拟考，考了500多名，到中考前1个月的第三次模拟考，居然考到了300多名。等他参加中考时，竟然意外地考上了学校里只有300人考上的高中，就是因为这样一次考试，完全改变了他的命运。
据自己回忆，他能走上钻研学问的道路，和大学时的一段境遇有关。 当时东海大学经济系的微积分课程要求很严。该门课总共8个学分，要念两个学期.而且一学期得考4次月考。第一次只考了60分，第二次月考时就想走捷径，考试的时候作弊，抄同学的试卷，结果被老师抓到了，得了零分。“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忽然有一种想法，决定好好地念。我每天很用功地念到半夜二三点，当时就感觉好像哪根筋不对劲，我就不信考不过。结果一个月下来，忽然发现，我对学习产生了浓厚兴趣，我也忽然发现微积分竟然也有很多乐趣，很多解不开的题一旦解开了很有成就感。”
第三次和第四次两次月考考下来，平均分竟达99分。忽然觉得自己好像没有那么笨，这是他这平生第一次有这种“聪明的感觉”。熟能生巧，只要掌握了方法，一切似乎并没有那么难，不断总结自己的学习方法，触类旁通，其他科目例如经济学也考得很好，都是90分以上。
再回忆起大学时代的他，很感谢当年他抓作弊的老师，因为那一次改变了他的一生。
研究所的第二年的时候，在《工商时报》做记者的同学把介绍到了报社当金融记者。在台湾，记者这个职业是不被年轻人当做终身的职业，通常做个两三年就会转业。做了两年记者之后他开始考虑跳槽转业，但是职场似乎总跟他作对，忙乎一阵过后，他始终未能谋得满意的职位。无奈之下，只有考虑出国留学了。但是他也没时间念托福和GRE，考试的时候，托福考了550分，GRE考了1640分，这样的分数是很差的。他申请了7所美国大学，只有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作了回应，而且没有奖学金。年轻的当时陷入了茫然，难道自己真的像老师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没有什么前途的学生？因为这所学校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学校。后来他倒了美国才知道，沃顿商学院在美国是大名鼎鼎的。
在沃顿申请了商业经济系。在东海和台大念书时，他总觉得自己的水平不错，但进入真正的学术殿堂后，才发现课程太难，根本听不懂。 特别是跟经济系博士生一起修《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课。考试出来的成绩都是C。后来因为平时上课表现还不错，从来不迟到、不早退，助教才帮了个大忙，把C改了个B-，这才得以继续留下来。
那次考试之后，不服输的劲头鼓励他发奋努力，最后，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通过考核，此时的才认为自己掌握了一些学习的窍门。
1985年，在沃顿开始写博士论文。起初，因为没有胆量做公司财务的课题，他只想做投资学方面的论文。在他看来，自己是不可能适合做那种软科学的，也不可能打进那个小圈圈。
总共才花了两年半时间就拿到了金融学博士学位。这在沃顿创校100余年的历史上可以说是非常快的了。
博士毕业后，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密执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和纽约大学任教，其间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逐步奠定了自己在该领域的学术地位。
然而，异国平静的学术生涯，在看来又有一丝沉闷。在谈到那段日子的时候，他这样回忆当时的想法：“都快40岁的时候，发现没有什么成就感了，因为在那边太专业。对这个社会没有什么贡献，有的时候常常看到电视，看到播出中国，心里面就觉得有点酸酸的，所以一有机会的线年，抵港，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从此，由一名亚洲与中国经济的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
2000年底，在香港立法局与众投资银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演绎了一场“孤胆学者舌战世界十大投行”的壮举，至今仍然为人津津乐道。
2001年底，进入内地证券市场。他提出：“应当审慎地提出一个‘新监管’思维，考虑如何在大陆法系架构下，尽快融入‘辩方举证’和‘集体诉讼’这两项保护小股东的规则。
之后，炮轰德隆、三叩TCL、四问海尔、七敲格林柯尔，在媒体间掀起一场“郎旋风”。褒之曰：体现了一位经济学家的深厚学术功底和知识分子为国为民的侠义胸襟。贬之曰：不谙中国国情的“民企杀手”，只为出风头的狂人。
说：“我情愿往国内走，我不愿往美国走，因为在这边你会受到重视，你的意见受到重视，你能够为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做一些事情，虽然我只做了个开头，提出了一些观念，但是还是很重要。”
成名后的多次谈到自己的求学生涯，他说，自己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精英，从小就不是。每个人的成长都需要经历一些人、一些事以后，才会有所改变，普通人是这样，名人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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