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拥有的法学学位，随着两会结束而渐成热议话题。他们包括:国家主席习，拥有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有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也是中央党校的法学博士。
此外，最高院院长周强、高检院检察长曹建明，分别有着在西南政法、华东政法求学的经历。
大批政治家，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具有法律教育和职业背景，对“人治”历史悠久的中国来说，无疑更具有特殊的价值。
可以说，经过法学教育培训的人，更容易形成一种法律思维，这种思维如果运用到决策上，会使得相关决策的出台，更具法治的含金量。而这，正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法治中国”所需要的。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最高层领导人学历背景变迁，有其规律可循。成立初期的领导人，多是革命家背景；此后，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推进，国家高层领导人中，更多地出现了理工背景的领导人。
改革开放后，经济学背景领导人开始增多；而法学背景的领导人逐步增多，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的方略提出，不无关系。十八大报告就有提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
公众亦关注新任高层领导的法学背景，这或与期盼中国法治建设进一步加速有关。为此，本报依据权威消息，梳理新一届中国高层领导的法学背景，以及蕴含于其工作中的法治思维。
22岁时，李克强走进北大校门，就读当时还属保密的“政法专业”，即后来的法律系。
这还是1978年。同一年2月，学者梁漱溟，在全国政协直属小组会议上，批评当时的宪法是一纸空文。可以说，当时，人们对法治的愿望，非常迫切、坚决。而中国的局面，由人治渐入法治，恰好选择了这个时间点。
法律系教师杨敦先回忆，入学后的李克强，经常思考立法和国家政策的互动。李克强曾提交一篇论文《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试图以现代控制论和系统论，解释法学学科问题，被学校评为优秀论文。
同学陶景洲回忆，李克强虽然读的是法律系，但很早就对经济问题兴趣浓厚。“那时国门初开，同学中，应该说李克强是最早关注经济问题的。”
1979年，有门“国际商法”课程，几个同学跑到北京崇文门，去荣毅仁创办不久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实习，其中就有李克强；后来上“海商法”课程，李克强等人又去天津新港实地考察。“他可能认为学习经济法，必须要懂经济，所以在图书馆借了不少经济和经济法的英文原著。”
入学前，李克强的英语基础并不好。为了攻克英语，他做了个小本，正面是英语单词，反面是中文解释，苦记硬背。“走在路上在背，上食堂吃饭排队时在背，外出坐公共汽车等车时也在背。”
大三以后，李即能翻译英文原版的法律文献。现任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在1980年5月所写的一篇日记中提道：“克强同学真不简单，他翻译的《英国宪法资料》，已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录用，共1万多字。他另外翻译的两篇文章，也初步为我系杂志《国外法学》看中。”
周强亦是在1978年的时候，进入政法系学习。他所就读的学校，是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当时，18岁的周强，在西南政法学院算是“小字辈”，但学习极其用功。同学回忆，周强经常半夜打着手电，在蚊帐里学习，被喻为“囊萤映雪”。
努力学习者，还有曹建明。在有机会读书前，曹建明当过学徒工，工作大抵是劈柴禾、生炉子、挑煤渣、发面、拌肉馅。高考一恢复，曹建明就考入了华东政法学院（现华东政法大学）。
曹建明回忆，自己之所以选择法律专业，是因为法律追求的是公正，要做到惩恶扬善。“只有一个人格健全的法官，才能为善良的、弱势的群体撑腰。”
入学后，曹建明称，自己感到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和使命感。无论春夏秋冬，他开始每天凌晨4点半，准时起床，跑步后即投入紧张的学习中。数年如一日。他说，对我而言，相比在当学徒工时，每天凌晨3点多起床干活，那真是一种幸福了。
本科4年，曹建明勤奋好学，创造了华东政法学院的两项历史纪录：一是从本科到研究生，40多门功课全部为优秀；二是年年都被评为上海市三好学生。4年后，他又考上了该学院国际法系国际法专业研究生。
曹建明并未如预想一般，很快成为一名法官。1986年研究生毕业后，曹建明留校，在华东政法学院，一路从讲师做到了院长。
1999年10月，他被调入最高院，任副院长。此后，又于2008时，转入高检院任检察长。一路走来，初衷并未变，在当选高检院检察长之初，曹建明曾谈到，检察官和法官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者，虽然具体职责不同，但二者有着共同的价值目标，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有着一致的追求，都要牢固树立公平正义理念，准确理解和把握公平正义的内涵，自觉用公平正义理念指导执法活动。
周强的工作履历，与法治建设，也是密不可分。1985年，甫一毕业，周强就进入司法系统工作，并在司法部工作了10年。2006年时，周强离开团中央，赴地方任职，出任湖南省省长。
作为一名经历过系统性的法律教育，并曾在司法系统长期任职的官员，周强将其法治思想，运用到对湖南的治理之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周强表示，“要运用法治的方式，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法治湖南”也是周强主政湖南期间一条重要治理理念。2011年8月，《法治湖南建设纲要》公布，这被视为周强在推进“法治湖南”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程。
有着法学博士背景的习，也是高度重视法治建设。早在2003年，习任职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浙江便提出，要加强法治建设。2006年，浙江省率全国之先，在该省的十一届十次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作出建设法治浙江的决策部署。
可以说，正是因为习以及后来主政者的推动，在“法治浙江”建设过程中，浙江全省各地涌现了许多新做法、新经验：乐清市推行人民听证制度，强化人大监督；温岭市探索实施参与式预算改革，深化政务公开；台州市路桥区建立外来人口三级议政议事平台，加强政治参与。
2013年1月7日，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习总书记提出要求，全国政法机关要顺应人民群众对公共安全、司法公正、权益保障的新期待，全力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过硬队伍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机制改革。
同样拥有法学博士学位的李源潮，更是将法治思维，嵌入到实际工作中。2002年11月，李源潮在南京力推“万人评议机关”的活动，并发表题为“请人民评判”的简短讲话，当年，南京市政府两名局长因此丢了“乌纱帽”。
除了“万人评议机关”活动，在李源潮主政江苏期间，人事制度的创新颇多，比如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制、辞职制，“双推双考”集中调整省管后备干部，公开选拔省管正职领导干部人选，以及干部提醒谈话制度等。这些创新中的一些做法，还得到中央肯定，在全国推广。
可以说，对法治的重视，不仅蕴含于新任领导人过往的法学背景、工作履历，也富含于其就任后的演讲、答问、讲话中。
实际上，早在去年年底的“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习就谈到，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今年3月17日，国家主席习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时，再次强调法治的重要性：“我将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推进依法治国”。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答中外记者问时，也多次提到宪法和法律。在开场白中，李总理开宗明义：我们将忠诚于宪法，忠实于人民，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把努力实现人民对未来生活的期盼作为神圣使命，以对法律的敬畏、对人民的敬重、敢于担当、勇于作为的政府，去造福全体人民，建设强盛国家。
在谈到建设法治政府时，李总理又强调，要把法律，放在神圣的位置，无论任何人、办任何事，都不能超越法律的权限，我们要用法治精神来建设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现代政府。
根据中国新闻社的报道，总理答记者问刚刚结束，美联、路透、法新三大通讯社就已推出多条报道。
美联社对反腐问题予以关注。报道援引中国学者的话说，反腐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主题，但李克强将反腐的重点放在建立完善反腐机制以及监督上，这一观点引起了新的共鸣。“根据法律法规处理问题，真正体现出中央政府对法治建设的重视。”报道称。
瞭望周刊社的报道则认为，以李克强的学识背景和从政之路来看，他被认为是带有强烈制度偏好、市场偏好的改革者。“李克强对制度和法治的研究，是长期而持久的，他对于现代社会法治的重要性和制度建设，了然于心。”
报道指出，在主政地方时，李克强多次要求着力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能力。而今，在答记者问时，李克强表述了新一届政府，在反腐倡廉方面的“约法三章”。他表示，本届政府内，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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