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是不会给无担保的老人家庭贷款的。虽然小额贷款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但是真正面向农民尤其是低收入农民的小额贷款机构寥若晨星。
在内蒙古武川县，汤敏发现一个利润率不错的“商业模式”，并从中看到了“社会投资”、“社会金融”能够“做大做长”的实践基础。
在武川，他们访问了一对70多岁的贫困老人，每月的生活来源只是两百元救济金。他们已经不能下地干活，还能够养鸡，但就缺一些买饲料的资金。
老人家从养鸡合作社领养了50只母鸡，其特色的 “土鸡蛋”每月销售能收入600元。小鸡本身是免费的，但每月要投入450元饲料费，能获净收入150元。老人家想养200只母鸡，这样每个月就能有600元的净收入，但他们就是无法筹集这2000元的饲料投入。
汤敏盘算，如果有一个机构能借给老人家2000元，按照6.5%的利率，每个月只要十多元的利息，月净利润将近590多元，减去本金167元（2000元/12），每个月也有420多元，年净利润超过5000元，如果算资本回报率，可谓“极高”了。当然，如此高的利润是因为没有计算劳动力成本。但是这二老不去养鸡也没有别的能挣钱的事可干。这是农村家庭经营的普遍现象。
但是，老人家何处告贷？银行是不会给这样的无担保的老人家庭贷款的。虽然小额贷款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但是真正面向农民尤其是低收入农民的小额贷款机构寥若晨星。
“像二老这样的情况不多，但也不少。我们可以捐一些钱帮助他们，但重要的是要找出能较大规模复制的创新机制来。”汤敏说。
探索新的、可持续、可复制的扶贫模式，这正是“转型”后的汤敏在做的事情之一。2010年12月，这位曾经的亚洲开发银行（下称“亚开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正式更新身份：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下称“友成基金”）常务副理事长、友成大学（筹）校长。今年4月，他还被聘任为国务院参事。
汤敏的用力方向，是推动中国社会“第三部门”即民间社会的发展，民间社会的主体是民间组织，因此友成基金会要做的，除了扶贫，更要培育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而汤敏与友成基金会所推动的扶贫方式，不是传统的“输血”模式，而是经济上可持续的“社会投资”模式。
“爱管闲事。”这是汤敏为自己“转型”找到的“性格基因”。其实从“业务”上看，他做扶贫工作、做社会事业已近20年。
1993年，汤敏与经济学家茅于轼以500元开始，在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开始了中国民间的第一个小额贷款实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为毫无制度支持的情况下探索中国小额贷款之路。
彼时，汤敏已经在亚开行就职，他1989年博士毕业后被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聘为经济学家，负责东亚经济、区域间经济合作、亚洲债务、亚洲金融市场方面的研究。
亚开行并不是一个纯经济组织，而是一个社会经济组织，其主要的功能是扶贫。而亚开行经济学家做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助贫困国家走出困境，但又是从经济规律的角度来研究的。在亚开行工作18年，汤敏对社会事业“一直都很有兴趣”，他还曾担任红十字基金会、乐平基金会、中国留学生基金会等慈善组织的理事。
2007年汤敏离开亚开行就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这也是一个非营利公益组织，汤敏在这里也参与了很多跟社会事业有关的研究和具体工作，比如扶贫战略研究、农民工市民化研究、改善寄宿学生营养等。
加入友成是汤敏的第二次“转型”，但他说，这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现在他不想继续只做经济空头理论家，要干点实际的。
近几年，中国民间捐赠和民间组织的发展从速度上来看比较可观。汤敏引用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捐赠量计算为332亿元，比2007年和2008年增长了7.5%和3.5%；各类社会组织数量从2008年的41.4万个增加到2009年的43.1万个，基金会从1597家增加到1843家。
但横向一比，差距就出来了。2009年中国慈善捐赠占GDP的0.1%，美国2008年的捐款占当年GDP的2%，要达到美国的水平，中国年度捐赠额应该是6000亿元；2009年，中国的基金会为1843个，美国的慈善组织超过100万个，英国比较活跃的慈善组织超过16万个，加拿大慈善组织也有8万个以上。
但是，中国已经有87.5万个千万富翁，5.5万个亿万富豪。如果这些富翁每年捐助出1%的财产做社会投资，一年就将近1500亿元人民币，当然，随着时间推移还会产生变化。
民政部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司原司长王振耀曾畅想：未来五年中国的捐款数额年度能否达到5000亿元？慈善组织能否达到50万个？从业人员能否达到500万人？
而这些，都是“第三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汤敏认为，第三部门组织更容易接近服务对象，及时发现需要解决的问题，并根据环境的变化和服务对象的需求做出回应；其组织规模较小、运营成本低，更适合处理高风险的社会问题。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赖斯特·M·萨拉蒙基于对42个国家的分析发现：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存在庞大的第三部门，该部门的平均规模占各国GDP的4%，就业占非农业人口的5％，占服务业就业人口的10％，相当于公共部门就业人口的27％。
“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会组织，支持、引导其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写进了“十二五规划”，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已经形成共识。
“我们还缺一个能够系统地推动公益事业，系统地推动社会创新发展的平台。”于是，汤敏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志一道，投身友成基金，筹办友成大学。
“初步设想：集合一批愿意第一个吃扶贫保值贷款螃蟹的人士，五万一人、十万更好。无担保。这笔钱可使5~10户农民脱贫。采取个人对个人，即P2P的贷款方式，取农信社利率，9%。已请了中国做微小贷款最牛的包商银行职员为志愿者看了项目，认为风险很小。为使大家放心，我们自己投一半或1/3。准备找一周末组织想参与试验者实地看项目兼春游踏青，投不投最后再由你决定。”
一小时内，有十多个人表示愿意参加，意向金额近100万元。虽然贷款流程设计还没有完成不能迅速启动，但他知道这事已经具备了成功的基础。
按照设想，这些资金，一部分将贷给像武川养鸡老人这样的农村家庭，而资金来源，主要是有爱心的城市中产家庭，友成基金会只是作为中介，通过机制设计，让城市的放款人和农村的贷款人实现一对一的对接，并控制风险。
城市中产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并不强，所以“闲钱”以存款居多，收益率很低，但贷给农村家庭，却可以达到6%~10%的回报，在经过友成及其合作机构的专业风险判断后，安全性较高。而这样的利率，也是农村家庭能够承受的。汤敏正在联系贷帮等这样的专业P2P的机构来参与这样的贷款，交一些费用后，贷帮的机构还可以提供担保。这样可以减少放贷人的风险。
这就是汤敏讲的“扶贫保值投资”的一种方式。更大范畴意义上的“扶贫保值投资”——比如，在上述一对一模式下，城市家庭可以投资农村家庭，获得“特供”绿色蔬菜，等等——学名叫做“社会投资”：以企业运作的方式，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来投资与运营较大规模的社会发展项目，使之社会效益最大化，收入来自营业或服务收入, 投资额要有一定的利润，至少是自负盈亏，使之长期可持续。
“低收入居民的住房、基础教育、卫生等事业，本就不应该用纯商业的方式运营，纯财政投入又没那么多钱，这些应该是社会投资做的领域。”汤敏说，这里同样会增加就业、促进GDP增长。
“有人问你们折腾这些事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找出一个能够打破当前农民、微型企业很难从银行贷到款的困境和老百姓的钱在通胀下不断缩水的窘境。我们的梦想是让老百姓可以自由地用自己的财富来帮助弱势人群，同时自己还能得到不错的回报。即，做好事还能赚到钱。让更多的人去做好事，而不是仅会抱怨。”这是汤敏在微博上的一段“自白”。
中产家庭的参与只是一方面。企业家作为经济部门（第二部门）的核心群体，同样是参与社会投资的重要主体。
“很多企业家开始转变自己。”汤敏说，很多人会思考赚钱到底为了什么，而巴菲特比尔·盖茨的中国慈善之行，使他们的理念在中国企业家群体里慢慢发酵，而友成基金会的资金正来自一群开始行动的中国企业家。
要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社会投资，汤敏转动着他那经济学家的脑筋，“社会投资交易所”概念出来了。通过对一些社会投资项目的标准化，设计相应的社会效益指数，通过合理的交易流程设计，使一些社会项目的投资者可以实现以收回本金及银行存款利息的方式“退出”，由下一个愿意投这个项目的资金接手。这样在企业不吃亏的情况下，还帮助了一个有意义的社会投资项目的发展。通过这样的社会投资交易所，有了灵活的退出机制，就可以让更多投资者非常便捷地参与社会投资。
当然，这不是一个“股票交易所”，更不是标的物漫天涨价的“文交所”，社会投资者最多只能拿回本金及存款利息，但他帮助了一个有社会意义的项目发展。
高尔基把他青少年时期在社会底层的挣扎和成长历程称作“我的大学”，但汤敏对“我的大学”则有非常体系性的规划，既然国家已经对中国民间社会的发展有了“顶层设计”，但是没有源源不断的合格人才参与就会只有“顶层”没有“基础”。
2009年，中国公益组织的从业人员不到两万人，而美国超过900万人，英国也有60万人。即便如此，中国很多公益从业人员，尤其是管理者缺乏专业的经验和技能。
汤敏要把友成大学（筹）建成大规模公益人才的非学历培训与研究机构，对新公益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要建立一种把培训、研究、实践、资金结合起来的极灵活的机制。作为公益培训组织，友成大学（筹）的培训费用都来自捐赠。
还有好几个在各个公益领域中的研修班要开班。按照汤敏的思路，友成大学（筹）要用基地实践和参与式教育的方式，为企业、政府与社会培养有公益精神、积极推动社会创新的人才。友成大学的第一个班，民间灾害管理高级研修班一个月前已经开学。近日，友成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等合办的社工培训班也在深圳启动。
在未来的几个月里，根据现实需求，友成大学还要开设四个培训班，培训的内容分别是：退休教师贫困地区支教推广机制、农村基金发展、企业社会投资模式、志愿者驿站站长班等。
友成大学正在推进的一个培训项目叫做“小鹰计划”，旨在为愿意在艰苦环境中锻炼自己的大学毕业生以及如大学生村官、西部志愿者等提供公益培训和锻炼机会。
每谈及“小鹰计划”，汤敏都会提到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进入内阁的华裔，也是内阁中的第一位亚裔妇女，2001年出任美国劳工部部长的赵小兰。
她年轻时，曾做过“和平队”队长。“和平队”是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号召成立的，组织志愿者去援助贫穷国家和地区；“和平队”现在还在运行，历年参与的志愿者总数达到20万人，后来成长为各界领袖精英的人物蔚为壮观——帮助这样的人才发展，是友成的另一愿景。
对于这所带“筹”字的大学，汤敏希望在将来能建成十大学院：高级发展研究院、企业社会投资学院、农村金融学院、小企业发展学院、民间机构发展学院、乡村发展学院、志愿者学院、城市社区管理学院、社会工作者学院、国际发展学院。
这里不提供任何传统的学位，但汤敏希望把它建成一所无围墙、无疆界共享式、参与式、多方合作的创新型大学。他希望，当你在某座城市里行走在大学校园，或者抚摸你的大学毕业证书怀念青春岁月，你还可以作另一番想象，还有一种大学在“别处”工作着，在那里，社会创新模式在不断地研发，在它的推动下，中国民间社会在生长，逐渐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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