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己力量微弱的时候就需要吸收各方面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力量，纵使吸收的对象比自己还要弱小，但是聚沙成塔，聚少成多，只要能壮大自已，我们就该有效地利用。
经过郭子兴囚禁自己，孙德崖囚禁郭子兴两个事件后，朱元璋断定郭子兴难成大事，便向郭子兴请求带兵出征，郭子兴满口应承。
打仗自然要带兵，朱元璋要了多少人呢，二十四个人，听起来像笑话，二十四个人怎么能打仗？但千万别小瞧这二十四人，看看他们的名字再下结论：徐达、汤和、吴良、吴桢、花云、陈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郑遇春、郭兴、郭英、胡海、张龙、陈桓、谢成、李新、张赫、张铨、周德兴。
这个阵容确实非常豪华，全是明朝的开国功臣，不过朱元璋挑选这些人的时候，郭子兴一点也没看出阵容豪华的地方。
郭子兴指哪，朱元璋就打哪。朱元璋第一个目标就是郭子兴的老家定远，这是个凶险的地方，有重兵把守。郭子兴没有想到，朱元璋竟然攻下了定远。那么，朱元璋及二十四个人是如何攻下定远的？原来朱元璋在经过定远的张家堡的时候，遇上了一帮反抗政府的乡勇，总共有3000人左右，占了一个地盘，号称驴牌寨。这是一支自发的起这样的一支孤军，在当时混乱的局面下，是很容易被扑灭的。他们粮草困难，又处在元军的势力范围内。这支军队不是没想过找靠山，只是担心一旦找到靠山会失去独立的地位，换句话说，只要找到可靠的人，他们才决定靠拢。
朱元璋来到张家堡后，大喜过望，原来寨主还是个熟人。亲切握手之后，互相交流一下过往的旧事。这么一来，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饭桌上，几杯酒下肚，朱元璋才说出自己的来意，你们在这里小打小闹终究不是好办法，建议说不如跟着郭大帅。寨主喝得正高兴，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人多了，管理是个问题，管理不好容易出问题，管理得好，人多才能力量大。这就是为什么当年韩信自豪地说：“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带兵打仗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学问，要考虑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军心不齐，治军不善的话，大军一触即溃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很多：淝水之战，苻坚80多万大军被东晋几万人打败；睢水之战，刘邦56万人被项羽3万人打得落花流水朱元璋手下很快有了接近三万的人马，该如何整编呢？
先从思想上，朱元璋是个聪明人，他并没有对这些投降的士兵说一些“感谢你们看得起我朱元璋，今后我们一定要并肩作战，同甘共苦”的话…………相反，他在动员大会上，严厉地谴责这些士兵：“你们这么多人，怎么这么不堪一击？大家想想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还没等大家想明白，朱元璋就给出了答案：“因为你们没有军纪，平时也缺少训练，打仗就是玩命，不遵守纪律，不刻苦训练，上了战场只有被人宰的份。现在你们跟着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散漫了，只要大家齐心合一，遵守纪律，刻苦训练，一定可以干一番大事的朱元璋确实说到点子上了，所以大家都不吭声。随后，朱元璋一改其他起义军的治军方法，将军队正规化、纪律化。
在朱元璋手中，这支乌合之众彻底旧貌换新颜，变成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也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推翻元帝国。
不仅如此，当面对共同的敌人时，即使是仇人也应联合起来。做大事必须识大体。斤斤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最后只能落得身死敌手的下场。
朱元璋比郭子兴高明的地方就在于气量大，见识远。为了成功，即使仇人也要帮，当然必要之时，仇人也一定会帮助自己。
至正十四年（1355年）十一月，元朝丞相脱脱率百万大军，连同西番、西域的军队，旌旗遍野，浩浩荡荡，进攻髙邮的张士诚，把高邮围得水泄不通。从此拉开了元末农民战争史上重要的一幕。
张士诚原名九四，淮南泰州白驹场人。泰州濒临东海，居民多靠晒盐为生。张士诚和兄弟士义、士德、士信都是盐贩子，驾船贩卖私盐。张土诚力大过人，仗义疏财，喜结宾客，很有人缘。盐贩们便推他为头目。当时盐为官营，贩卖私盐是违法的事，经常遭到官军的追捕。为了自保避祸，盐贩们便组织起来，成帮结队地贩运私盐。
张士诚除了担心被官府捕抓外，还受当地富豪的压迫。那些富豪抓住他们贩卖私盐的把柄，恶意欺诈，经常买盐不付钱，还不时地拦截他们的盐船。张士诚咽不下这口气，趁着各地红巾军起义，纠集了李伯舁、潘原明、吕珍等18人，杀了当地那帮富豪，放火烧了他们的房子，造起反来。当地盐丁苦于官役过重，都聚集在张士诚的麾下。张士诚率众进攻周围的盐场。在丁溪，遭到当地地主武装“义兵”的阻击，张士义阵亡。张士诚奋起击溃“义兵”，乘胜攻占了泰州。虽然他们不属于红巾军体系，却是一股势力可观的反元武装。
泰州一带是元廷盐税的重要来源，张士诚在泰州造反，影响了元廷的盐税收入。元廷急令淮南江北行省出兵，但遭到失败。之后，又改变手法，派人前去劝降。张士诚一度答应，接受了元廷授予他的万户头衔，但不久反悔，又扯起反元旗号，攻占了高邮。
至正十四年正月，张士诚在高邮称王，国号大周。这年六月，又占领了江北重镇扬州，切断了大运河的漕运。元廷在江南征收的税粮主要通过大运河和海道往大都等地调发。运河漕运一断，大都随时面临着粮荒的威胁。元帝见状，只好派脱脱领重兵出征高邮，想一举除掉张士诚。
虽说红巾军的起义曾给元朝政府统治以沉重的打击，但元朝的实力尚强，必然在做出相应调整后，发动猛烈反扑。脱脱把高邮围住，日夜不停地攻打，同时分兵围攻六合。
由于六合遭敌重重围困，赵均用、孙德崖力不资敌，无奈之中只好求援于郭子兴。他们派出与朱元璋相熟的使者先来游说朱元璋。朱元璋认为从大局上着眼应当予以支援，但郭子兴为人气度狭小，因受过赵均用、孙德崖等人的欺侮，一听便予以拒绝，拒不同情使者的哀求。
朱元璋此时又以共同利益为由，向他阐明六合与滁州唇齿相依的利害关系，说明六合失守后，滁州也会随之陷入元军重围，形势恐难预料。从保卫滁州的角度上来看，应派兵出击。就这样，朱元璋据理力争，才算使郭子兴从心理上转过了这个“弯”。
在增援六合的战斗中，耿再成固守瓦梁垒。元军急攻瓦梁垒前后不下四五次，每次都是在阵地快要被攻陷的时候，忽又撤退，这样便使义军有了一个喘息和修复被破坏的工事的机会。
耿再成推究元军之所以这样，看来是他们不了解义军内部的虚实，怕中了义军的埋伏。朱元璋看到元军的这种表现后，立即转换策略，决定自行退出瓦梁垒，在撤兵前，成功地导演了一幕空城计。由于寡不敌众，他以智取代替硬拼固守，先是以妇女、牛群扰乱元军视线，使元朝军队穷于应付。乘元军更加疑惧不前，按兵不动之际，便从容不迫地撤军回滁州。
而后让妇女和牛群向滁州撤退，辎重妇女在前，留精兵断后，以防备元军的追击。当义军撤退至滁阳外围时，元军才意识到上了老谋深算的朱元璋的大当，于是于十一月初发兵攻打滁州。这边由部将耿再成率兵迎击，而后佯败而退，将元军引入义军伏击圈，滁州红巾军随即四面出击。元军这才知道又中了朱元璋的埋伏。由于元兵遭受伏击，猝不及防，损失惨重朱元璋终于达到了增援六合义军的目的。
随后，为了阻止强大的元兵反攻报复，朱元璋又一反常态与元将议和。他以郭子兴的名义退还所获的元兵战马，并准备牛酒以犒劳元兵。
并解释道：“滁州城居守的都是些良民，良民结聚为兵，完全是为着自保自卫，前听说元兵要攻取滁州，大杀无辜，故冒死反抗，实出于不得已。今元兵的大敌（指张土诚）在高邮，将军并不力攻高邮，反来屠杀良民，这样做合适吗？”朱元璋一打一拉的战术，在解自身之围和救燃眉之急上是十分成功的。元将听了朱元璋的一席话后，感到很有道理，随即宣布撤军。
滁州根据地得到巩固后，接下来是向外扩展，拿下退可守、进可攻的江北重镇和州。在这次战斗中，朱元璋仍以智取为上，并担当了这次军事行动的总指挥。
大敌当前，是不计前嫌共同对敌呢，还是念念不忘个人恩怨而坐视不理？在此紧要关头，朱元璋与郭子兴展开了寸步不让的说理斗争，最后由于朱元璋这边是理之所在，郭子兴自知理亏，才终于被说服，成全了两股义军共同对敌以夺取胜利的大事。朱元璋当机立断，自告奋勇，亲自领兵出战，为全体义军将领树立了一个身先士卒的榜样，出兵帮助赵、孙两人。
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话很有道理，无论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还是生意场上的分分合合，或者大国关系变迁，都有许多的例子。人与人之间，过去被视为水火不容的仇家可能因为共同的利益需要，而以大局为重冰释前嫌。反过来，朋友之间由于利益关系处理不好，也会反目成仇！在生意场上，过去的合作伙伴为了各自的利益，瞬间就成了竞争对手；反过来，竞争对手也可以为了共同的利益关系变成了合作伙伴！在国际交往上，国与国之间制度不同，信仰不同，但是只要能够利益互补，就能够一起坐下来谈合作。反过来，国与国之间尽管制度相同，但是利益发生了冲突，也会兵刃相见，成为敌人。
历史上的国家大事如此，我们现代人面对竞争也应该如此，没有水远的朋友，只要给我们的发展造成了阻碍，我们就应该将阻碍拨开，不能因为儿女情长，阻碍了自己的发展大事；也不会有永远的敌人，对我们发展有利的人，我们不应该计较于一些负面的东西，不肯释怀，而是应该大大方方地为自己的发展铺就一条光明大道。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