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在苏联时期拥有的官方声誉，是世界文学史上任何一位作家都无法企及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苏俄文学界的泰斗，舆论在他生前与死后却多次出现过截然相反的评价。他一生曾经有过多次“自我颠覆”、“自我否定”的价值观的大跳跃，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和难以解释，关于他的评价像来回烙煎饼一样“不停翻个儿”也就在所难免。本文讲述的是高尔基从意大利返回苏联之后成为“红色文豪”的历程。
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党内斗争的天平很快就明朗化了。斯大林赢得了党内的绝对权力。1929年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至于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从来就不是斯大林的对手，他们在国内政治方面也起不了什么重要作用，何时收拾他们只看斯大林心情了。1929年6月托姆斯基被撤销工会领导人职务，6月布哈林被开除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9月布哈林又被开除出政治局，就在这同一个月里卢那察尔斯基被解除教育人民委员的职务，10月30日雅戈达被任命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头子，“斯大林的俄国”大局已定。
在此背景下，1929年11月27日、1930年1月高尔基多次从意大利给斯大林写长信阐述自己的观点，信中在承认斯大林权威的前提下，小心翼翼而又委婉地表示对党内斗争中一个个落马的“被宣布为离经叛道的”老近卫军下场的不理解，认为列宁时代的“内部斗争”曾经创造了“选拔优秀者”的条件，而现在的做法是否会“造成党的威信下降”，使年轻一代“自私的觊觎权力者竭力往前钻，占据显要的位置”，党内的官僚化使“布尔什维克不能为自己造就出与他们的能力与坚定目标相匹配的接班人”。斯大林在50天以后的1930年1月17日给高尔基的回信当中并没有正面回答他的提问和忧虑，而只是以胜利者的口吻告诫高尔基，“反面的东西总是会被正面的东西抵销和填补”，“我们中间不可能不出现疲惫的、衰弱的、绝望的、掉队的、最终叛变投敌的人，这也是革命不可避免的代价”（《斯大林全集》第12卷）。
这时苏联国内正在大规模展开“清洗运动”，高尔基已被内定为“国际右倾机会主义”和“妥协主义者”，国家安全局的卢比杨卡设立了高尔基的“特别专案卷宗”。这时很多人希望身在意大利的高尔基能像十月革命后那样以他那犀利的笔发出“正义的怒吼”，为反对斯大林个人独裁留下一笔精神财富。出人意料的是，高尔基自投罗网，甘心地成为了“斯大林的玩物”。据高尔基的传记作家巴拉诺夫研究认为，高尔基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向斯大林“缴械投降”，而是充满着“内心挣扎”，并且“谨慎”地与斯大林较量一番。他也曾试图为布哈林、托姆斯基说些好话，最后是个人的考虑压倒了一切，他选择了站在强者的一边。斯大林对高尔基急切想回国的心理活动掌握得一清二楚，也深知他“最没有主见而且容易感情用事”，于是就以政治谋略家的手腕让高尔基先靠近政权，这样就好给他的思想“套上绞索，然后轻轻地、但无情地拉紧它”（瓦季姆·巴拉诺夫：《高尔基传》，漓江出版社1998年）。
从现在大量公布的档案资料看，高尔基的确曾经有过一番思想斗争。他当初并没有想“合乎时宜”到后来的那种程度，但他回国以后就发现，以他的身份与十月革命时的表现，不把“时宜”合乎到最大限度是不行的。于是退了第一步就守不住底线了。高尔基的转变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高尔基自身人格底线的溃退、沾染权力后独立性的丧失，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对没有实际效果的文字抗争的厌倦和绝望”。他承认，如果你不愿意向制度做出妥协，你就休想从它那里得到任何东西。另外一点就是他的虚荣，国外的孤寂落寞与回国后的鲜花簇拥和众星捧月般地送往迎来场面形成鲜明的对比，他感觉到，只有在俄国才被这种“幸福感”环绕。他享受到了任何一个俄国作家在活着的时候都没有享受到的荣誉，他认定苏联才是真正的家园。为了回国和自己的利益，高尔基成为“乐意受骗”的人。他与斯大林达成了某种默契，当然这种交换关系的主动权从来就不在高尔基手中，他必须以自己的表现才能成为“斯大林集中营中自由的囚徒”。
其次，从斯大林这方面来说，他急需这样革命文学“教父”级的人物来创建“新文化”，内战以后知识界急剧的“粗鄙化”和“自我萎缩封闭化”，全然没有了沙俄晚期社会文化史上的辉煌，而新政权需要重塑革命的历史，高尔基是最恰当的人物。因为高尔基在苏联文学界乃至整个苏联社会的威望无与伦比，只要高尔基顺从了新政权，其他人则不在话下。斯大林知道，俄国知识分子的问题要比党内斗争复杂得多。党是可以靠“铁的纪律”来约束的，而知识分子历来有“思想自由”和“捣蛋鬼”的传统，他们的“非政权化、非政治化”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但是斯大林希望在他的统治下，要改变知识分子独立思维以及与政权作对的习惯，让这些喜欢各自为政的声音从此变成党的传声筒。这种想法当然不能让斯大林自己说出来，而是要找一个有威望的知识分子说出来才很有说服力。请高尔基回来，要让他在制服知识分子方面起一种特殊的作用。
所以为了能让高尔基回国，斯大林下了很大的工夫，他和高尔基之间有大量的通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俄罗斯民族强大的弥赛亚情结”打动高尔基。斯大林甚至在全苏联发起了一场吹捧高尔基的群众运动，并以“领导”整个苏联文学界作为条件。只要高尔基踏上国土，就注定要扮演斯大林所希望的角色，成为斯大林在意识形态的“旗帜”和吹鼓手，到那时他就是不情愿也由不得他了。
当苏联电台播出高尔基重返祖国的消息时，一麻袋一麻袋的信件涌向高尔基，这其中很多的内容都是祈求高尔基帮助他们摆脱厄运的。人们还记得那个人道主义的高尔基从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下救出很多的知识分子。
但此时的高尔基已非彼时的高尔基。他心里明白，仅仅拥护斯大林的领导、对斯大林改造国家的纲领持积极态度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个不同于一般文学家的“效忠”表现。正如芝加哥的《黎明报》所说的：“高尔基作为作家，在开始向党的制高点走去的时候便在扼杀自己了，高尔基在精神上已经死亡了。”（《黎明报》1928年7月23日）罗曼·罗兰则形象地称回国后的高尔基是“鼻孔穿上铁环的老熊”，他已经成为马戏团里“丑角”了，接下来他在苏联上演的就是一出“滑稽剧”了。
1929年高尔基被安排到“索洛维茨劳改营”参观视察。因为此前索洛维茨集中营的逃亡者在英国出版过一本叫做《地狱岛》的书籍，书中披露了很多苏联集中营制度的惨无人道的细节，认为苏联以“劳改营”的形式正在建立一个毁灭人性的系统。该书的出版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让斯大林感到十分恼火和被动，因此他非常需要一个有分量的、权威性的独立作家来驳斥这种“造谣诬蔑”，以便重新树立苏联的国际形象。高尔基就是被斯大林选中的最适合的人选。一来他刚刚返回祖国，二来他在国际上一向以不受制于任何意识形态的独立作家而闻名，由他出面“辟谣”是最有说服力的。
据说，“有关当局”颇费一番工夫才说服高尔基去完成这一“微妙的使命”。因为高尔基此前收到的“一麻袋一麻袋的”诉冤求救信件好多就来自索洛维茨。而经历过1918年那些事的高尔基当然明白这些诉冤都是真的。换句话说，索洛维茨的真相他绝非不知道，除非他自己“乐意被欺骗”。正如1930年茨威格给罗曼·罗兰写信说，高尔基很清楚，全世界都等着他证明，苏联等着他替他们说话，赞扬那里发生的一切，而另一些人等着他进行谴责。接下来就要看高尔基的选择了。
总之，高尔基对整个的安排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他明白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是斯大林已经为他安排好的，他不但不能说出劳改营的真相，而且只能按照“导演”的意图表演。这一次他果真没有让“主人”失望，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的，高尔基“以鹰和海燕的名义，在我们的和西方的、具有自由思想的大型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说，（劳改营）里面的犯人生活得非常好，改造得也非常成功”，不由得人们不信（A.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莫斯科1989年，第2卷）。在视察游览了劳改营以后的德米特罗沃集会上，高尔基热泪盈眶地说，苏联是世界上最民主、最自由的国家，“我感到幸福、激动。这里所讲述的一切不能不使人激动万分。我从1928年起就注意到国家政治保卫局是怎样对人进行再改造工作的，是你们成就了一项最伟大的事业！这项‘改造人’试验的成就应该归功于使用惩罚手段的国家保卫局这个机构。我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全体工作人员令人钦佩的工作表示祝贺！这是伟大的斯大林同志以具有历史根据和科学根据而创造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这将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实验”。他称肃反委员会的各种机构为“改造工具”，而劳改营里穿制服的管理人员是“文化工作者”。以这种“像大规模生产”一样的方式对人的“重新改造”，的确是苏联“古拉格政治”的一大发明。后来高尔基和马卡连柯“关于改造人”的教育体系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理论。
“索洛维茨群岛之行”严重损害了高尔基在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形象，人们已经明白他再也不是那个为反抗发出怒吼的高尔基了，他蜕变为斯大林“螺丝钉理论”的吹鼓手了。
而同一个高尔基在“不合时宜”时期曾经对俄国人大声疾呼：“人家在把你们当作无人性的试验材料来使用，在你们领袖的眼中你们仍然不是人！”（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曾经倡导“大写的人”、强调“文学就是人学”的高尔基如今却相信人只是“材料”，与“木材”相比只是更难“加工”而已。而斯大林这个伟大的木匠正在用“专政”的刨子刨掉“材料”的棱角，彻底扭转知识分子“不与政权合谋”的“分裂教徒”传统。高尔基本人就是被刨光的第一块“材料”！
接下来的1930年11月15日，《真理报》和《消息报》同时发表高尔基的最著名的政论文章《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高尔基的这句话后来成为苏联的“经典语录”。专政机关的人用它来回答任何质疑其行为不符合法律程序的人。比如有人在1938年向总检察长维辛斯基提出审讯中的“逼供信”问题，维辛斯基说：“我们不打算姑息人民的敌人。我们打人民的敌人一耳光并没有什么坏处，请不要忘记，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说过，‘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就连斯大林签署的命令当中也一再引用高尔基的这句话，更何况在当时的媒体渲染下，这句话便成为家喻户晓的“时代语录”。
这个在列宁时代写了上百封信为知识分子求情的高尔基的良知已经泯灭，他已经成为没有人性的御用作家，他对当时被捏造罪名的所谓“沙赫特分子”和“工业党”、“劳动农民党”人做出异乎寻常强硬的反应，他说，“我真想给他们几个嘴巴”。对斯大林指示对这一案件要“狠狠鞭笞，严加审问，康德拉基耶夫、格罗曼和另外两个坏蛋一定要枪毙”。他附和地称赞道：“这一案件的审理棒极了，我当然是赞成重判的。”他把虚构的“劳动农民党”案中的经济学家恰亚诺夫、康德拉基耶夫称为“坏蛋”、“下流坯子”、“两条腿的废物”和“白痴”，号召苏维埃国家的劳动人民无情地、毫不怜悯地打击这些隐藏的阶级敌人。
回国后的高尔基不但与十月革命前的高尔基有很大区别，就是于20年代的高尔基也有了很大区别。19世纪高尔基在为文学的“独立精神”呐喊时，不止一次地提出“为艺术而艺术”，为“文学而文学”。到20世纪初他又进一步地把自己的思想完善为“艺术脱离政治”的原则。到30年代、尤其是他回国建立起“苏联作家协会”以后，高尔基的口号发生了反向的变化：“艺术思想政治化。”
众所周知，“白海—波罗的海运河”是由苏联的政治劳改犯完成的“古拉格工程”。1933年8月，已经坐上了苏联官方作家头把交椅的高尔基动员了120名作家去运河工地上，以现场报道特写集的形式为斯大林“献礼”。高尔基作为《以斯大林命名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筑史》一书的主编，为该书撰写题为《社会主义的真理》的前言，高尔基在这篇前言中大肆赞扬“国家政治管理局”和“契卡工作人员”，以这种“强制劳动方式”把苏维埃社会的敌人改造成“新人”，他闭口不谈上千万人惨绝人寰的命运。索尔仁尼琴说，高尔基成为“俄国文学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颂扬奴隶劳动”的开创者。在他领衔主演下上演了“俄国文学史上最可耻的一幕”。高尔基的文章在西方舆论界引起很大的震动，他们声称高尔基已经沦为“舆论界和科学界暴力的卫道士”。高尔基已经彻底投降，成为斯大林政治的传声筒。1932年，鉴于高尔基的“突出”表现，斯大林授予他“列宁勋章”。当然这个荣誉绝不能平白无故就给高尔基的，因为斯大林希望他还能做得更多。
“拉普”是“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简称，是20世纪上半期苏联最大的一个左翼群众性文学团体。它具有战时时期的“时代特征”，一方面打着“血统成分论”的旗号强调“唯我独革”，另一方面又有某种程度的“组织多元”和“左翼反对派”的特点。那个时代许多“极”都是如此：政治经济主张非常激进，组织问题上却比较散漫，喜欢“党内民主”、我行我素，而不喜欢服从“铁的纪律”。从早期的卢森堡、托洛茨基直到十月革命后的“工人反对派”都有这个特点，高尔基自己当年参与组织的那个“召回派”也是如此。但现在不同了，斯大林其实无所谓“左右”，他要的就是和“党步调一致”、“听话、忠诚、服从和纪律”。而首席御用文豪心领神会，开始在文学界推行“铁的纪律”。20年代末随着斯大林统一体系的建立，任何在组织上“游离”于党的领导之外的团体都是这个制度所不能允许的。更何况，“拉普”曾揭露过高尔基“不合时宜”的过去，这虽出于“唯我独革”者对后来居上者的嫉妒，事实却很确凿，这自然也是文豪的心病。
于是高尔基提出“拉普”已成为发展苏维埃文学的障碍，他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切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看作人民教育委员会机关系统中的辅助机构，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在他的倡议与策划下，取消拉普，成立统一指挥下的作家协会。高尔基说，俄国的文化界的人士有一种“自制力失控”的综合症，他们一有缝隙就会说“不该说的话”，有一点才华就喜欢闹独立，艺术家都是具有个性的人，喜欢强调俄罗斯自古以来知识分子就不依附于制度，他们需要在党的帮助下才能从偏离的岔道上回到正确的航道上来。这一想法非常符合斯大林把文学变成“机器上的小轮子、螺丝钉”的愿望。1932年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建立统一的作家协会，高尔基直接参与了第一届苏联作协的组织工作，他自己也坐上了作协的第一把交椅的位子。1934年召开第一届作协大会，高尔基在大会上作了题目为“苏联的文学”的主题报告，正式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变成一种政治原则提出来。他在报告中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不打算自上而下地给文学命令什么、强迫文学接受什么，但是文学艺术工作者所表现的特点应该是具有正在被社会主义革命所发扬的趋势。”言下之意就是说，你可以写，可以随便写，以任何风格去写，但最后必须取得同一个结论：塑造正面人物、歌颂积极因素，“我们占上风”。由此奠定了后来文学作品中正面人物高、大、全的写作模式。
联共（布）的意识形态主管日丹诺夫接着发言，大谈与腐朽的资本主义文学相比，苏维埃文学具有史无前例的优越性，应当少讲我们的缺点，不要让苏联的敌人借此来钻空子，所以在文学作品中一定要反映出“我胜敌败”的趋势。这次大会以后，文学在苏联的人文精神已经消失，认知功能也退居到第二位甚至第三位，它的主要功能是一种宣传功能，“歌德文学”由此诞生。文学变成政治的工具，所有的人都获得统一的创作方法。
1905年前高尔基提出过要保持文学的独立性，20年代他坚持过“脱离政治的文学”，而现在高尔基认为整个世界都在政治化，苏联的“艺术思想政治化”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高尔基统领的作协成立之后，所有的作家，不论是党员作家，还是非党员作家，统统被纳入到作协里。整个知识界以作协为样板照葫芦画瓢，接着成立了美术家协会、作曲家协会、建筑师协会等等。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再也不会有敢于抗衡体制的个人和非官方团体了。有人评论说，雄鹰般的高尔基变成了“游蛇”般的高尔基，虽说是一个伟大的“游蛇”，但是作为一个他时常标榜的“大写”人，已经在精神上死亡了。
完成了文学领域里的整肃，高尔基接着又投入到“没有展开过攻击的地方”——党史领域的“战斗”中去。
史学界是执政者篡改历史绕不过去的前沿阵地，对它的改造和重塑就显得尤为重要。用斯大林的话说“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要巩固政权、巩固其现有的地位都要借助历史学。在这种充满斗争的阵地上，“随心所欲的”“秉笔直书”是最要不得的。斯大林在党内确立领袖地位以后，既需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也需要反驳海外的白俄学者对俄国革命史的描写。由于流亡在国外的反布尔什维克的知识分子带走了大量的档案资料，他们出版各种大部头的著作在国际知识界形成广泛的影响，对苏联体制的道义合法性形成很大的挑战。托洛茨基在国外无拘无束地写作，无论是对俄国革命史的纪录，还是对当年党内斗争都在作有利于自己的描述，而且资料翔实，论据符合逻辑，实在让斯大林如坐针毡。
然而斯大林组建了几套班子编写党史都没有取得他想要的效果。于是斯大林想到了高尔基在《白波运河史》中的“创作”能力，便钦定由他来主编斯大林时代最重大的历史学项目——多卷本的《苏联国内战争史》（简称《内战史》）。与流亡者的“正面对峙历史”的重担就落在了大文豪的肩上。高尔基挂帅，组织一大批史学家成立了苏联建国后阵容最庞大的写作班子，苏俄文化的一大奇观“小说家主编历史”就此开场。
高尔基认为这套书的主要目的是“要揭露目前居住在侨民中间的自由主义者的狡诈伪善，他们当时的报刊，以及后来的回忆录提供了这方面的大量材料”。他们的“忠实历史”的提法有很大的欺骗作用。针对海外史学家所说的，“历史应当是真实可信而且不讲情面的”的提法，高尔基说，因为我们的历史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指南，其国际意义是不容置疑的。必须认识到我们在面对的是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在这种背景下过滤杂音、分歧是时代要求的。比如党内的某些历史倾向就不能在历史学中表现出来。列宁主义是统一的，不能有“两个列宁”。不能提“全部土地归农民所有”以及承认布尔什维克的土地纲领是借用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对谈论十月革命前及以后的国内战争年代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争论，必须“摆正立场”加以叙述，防止僵尸还魂，并加速他们最终化为灰尘。
高尔基说，我们的历史是还没有结束的作战的历史，我们的历史是无产阶级革命壮大和创造的历史，这就是我们历史的最为主要的和最基本的真相所在。在这种状况下“真实性”必须让位于“政治性”。
但是高尔基的这种小说家编写历史、左右历史、驾驭历史、臆造历史的创作模式并没有得到史学工作者的认同。高尔基自己说，他本来以为撰写十月革命史，应当特别有力地反映出胜利者理所应当的自豪感，但是没想到作者们写得“颇为勉强”、“心地冷漠”，带着明显的“不情愿”，“似乎人们在完成一项困难而不愉快的作业”。他可能已经忘记了他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中是怎样谈论这场革命的。所以高尔基“建议指定三名文学家坐下来加工”史学家的作品。
这部高尔基晚年呕心沥血的大部头著作当时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齐名，成为斯大林时代两大史学“名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中国曾经几乎家喻户晓，《苏联内战史》却在中国鲜有人知，是因为该书由于要“合乎时宜”而不断修改，编写工程从1932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第一卷1938年出版时高尔基已经去世，而全书出齐已到了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年代。一朝天子一朝臣，苏联又一次面临“史学革命”。于是这部十月革命后苏联官修“正史”的最大工程，在苏联就受到冷落与非议。中国也只翻译了第一卷的缩略本，几乎无甚影响。
当时斯大林受“小说家编写历史”的经验启发，准备让高尔基再主编《工厂史》《农村史》等等，几乎想把他扶立成苏联历史学的“大总管”，以“文学党”的模式改造史学领域。尽管高尔基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没有完成这几部“官书”的任何一部，但是他编写这类书籍的言论为以后历史写作“只存在革命与反革命的二维图像”的原则打下了基础。所以高尔基之后苏联历史和党史不允许任何有别于官方的解释，历史叙述只能在官方已有的框架下你抄我，我抄你，几百套书一副面孔，如同唱片一样一再重复着陈旧的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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