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亨利卡西米尔法布尔（Jean-Henri Casimir Fabre，1823~1915），法国博物学家、昆虫学家、科普作家，以《昆虫学回忆录》（Souvenirs entomologiques，或译《昆虫记》）一书留名后世，该书在法国自然科学史与文学史上都具重要地位，已译成多种不同语言。
作为现代昆虫学与动物行为学的先驱，法布尔以膜翅目、鞘翅目、直翅目的研究而闻名，维克多雨果称他为“昆虫世界的荷马”。除了昆虫，也热衷研究蕈类，他以水彩绘画的700多幅真菌图（现在只成功保存一半，其他至今仍“下落不明”），深受普罗旺斯诗人米斯特拉尔的赞赏。他也为漂染业作出贡献，曾获得三项有关茜素的专利权。
1866年，法布尔当上阿维尼翁勒坎博物馆的馆长，英国经济学家穆勒两次造访，二人成为好友。翌年他到巴黎谒见拿破仑三世，获颁骑士勋章。1870年，法布尔先进的教学方法，惹来了保守宗教人士的批评（例如指摘他在夜校课程中向妇女讲解花的授粉过程），被迫辞去教职，一家七口的生活顿时陷入困境，幸得穆勒的周济，得以渡过难关。举家搬到奥朗日，埋首撰写科普书、教科书，以博取微薄的收入。
1877年，法布尔搬到沃克吕兹省的塞里尼昂，在那里买下一所房子与一块毗连的荒地，将园子命名为荒石园，在那里专心观察、实验、著述，同年《昆虫记》首卷面世。这部十卷本的科学巨著，仍然被当今的出版界列为畅销书，已经被译成5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发行，成为博物学科普经典著作。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至今为止大多数译本都是节译本，简易改写本或者是儿童昆虫绘本。
日本很早已译介法布尔，首个译本由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译出。留学日本的鲁迅、周作人从日译本认识了法布尔，因而法布尔的名字也很早传到中国。1923年，周作人在报章上发表了〈法布尔《昆虫记》〉一文，并从英、日文转译了数篇《昆虫记》的文章。鲁迅在晚年有意转译《昆虫记》，但未成功。中国自1920年代起不断有《昆虫记》的节译本、转译本面世。据《民国时期总书目》记载，自1927年林兰译出法布尔的第一部著作《昆虫故事》，至1947年出版守一的译书《科学故事》，期间出版法布尔科普译著及其传记共13种。在这段时期，还翻译了一种法布尔的传记，即由林方翻译的《法布尔传》。上海商务印书馆将中文译本编入“万有文库第2集自然科学小丛书第660种”。译者林方在《法布尔传译者序》中不无遗憾地慨叹：“可惜，中国还没有把这部《昆虫记》译出，中国学界也就不容易接受这种学界的新潮流，本书虽然语焉不详，总可以窥其中学说之一斑，而且可以领略西洋儒生的诗人生活，是生物学家、社会学家、科学家、文学家所必须读的文字，如果能因此而得一点介绍之劳，那就再好也没有了。”由此可以看出，翻译其传记其实仅仅是为了弥补《昆虫记》翻译其完整文本的缺失，某种程度上也是相对完整地介绍法布尔的科学思想和对生物学的整体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法布尔的书，尤其是《昆虫记》的译本一直不曾间断，其版本形式不断变化，在中国呈现出一种难以解释的现象。但到了2001年首套从原文翻译的足本《昆虫记》，才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并于2003年推出修订版（繁体字版于2002年由台湾远流出版社发行，对专有名词作了校定）。已故中国科普研究所副所长郭正谊曾经说过：“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大义译的《昆虫记》，仅仅是一个缩写本，直到解放后又再版了带有插图的王大义译的《昆虫记》，但这已影响了几代人了。”20世纪20-30年代的科学翻译高潮中，法布尔10卷本的《昆虫记》没能从法语直接翻译为中文，但是，其变异的版本却风行数十年，至今不止。这也说明了科学在普及中科学知识的完整传播与销售效益的难以兼顾之处；同时，也说明了科学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的普及难易程度需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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