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5月09日 12 ：思想周刊/文史·广告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选》，从许多无名而近于散佚的“古诗”中，选择了十九首编在一起。从此，原来处于散漫状态的“古诗”，就因这十九个兄弟合成一个团队，有了一个集体的名字——《古诗十九首》。很快，《古诗十九首》又从《文选》所编的诗歌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诗歌史上一个独立的单元，名称越叫越响，地位越来越高。
诗歌至汉代，开始告别四言和楚语骚体，汲取乐府诗的精粹，艰难缓慢地朝五言的方向迈进。但当时的风气，从汉武帝到文化人，欣赏的是体式恢宏、气势开张和语言华丽。汉代五言诗在汉大赋、汉乐府和四言诗的压迫下，只是很小的一块，是一股默默的潜流。它一方面要脱去四言和骚体的旧外衣，另一方面又要摆脱先秦、战国以来儒家经典的纠缠。最终成熟起来、重要起来，并成为热点、变成钟嵘《诗品》中说的“人人终朝点缀，昼夜吟咏”的新形式，还要再等三百年。因此，处于旁流，才秀人微，只能随写随弃，或在三五友朋知己中传唱吟咏。等三百年过去，虽然诗还在，但时代、作者、具体的篇名湮没不彰了。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产生的时代，《文心雕龙》中说：“比类而推，两汉之作。”《诗品》中说：“旧疑是建安中曹（曹植）、王（王粲）所制。”萧统没有说时代，对作者也疑不能明，故统称“古诗十九首”。今天的研究者多以为其是产生于东汉桓、灵之际无名氏作品的说法，亦有可以探讨的余地。
在内容上，《古诗十九首》写得最多的是游子和思妇题材。诗中，呼喊直白而热烈的相思，倾诉下层知识分子的失意、彷徨、痛苦和伤感，反映剧烈动荡的社会，以及对人的生、死和生存价值作了思考和质疑。
在艺术上，《古诗十九首》以文温以丽、意悲而远的风格，被誉为“一字千金”。这两种因素合在一起，加上运用当时新兴的五言诗形式，使得《古诗十九首》自《诗经》《楚辞》以来，成为一种新经典，创造出新范式和新内容。
《古诗十九首》中人的觉醒、诗的觉醒，是“人的自觉”的前奏，是“文的自觉”的起始阶段。它注重表现人的典型感情，且以浅语道出，正所谓“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发至情”。在表达方法和效果上，是一种袒露式的“真情”、白描式的“真景”，是对久违的朋友推心置腹说的“真话”，是性情中人说性情中语。
所谓“真”字，不仅指对场景、事实作客观、真切的描写，更是要求诗人精诚所至，真诚从内心流出。《古诗十九首》中的“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均是情真、意真的“不隔之作”。
《古诗十九首》对后世五言诗影响巨大。胡应麟《诗薮》举曹植学《古诗十九首》为例说：“人生不满百，戚戚少欢娱”，即“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也；“飞观百余尺，临牖御灵轩”，即“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也；“借问叹者谁？云是荡子妻”，即“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妇”也；“愿为比翼鸟，施翮起高翔”，即“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也。子建诗学《十九首》，此类不一，而汉诗自然，魏诗造作，优劣俱见。宋荦《漫堂说诗》更是感叹：“阮嗣宗《咏怀》、陈子昂《感遇》、李太白《古风》、韦苏州《拟古》，皆得《十九首》遗意。”
作为“五言冠冕”，《古诗十九首》承袭《诗经》《楚辞》，连接从先秦至唐宋诗歌史的主轴，启迪建安诗歌新途。从此，“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的五言诗，就逐步取代“每苦文繁意少”的四言诗，成为中国诗歌的主流形式。（作者为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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