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它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建立了共和，实现了本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的第一次腾飞，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同盟会发动的十次武装起义有三次在广西境内，并且是孙中山亲自发动和指挥的。不少革命先驱的事迹，给后人留下深深的怀念和崇敬。先祖父刘崛、是广西辛亥革命元勋，在辛亥革命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他追随孙中山先生奔走于运动，舍身革命二十余年，实为孙中山之忠实信徒。
刘崛（1878—1964） 又名刘美延，字尊权。容县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入桂林体用学堂学习新学，接受维新变法主张，倾向改良主义。三十年到梧州国民学堂工作，与胡汉民结成友好，开始致力于民主革命。同年赴日本留学，先入法政学院，后入早稻田大学。次年加入同盟会，任广西分会会长兼主盟人，发动会员和华侨募捐，创办广西第一个海外发行的进步刊物《粤广》月刊，又名《粤西》杂志，先后出版3期，部分传回国内在桂东南一带散发。三十四年受孙中山委派，以同盟会专使身份在广西、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朝鲜等地活动1年之久。宣统三年（1911）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回到梧州，以浔郡中学为落脚点，继续领导梧州、浔州（治今桂平）、南宁一带的同盟会组织进行反清活动，曾在象州被清军捕捉，幸得当地同盟会营救脱险。武昌起义后，发动桂东数县民众迫使梧州官府宣布“独立”，不久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参议。1912年参加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并任中华革命党军广西司令长官，投入讨袁战役。1924年出席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命任广西省党部指导委员。1925年后任党史编纂委员会专任委员兼主任秘书。广西解放后任广西文史研究馆馆员。
刘崛、原名美廷，及长改名尊权，故乡人成为老尊，1879年11月11日出生，家本小康，世居广西容县县底乡康圹村(古称狂圹村)，父辈有兄弟四人，接受过教育，以后家道中落，乃胼手胝足勤耕力锄以自食。童年时，刘崛即参与与牧牛，割草诸农事劳动，实为典型农家仔。他从小天资颖悟，童稚时即崭露头角，常组织诸牧与邻村童唱山歌，每获胜，敲击草刀、吹簕芦笛列队游行，庆贺胜利。年纪稍长就在近邻石扶村一所乡间小学念书。他勤奋好争，每与人谈吐。多有独到见解。
刘崛的姐夫黄宏宪（同盟会员，后曾任广西谘议局长）对昏庸腐败，丧权辱国的清政府非常不满。此时，他在桂林的一所新式学堂求学，刘崛在其姐夫的影响和资助下，抛弃科举仕途，也来到该学堂一同求学。临行前其父刘振树恳求祖中地主刘达阶借银币十元给子作盘费，只借到八元，祖父对此事，很有反感。在该学堂求学期间，刘崛组织了一些维新派人士，接受了维新变法的主张，学到了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学説和自然科学。1902年，刘崛从桂林负笈归来，年方24岁，烽火正茂，其父以有子读新学，知书识理，可望成器，举家欢庆，逐为崛请毕业酒，命他自似联语贴于大门和正厅门外。时祖父年轻气盛，调侃不羁，不畏权势，趁机在联语首字，以村名“狂圹”二字，借题大抒己见，表达个人抱负不亢，寓意于“天生我才比有用”，并讽刺富豪人家，目光短浅，不恤贫济困，寓意于“有眼不识泰山”。
这两首联语，惹起前来庆贺的地方绅士刘达阶等人的极端不满，斥为狂侼无礼，“小人得志，竟敢敲公孙头壳骨”。煽动众人罢席而去，祖父以一笑置之。
1904年春，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广西梧州办新学堂，启迪民智，培养人才，开明道台庄蘊宽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也在梧州办起了梧州府国民中学。当时，陈协五（清朝举人，后人同盟会）任该校校长，黄宏宪任教务主任，有聘请了民主革命党人胡汉民到该校任总教习。刘崛在黄宏宪的推荐下也来该校任教。由于他们政治思想倾向相似，一致赞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非常投契，结为好友。极为鼓吹革命，大造推翻清朝政府之舆论。刘崛秘密参加宣传活动，对学生谈论革命思想，依一部分学生很故意接近，思想也有了进步。1905年初，梧州道台庄蘊宽，提倡新学，准备在梧州道各州府选拔优秀人才去日本留学，刘崛认为这是寻求革命真理救国救民的良好时机，便报名应试，终以成绩优秀，名列第一，获公费留学日本。在离开家乡去异地求学时，他曾写下“埋骨何须归故土，人家无处不青山”，这两句慷慨激昂，立意不亢的诗句。
1905年10月，刘崛到日本，初入东京政法大学，后转早稻田大学，适孙中山先生提倡革命，莅临日本，组织中国同盟会于东京，刘崛经友人胡汉民、邓家彦介绍，由孙中山主盟，于1906年5月31日加入组织，并受孙中山指派为同盟会广西分会长兼主盟人。此时，在东京总部会馆时常与孙中山见面往来。嗣后接受孙中山指示，专心致力于革命活动，在校上课时间很少，奔走革命和读书求学二者不可兼得，逐毅然决定中途退学，装搞革命，表明他来日本求学之日，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各利权势。1906年至1907年间，经刘崛发展和主盟的广西籍同盟会员，由原来十多人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人，并先后均派遣回广西工作，为广西播种革命种子。同时，刘崛和陸涉川向广西籍当学生和华侨界人士筹款，创办了广西第一个革命刊物——《粤西》月刊，并亲自担任该刊主笔。经常结合广西情况写打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揭露贪吏的罪行，反对正义群众，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等文章。号召当学生和爱国华侨起来参加和支援革命。每期出刊，刘崛就想方设法，通过来往内地华侨商客秘密带回广西各地散发。深受各界进步人士的欢迎，起了发动革命的作用。
1907年至1908年初，孙中山曾多次派刘崛去南洋各府联络华侨，筹捐军饷并协助宣传革命真理，创办刊物，激发了广大华侨界的爱国热情。各地华侨大部分都是热爱祖国，倾向革命的。孙中山在华侨中有很高期望，他们知道刘崛是代表孙中山而来，故每到一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和亲切照顾。对于捐款都非常踊跃，没遇到什么阻碍，捐款由上万元至数万元的人为数不少，支援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辛亥革命运动。
1908年5月，孙中山在东京指派刘崛回广西筹划武装起义，刘崛，刘古香，黄日初等革命党人，回广西梧州后，筹建广西同盟会，准备策动梧、浔、柳各地防军和会党在梧首先起义。此时，刘崛负责军事最高指挥。为了尽快发展革命武装，他积极联络浔江，桂江，梧州一带绿林，会党数千人，使他们能成为配合响应起义的一支武装力量。同时刘崛等人在梧州又办了《广西日报》《梧州日报》组织了“优胜剧团”宣传革命真理。同盟会总部也先后派遣许多广西籍会员回广西各地加紧联络地方革命力量，密谋响应，依梧州成为广西同盟会的活动中心。后来由于活动频繁，引起清政府秘密监视，不便开展工作。不久，刘崛就离开内地返港。此时，孙中山再次派他去南洋各地开展革命宣传和筹集军款。他以孙中山专使身份，风尘仆仆，不辞艰险，遍历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缅甸，印尼，朝鲜等地，每到一处，一两个月不等。
1911年1月18日黄兴抵香港,主持广州起义筹借工作。此时，刘崛在港同盟会总部参加了这次重要决策，月底成立统筹部，主要步骤和计划是：决定分作三个地区——武汉，上海，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刘崛是广西人。参加广州地区的策动较为方便有利，分在香港分部工作。“三二九”起义前，刘崛，刘古香，刘德山回梧，负责组织广西会党，绿林武装参加进攻广东督署。他与刘香谷，李德山秘密组织机关于广州旧仓巷福榕里，刘崛所带人马，已集结于城外，由于起义工作太广泛的原因，秘密难以保守，消息容易泄漏。加之无端生出一宗意外事件，温升才不受党的节制，个人秘密行动，打死清朝将军孚琦，温虽壮烈成仁，但却坏了党的大事。省城风声紧张起来。兵加强戒严，不分昼夜严密搜查，有两处秘密机密竟为所破。与其改期迟缓，授敌以隙，不如及早举义，先发制人。经商议后，刘崛即出城，准备带人马进城参战，不料清兵关闭城门，他所带人马无法入城增援，黄兴所部孤军作战，激战一昼夜，寡不敌众，终于失败。收烈士遗骸七十二具，葬于城郊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三二九”起义失败后，大部分同志潜回香港，刘崛考虑回港不如回广西对革命工作更为有利，于是从血雨腥风的广州城回到广西，以浔郡中学为落脚点，教书为掩护，领导梧州，浔州，南宁一带的同盟会进行活动，组织实力，准备再次举行起义。不久，刘崛以探亲为名，跟随大瑶山绿林温氏进山与其首领接头议事，路径象州东平村时，被清廷哨所搜查，以革命嫌疑逮捕。由柳州知府李东平亲自审讯，后得柳州中学堂堂长钟明甫（同盟会员）掩护担保才获释放。脱险后，刘崛打算回容县家乡进行活动，刚到桂平江口镇又得到消息，説梧州知府李开先亲自到容县逮捕革命党人，刘崛是要犯通缉在案，风声甚紧，回容县也无法立足，只好途中秘密转往香港。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成功，震撼了清王朝，捷报传到了广西，由于同盟会在梧州已经有了基础，刘崛等人用捐款和枪械支援了西江，抚河一带的绿林，会党，使他们成为配合起义的一支武装力量。
1911年10月31日，刘崛等人联络梧州的一带会党，绿林两千多人在梧州集合各界人士，宣布独立，脱离满清王朝，揭开了广西率先反清独立的一页。紧接着刘崛又赶着南宁领导同盟会员敦促陆荣廷响应，逐于11月9月南宁宣布独立。
广西宣布独立后，但广西军政大权掌握在清朝广西提督陆荣廷等手中，尚未达到真正之光复。陆荣廷采取诡计，提出以桂治桂的口号，迫使由旧清朝官僚变为广西都督的王芝祥（北京通县人）离桂，他当上广西都督，全部起用旧官僚，土豪劣绅把持各级政权，收买同盟会中的不坚定分子，打击排斥革命党人。不久，外省籍同盟会员和新军此伐去了。本省同盟会失去武力支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政体，刘崛不畏强暴，继续领导同盟会，坚持斗争，从新吸取会员，征集民军，自任民军征集所所长，来和旧势力对抗。陆荣廷使用了“攻心战术”软化同盟会员，拉拢一些地方官吏为其复辟效劳。刘崛在广西享有很高的地位和声誉，梧州保守党陈太龙等人进行活动，利用刘崛为他们服务。刘崛不爱他们威逼利诱。相反，讽刺陈某一番，説他们这些顽固不化的残余清官已是日落西山，春日残雪，不必痴心妄想了。一席话，戳穿陈某人的阴谋，使他们羞愧难遮，十分狼狈。正如刘崛自己所説：“有些革命党人为了各利，为了做官，经不住陸的一打一拉的两面手法，甘顾拥护残杀革命同志的就官僚，能坚持革命不受禄引诱的人是不多的。”
1912年1月，适南京政府参议院成立。广西都督陆荣廷推举刘崛为广西代表出任临时政法参议员，迫使刘崛离开广西，解除他心腹之疾。此时，刘崛对广西名虽独立，实则政权仍专属清朝旧官吏把持，放心不下，于是去电请示孙中山表示不顾去南京。孙中山复电，大意説：“清政府已经推翻，广西的事就给陆荣廷去管吧，不必坚持在广西了”。刘崛不得不遵照孙中山指示，离开广西，在赴南京之前，刘崛代表共和党广西支部曾向陆荣廷和议院致电，提出了强烈抗议和要求，电文如下：“桂林陸都督，议院鉴：广西虽称独立，而一切用人行政纯与本党共和宗旨反对。
现本党认为必须要求如下：（一）不准沿用亡清旧巡防队各级编制；（二）现存五百万公款，应开例预算表，按册开销，不得分为滥用；（三）军政用人，应由公民推选以备委任：（四）不得相互官犯及于奸；（五）悉数招抚绿林，分别安置；（六）除劫掠外，不得诬民军为匪；（七）征集北伐军，照原案办理，赶速出发。各件请速明确电复，否则本党用相当手段以促进行而维大局。
刘崛以大局为重，敢于向陆荣廷都督，议院提出这种要求，説明他不畏强暴。把个人安危置之以外。此次，刘崛还特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要求广西政府悉数招抚绿林，分别安置，除劫掠外，不得诬民军为匪。”陆荣廷“礼送”刘崛离开广西后，随即大肆捕杀革命党人，消灭和遣散刘崛等人所征集的民军，完全篡夺了辛亥革命果实。
1912年3月，袁氏篡位，粉墨登场，“中华民国”很快就被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所代替，废除《中华民国临时法》取消共和，残杀党人，无所不至。孙中山在这种沉痛教训的情况下，再次东渡日本，重新组织“中华革命党”。刘崛竭诚响应，二次赴日，同行时有容县的陈协五，陈汉刚，何轩堂等人。每人都剃了光头。表示反满清朝廷之坚定信念。乡绅林紫冉曾説：途经广州时刘崛曾作诗一首，“未离乳臭相排满，将到毛长又剪清”。着重示意革命对象，是推翻满清。
为此，刘崛成为袁氏眼中钉，曾下秘密通缉。两广总督张鸣岐行文给香港政府，诬蔑他为杀人越货土匪，畏罪逃到香港，要求引渡回广州杀害。1912年秋被港府追捕入狱。在这紧急关头。革命党人，一面利用国内外舆论，揭发清政府的引渡阴谋，一面准备雇请英律师截维礼，出庭辩护。由于那时革命党人处于台下，在没有财权的艰苦斗争中，援救刘崛的活动经费是十分拮据的。于是组织上派人捎信回容县，要求家族出力筹措部分援助经费。事经亲属奔走呼号，得到族中人士同情响应，设法从祀产筹款，暂停一切祭祀扫墓活动，凑足所需银元，委派刘伯阶，刘骏一等人为祖中代表，会同盟联络人员，解疑至香港，果然财去人安，刘崛获释得救。作为一个中国通的英国律师截氏，在法庭上用一口流利的广州话为刘崛力辩是：因对清庭不满，遭到清政府的仇恨，不能在中国立足，逃往香港，属政治避难，按口际惯例，不能引渡。香港政府，辞穹理屈，只好判决驱逐出镜了事。仅此一事，足见辛亥革命深入人心，且得到外国正直人士的正义同情。
刘崛在港获释后，即赴日本东京，参加孙中山重新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并爱孙中山任命为中华革命军广西司令长官。1914年10月中华革命党宣布讨袁。次年春，总理派遣各省司令长官回本省开展工作。刘崛自身回国，在军需拴弹匮乏，内外绝少援助的困难条件下，深入广西各地，并不久又与湖北的田桐，湖南的刘#一。云南的李根源等均建立了联络了关系，并时常将情况密报孙中山先生。他不惜艰苦，出生入死，加强联络，做了不少争取发动工作。
袁氏死后，段氏再起，南北军阀混战，各自割据，争权夺利，革命党人奋斗数十年以鲜血换来的果实遭到军阀蹂躏。
孙中山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下，提出了“出战为师”，接受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国共合作。刘崛积极拥护和执行了孙中山提出的这一主张。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民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崛被孙中山指派为广西代表出席大会，这次会议确定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通过以反帝反封为主要内容的宣言以及新的中党纲，党章和改组的各项具体办法。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关系的正式建立和改组的完成。会议期间，刘崛与李大钊，李立三，等共和党领导人进行过交谈。闭会后，孙中山指派刘崛为广西省党部部指导委员。他在国共合作过程中作过积极的努力。1926年1月，国党广西省党部成立。同年三月，省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刘崛，俞作柏。林进才，李宗仁等人推荐为筹备委员，筹划开展广西各县的农动。唯当时仍受地方军阀劫持，不能实行指导和发展活动，乃辞职。不久，中山北上，更至病逝世燕京，刘崛以中山先生逝世后，志冷心灰，且清朝政府已被推翻，初顾已偿，可以告无罪于国人，以后建国大业，可由后人去做，决定不做政治活动，对于政治并不做任何主张，唯同志中以崛对于党事颇为熟悉，故佥劝，又出任了“中央党史委员会”专任委员兼主任秘书一职。其任务完成，当以同盟会起至民十四年止。故抗战八九年间，埋头苦干于党史及公务事。其他概不予闻。
刘崛回梧州后运气不好，他白天乔装打扮进城，晚上住在郊外的长洲乡黎东平家。然而，梧州知府李开侁的鼻子非常灵敏，再加上梧州城很小，不利保密，刘崛好几次险些败露行踪。
刘崛心急，因为他这次带着一项具体任务：与柳州的同盟会负责人刘古香共同策划广西武装起义，但“二刘”好几次都接不上头。与此同时，刘玉山、陈勉生等同盟会会员来到了梧州。后来，大家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在梧州三角咀西医院的一个小房子里碰头，召开秘密会议。
早在1906年，设在香港的同盟会南方支部曾派韦立权、刘嶔、谭剑英等人到梧州，在大南门外设立文明书阁作为联络处，并活动于柳州等地，秘密发行《民报》、《革命军》、《警世钟》。梧州已经发展了一批同盟会会员，这次开会，就是城内的会员张罗的。会议的决定是：武装起义先在梧州发动，浔州、柳州、玉林亦同时大举。
刘崛等人正在布置任务，突然尖锐的哨声响起，窗外人马急促奔跑，原来李开侁已接到消息，于是全城戒备，大肆搜索革命党人。无奈，大家带着流产的计划，急忙撤退。
带着第一次出师未捷的挫折，刘崛被孙中山派去南洋募集革命经费。大半年时间里，他到过朝鲜、越南、暹罗(今泰国)、缅甸、印尼、星加坡（今新加坡）及南洋各大埠，每处住三两个月不等，他的筹款工作倒是挺有成效的，不久后就帮了他的大忙。
1911年“三·二九”广州起义前，刘崛再度被派回国，配合刘古香负责组织广西籍“选锋”进攻两广总督衙门。当时刘古香与李德山在城内秘密进行起义准备，因起义突然提前，清兵关闭了城门，住在城外的刘崛无法带队入城增援。起义失败后，官府严厉搜捕革命者，刘崛连夜搭船回梧州。
刘崛第二次回梧州，仍然受到“冤家”李开侁的严密监视，无法立足，于是转上浔州府以求发展。在同盟会朱金钟等三位同志的帮助下，在浔州中学任教师，以此为掩护进行革命工作。
刘崛一有空就往深山老林里钻。他明白梧州简直就是水泼不进，于是把目光投向外围的会党游勇。
那段时期梧州的会党、游勇比较“生猛”。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广西巡抚黄槐森奏：“梧州等府所属州县，因为与广东边地犬牙交错，山深箐密，素为匪徒出没之区，加以通商口岸，华洋杂处，更恐匪类潜滋勾结为患……”他们“生猛”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梧州开埠后洋货大量流入，本地的手工业者破产，传统农产品失去市场，很多农民被迫放弃了耕作，或者到越南谋生路，或结帮到云贵贩卖鸦片，有的干脆加入会党，只为混一口饭吃。
在这样的背景下，1900年，苍梧成立“支那图存社”，组织群众，举行反帝示威游行；1902年前后，广东会党首领陆兰清派巫其祥到梧州发展“三点会”，入会者有两三百人。
这样一些反清武装无疑是刘崛眼中的“至宝”。刘崛明白，他们中不少人是被迫为匪的，但凡有活路，大部分人都不愿意过这种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生活，所以他们是可以争取的。要想自己手上有武装力量，只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于是，知识分子和会党、游勇，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牵手”了。
但是，要见“匪首”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会党、游勇生性警惕，“不和陌生人说话”。要想打开口子，得有中间人。刘崛碰了很多钉子之后，找到了一个牵线的人——藤县人温良才的儿子温某。
温良才曾参加过太平天国起义，温某因常听父亲讲洪秀全的故事，十分同情革命，对刘崛很友好。温某和大瑶山一带的绿林头领关系密切，就主动请缨去负责疏通，介绍刘崛前去。
当地实力最大、最多的土匪头子是郭伯攸，又名郭三，有枪两三百支。其次是陈某，绰号“亚杠六”，有枪100多支。其他头目各拥枪几十支不等。
于是，刘崛从浔州来到象州，联络在东平圩活动的郭伯攸。不料，当地的清军管带白有禄一直盯着郭伯攸的活动，对来历不明的人和远路客商一律逮捕审问，刘崛刚露脸就被拘捕了。
刘崛向他辩解：“我是来探亲的，没有不轨企图。”但白有禄认定一脸书生气的刘崛是革命党人，把他押解到象州，主张非把他杀了不可。恰巧右江道道台李某也在当地巡访，讯问了一下，谨慎地说：“他是个官派留学生，不能不明不白地将他处死。先不要杀他，我发封电报，让我在柳州读书的儿子调查调查再说。”
李道台儿子是柳州中学的学生，他不知道如何“调查”，就向校长钟明甫打听。刚好，钟明甫也是同盟会会员，他巧妙地保护了刘崛。于是刘崛有惊无险，大难不死，重获自由。
李道台把刘崛送走，叮嘱他回浔州“好好教书”。但刘崛脱身后刚到桂平江口镇，就听说李开侁在容县制造了“党狱案”，抓了几个同盟会会员，自己也在通缉的名单上。原来，刘崛与革命党人通信时，曾经将“国家”的“国”字只写外边的大“口”，不写里面的“或”——也许是为了图省事，也许只是书写习惯，但李开侁和容县的绅士黄玉雄、苏绍章截得这些信后，咬定这是革命暗号，就以此为借口，在容县搜捕革命党。这次刘崛教书先生做不成了，连夜搭船下香港。
同时被通缉的名单上有陆宠廷、陆涉川、庞定宗等几个人，不过他们都事先得到消息逃脱了，但黄宏宪的弟弟黄爱存被逮捕杀害了。
容县是广西最大的侨乡（有70万人侨居海外），也是辛亥革命的英雄之乡！广西有同盟会员60多人，容县入同盟会就有35人！占广西同盟会人数的一半！容县还有4万多海外华侨为辛亥革命捐过款。
刘崛，为容县县底乡康塘村人，青少年时就有反清救国大志。他家乡叫康塘，又叫狂塘，他曾以狂塘为名题写门联：
刘崛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06年加入同盟会后，他很有组织能力，到第二年就把十个人的广西籍同盟会发展到了60多人。
刘崛是怎样发展同盟会的呢？原来，日本人杀猪，一律不吃猪内脏。刘崛就常把猪的心、肝、肺、大肠、肾熬成一大锅，请同学来改善生活。留学生一般都穷，经常来刘崛这里加菜，对他就有好感。一边吃一边听他讲革命道理，许多就加入了同盟会。1906年至1907年间，经刘崛发展和主盟的同盟会会员，由原来十多人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人（有些是广东人）。
他到绿林出没的深山，常在晚上到出入的山路口独坐，不怕被杀。那些绿林见他没什么可抢，又常来，就感到奇怪，就问他，发觉他精神正常，就跟他聊天。于是他跟绿林和他们的头领交上朋友。他同情他们因受盘剥太重，而当上绿林，久而久之，他跟绿林宣传革命道理就生效，愿跟他一起推翻腐败的清皇朝。于是，他就弄到了大批枪。
他在海外办起、发行革命刊物《粤西》，散发回桂东南、大傜山一带。孙中山任命他为同盟会广西分会会长，曾回广西发动革命。并帮孙中山策动粤、桂、滇武装起义。
后孙中山任命他为同盟会专使到新加坡、马来亚、泰国、越南、印尼、缅甸、朝鲜和国内的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等地，出生入死，宣传和组织革命力量。刘崛有一条假辫子。他剪去头发，宣传革命，但回国在穿城过市时，就得把假辫粘在头上。粘假辫用的是粘贴力很强的糯米浆糊（用糯米粉蒸熟，再用木杵捣糜）。当要脱去假辫时，用手扯，常痛得满头大汗（这个细节，是他生前告诉儿媳妇何云，而何云健在，今年92岁。何云在2011年秋告诉笔者的）。有次，是刘崛为革命集资得最多钱的那一次，遇到了追捕。万一被捉，那笔巨款就要落入官府手中。清兵割下他的头颅去领赏，至少可得1000两银子！眼看就被擒，刘崛急中生智跑进一间学校，走进一间教室，拿起一本书，埋头细看，坐得端正。清兵入校，又认不出他，他才逃过此劫。
刘崛在1911年配合黄兴组织和参加过“三.二九”广州起义。枪响时，他带兵在城外想入去支援，但清兵把城门紧闭。他的战友有许多人为国捐躯，其中有72人埋在黄花岗。他象黄兴一样有幸逃脱，回广西，曾以浔郡中学为落脚点，领导梧州、浔州（桂平）、南宁的同盟会工作，来往大傜山联络组织反清武装，过象州时，曾被清军逮捕，幸得同盟会员营救出狱。他回容县，发现街上贴着通缉他的布告，于是赴香港。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派他到梧州筹办了《广西日报》《梧州日报》和文明图书店，宣传革命纲领。1911年武昌收首义后，刘崛带领新军、会党、绿林，共2000多人，攻下梧州。10月31日，梧州宣布独立。后，刘崛到南宁等地组织独立。11月5日，平南县宣布独立，7日，桂林和广西宣布独立，9日，南宁和柳州宣布独立。辛亥革命后在反对袁世凯复辟时，他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革命军广西司令长官。他出席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任命为广西省党部指导委员。孙中山去世后，他任党史编篡委员会专任委员兼主任秘书。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任政协广西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广西文史馆员。
刘崛平生的战友中，胡汉民与他最好。（后来胡汉民去世，刘崛一回到家就大哭一场。这是家人发现他唯一一次痛哭！）
刘崛虽然官做得大，但他十分廉洁。他家乡依旧泥砖破屋数间，在容城也没有自己的私房，只长期租住在低矮的平房里。上世纪五十年代，广西人民政府从南宁来人请他全家赴邕，答应给他安排几间房屋，安排他儿孙工作，让他专心写史料，并准备配一个秘书照顾他。但他没有去，只在容县每月领取40元“车马费”作生活费用。
刘崛在国内有儿子、媳妇、三个孙和三个孙女。他媳妇每月工资为24元，加上他的40元，极为节俭地度日。他这40元不够用，本可申请发补助。但他不这样做。他没钱买香烟，就到容城的街道捡别人烧了扔下的烟头（笔者当时是少年，亲眼看见此事），揉碎，用烟纸卷来烧。据他最小的孙女刘文莉（容县糖烟公司退休员工）回忆，她小时候常在扶爷爷出街时，帮他捡烟头。爷爷刘崛常用拐棍点点地面，对他们兄弟姐妹说：“国家还很穷，你们要学会自己力更生，不能依赖国家，不要当寄生虫！”。
刘崛在城里没钱买新屋，他全家70多年一直靠租房住。直到改革开放，他死后30年，他有个孙子才靠做生意挣了点钱，建了一栋洋楼。而他乡下老家，只留下一间破烂的泥砖房——成为文物，成为当了“省级高干”也清廉的活教材！
刘崛（1878年－1964年），又名美延，字尊权。广西容县县底糠塘人。中国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政治人物。
刘崛于清朝光绪廿八年（1902年）进入桂林体用学堂学习。光绪卅年（1904年）刘崛到梧州国民学堂工作，结识胡汉民。同年，刘崛到日本法政学院留学，后来入早稻田大学。1905年，刘崛加入同盟会，担任中国同盟会广西分会会长兼主盟人，创办《粤广》月刊（又名《粤西》杂志）。1908年，刘崛被孙中山任为同盟会专使，在此后一年内到中国广西、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缅甸、越南、印度尼西亚、朝鲜等处活动。清朝宣统三年（1911年），刘崛参加了黄花岗起义，起义失败后到梧州浔郡中学潜藏。[1]
武昌起义爆发后，刘崛通过发动桂东数县迫使清朝梧州官府宣布独立，此后刘崛担任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后刘崛参加中华革命党，并任中华革命党军广西司令长官，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战役。1924年，刘崛出席了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任中国广西省党部指导委员。1925年后，刘崛担任中国党史编纂委员会专任委员兼主任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崛担任广西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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