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中总有许多启迪与思索，生活中的那些迷茫与困惑，不能固执的认为那是生活的障碍和痛苦，恰当的理解那是生活的一种别开生面，生动活泼，如其在痛苦中泪珠子乱飞，不如诚挚地告诉自己，反正人生中有多少次一无所有，又何妨再一次选择在逆境中逆流而上。
半个世纪前，里斯本的一家老旅馆里住进了一位神秘的外国老人。他深居简出，拒绝拍照，不接受采访，只过着纯粹而孤独的老年人的日子。
老人走过很多地方，偶尔落脚这里。他在厚厚的窗帘后面观察街道，他在与极少的朋友交往中体察市情，他一路都在准备做一个决定。没有人知道这个决定的内容，而他，则不知道自己会在哪里发布这个决定。
葡萄牙，里斯本，老旅馆，对这位老人而言都没有根脉维系，也没有情缘牵扯。他本该悠然而过，无印无迹，但他终于住下了，再也舍不得离开。
直到他去世人们纔知道，一个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世界级文化基金会，将在这里成立，纯资产十八亿美金。他的名字，就叫古本江。
从此，在文化版图上，葡萄牙将不再是原来的葡萄牙，里斯本也将不再是原来的里斯本。
古本江先生哪里来那么多钱呢?原来，他是波斯湾石油开采的早期推动者。他探明波斯湾石油贮藏丰富，又深知石油在二十世纪的重大意义，便风尘仆仆地周游列国，苦口婆心地动员他们开采。如果动员有效，他又帮助设计开采规模，联系国际市场。作为对他积极推动的报酬，每项开采计划中都让他占有百分之五的股份。后来干脆成为定例，大家都叫他“百分之五先生。”
百分之五的比例乍看不大，但试想波斯湾的石油有多少，二十世纪对石油的需求有多少，在如此庞大的财富洪流中把百分之五归入一个人门下，如何了得。
古本江先生面对自己的巨额资产想做几件事，一是推动教育事业，二是推动艺术事业，三是推动科学事业，四是推动慈善事业。原来他当初推动石油开采只是浅层目的，背后还隐藏着这四项事业。这四项事业已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要实行这四项事业必须设立一个基金会，论方便和影响力，葡萄牙的里斯本并不具备设立的资格，但古本江先生看中了这里的朴实、安宁和好客。
有了古本江基金会，素来贫困的葡萄牙不仅自己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大笔文化教育经费，而且也成了国际文化交流和文化资助的重心。在世界很多城市，都有古本江基金会的办事处、科研所、文化中心、图书馆，连巴黎、伦敦也不例外，而总部却在里斯本。这是一种多大的文化气势。
希望这件事，能对世间一切有心于文化建设的市长们有所启发文化无界，流荡天下，因此一座城市的文化浓度，主要取决于它的吸引力，而不是生产力;文化吸引力的产生，未必大师云集，学派丛生。一时不具备这种条件的城市，万不可在这方面拔苗助长，只须认真打理环境。适合文化人居住，又适合文化流通的环境，其实也就是健康、宁静的人情环境;在真正的大文化落脚生根前，虚张声势地夸张自己城市已有的一些文化主题，反而会对流荡无驻的文化实力产生排斥。因此，大凡市长们在向可能进入的文化力量介绍本市文化优势的时候，其实正是在推拒他们。这并非文人相轻，同行相斥，而是任何成气候的文化力量都有自身独立性，不愿沦为已有主题的附庸。古本江先生选中里斯本，至少一半，是由于这座城市在文化上的空灵;就一座城市而言，最好的文化建设是机制，是气氛，是吐纳关系，是超越空间的策划能力和投资能力，而不是作品。古本江先生正是把这一切留给了里斯本，而不是留下了一堆论著、几许诗文。
古本江基金会大厦矗立在古本江公园里边，占地不小，设备先进，我们去时正在进行翻修。大厦正门右侧的花坛里，树立着古本江先生的塑像。塑像是面对街道的，前面有卫护栏，不能靠近。
我站在街道上端详着他的塑像，心思立即飞到了前些年去过的波斯湾。那里本是古文明的滋生地，现在早已破落得不成样子，而最近的灾难，又与争夺石油有关。我在巴比伦遗址中见到过几千年前铺设的沥青路残迹，可见古文明的创造者们也发现了石油，但他们无法预料，这种地下的液体燃料将会点燃起无穷无尽的战火，结果，连同古文明一起被世人耻笑。
今天纔知，仅仅通过一个人，那片古老而悲凉的土地还拿出过百分之五的气力，滋养着现代文明。
又想起了他的孤独。里斯本的老旅馆，闭门谢客的外国老人，不知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哪怕是横贯千年的大事，哪怕是连通万里的壮举，如果属于文化，往往总由一副苍老的肩头承担着。
像走私犯，像逃亡者，一路躲闪，一路暗访，寻找着一个托付地。托付的决定总是写在遗嘱上，因此注定不可能活着阐明自己生命的文化含义。
一旦离开便阐明了，顺便，也阐明了波斯湾和里斯本有可能发掘出来的文化含义。
里斯本往西去有危崖临海，大西洋冷雾迷茫。这里的正式地名叫罗卡角，俗称欧洲之角，因为这是欧洲大陆的最西点。在人们还不知道地球形状的古代，这里理所当然地被看成是天涯海角。
风很大，从大西洋吹来，几乎噎得人不能呼吸。海边树立着一座石碑，上有十字架，碑文是葡萄牙古代诗人卡蒙斯写的句子：
我在石碑背风的一面躲了一会儿风，瞇眼看着大西洋，身心立即移到五百年前，全然理解了当年葡萄牙航海家们的心思。海的诱惑太大了，对“结束”和“开始”说法的怀疑太大了，对破解怀疑的渴望太大了。
据我过去的阅读所留下的粗浅印象，对于近代航海事业，葡萄牙觉悟最早。那时德国、意大利还在封建割据，英国、法国还无心问鼎新的航道，而葡萄牙、西班牙的三桅帆船和其它航海技术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我相信葡萄牙王室的航海专家们曾一次次来到罗卡角，在这海风雨雾间思考着远行的路线。作为“热身赛”，他们已经亲自率队航行过非洲。他们的最终目标，与当时绝大多数欧洲航海家一样，都是《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的中国。
今天我在这里又找到了新的证据，罗卡角南方不远处，正是古代王室居住地。一代王朝就在这大西洋的山崖上思念着海那边的东方。海的哪一边呢葡萄牙王室中的航海专家已有初步的判断。他们认为，应该从罗卡角向南，到达非洲海域后仍然向南，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后再折向东。显然，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遇到了哥伦布。哥伦布决定横渡大西洋去寻找马可波罗的脚印，希望获得葡萄牙王室的资助。葡萄牙王室太内行了，一听就觉得方向有误，未予支持。哥伦布转而向西班牙王室求援，伊莎贝尔女王支持了他。结果，葡萄牙由于太内行而失去了哥伦布，而哥伦布也因为没有理会葡萄牙王室的意见而失去了马可波罗。他横渡大西洋果然没有找到东方，却歪打正着地找到了美洲。
哥伦布由错误的航线而导致的巨大成功，使葡萄牙王室心里发酸。所谓错误，都是一定坐标下的产物;按马可波罗的目标，哥伦布没有走对，但新大陆的发现已使哥伦布的盛名超过了马可波罗，他已自成坐标，那还何错之有但葡萄牙王室暗想，尽管哥伦布已经名动天下，东方，还应该是一个目标。
于是，五年后，葡萄牙人达伽马果然按照南下折东的路线，准确地找到了印度。他回来时，葡萄牙人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他带回来的财富，是远征队全部费用的六十倍，其中宝石和香料让欧洲人眼花缭乱，一时的影响，超过了哥伦布。二十年后，葡萄牙人麦哲伦奉西班牙政府之命干脆把地球绕了一圈，但他没有回来。
然而无论是达伽马还是麦哲伦，都还没有进入《马可波罗游记》里描写的世界，这总于心不甘，于是，葡萄牙还是一心要从海上寻找中国。
我在这里看到一份资料，提及葡萄牙国王在一五O八年二月派出一个叫塞夸拉的人率领船队到马六甲，要他在那里打听：中国有多大中国人长多高勇敢还是怯懦信什么宗教用什么兵器有趣的是，当时葡萄牙远征船队在东方胡作非为，但国王却特别下令，不准向中国人挑衅，不准夺取中国人的战利品。显然，他对神秘的中国保留着太多的敬畏。
几年后又派出一个叫皮莱斯的人来侦探，皮莱斯的情报抄本现在已经发现，他说中国人非常懦弱，用十艘船就能完全征服，夺取全中国。
即使情报如此荒唐，葡萄牙人与中国人打交道之初还是比较恭顺有度的，中国地方官员没有国际知识和外交经验，互相都在小心翼翼地窥探。葡萄牙人先要停泊，后要借住，借住绑也缴税缴租;中国官员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做坏事，特地在他们的借住地外面筑了一道城墙，把握关闸大权，定期开闸卖一点食物给他们。这种情景，居然也维持了几百年，说明双方心气都比较平和。
我对这种尚未发展成恶性事件时的对峙，很感兴趣，因为这里边最容易看出文化差异。葡萄牙人当然以欧洲文明为本，把自己当作是发现者，而又认为发现者便是特权的拥有者，甚至是占领者，只不过一时慑于中华帝国的宏大，不敢像在其它地方那样嚣张罢了;中国官员开始好像没有把他们的来到太当一回事，这与传统观念对『番夷”的惯性理解有关。后来发生一些事，也处处表现出因妄自尊大和闭塞无知所造成的可笑。
但是历史终于朝着恶性的方向走去了。葡萄牙突然对中国张狂起来，是鸦片战争之后。看到中国在英国的炮火前一败涂地，便趁火打劫，单方面宣布澳门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自由港，一跃而成为西方列强欺侮中国的浪潮中的一员。其实它与中国已打了几百年交道，而当时国势也已衰落，竟然一变而成为这个形象，有点不大光彩。
在资料中，有两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个细节是，葡萄牙人最早抵达中国本土，是一五一三年六月，抵达的地点是屯门外的伶仃岛，正好在我深圳住所的南窗对面;第二个细节是，他们正式与中国的行政机构取得联系是一五一七年八月，地点在南头关防，又正恰在我住所的西窗前面。
既然你们那么早就来到我的窗下，那么，我也理应来看看你们出发的码头，以及你们的家乡。
葡萄牙人喜欢用白色的小石块铺城市的人行道。里斯本老城人行道的石块，已被岁月磨成陈年骨牌。沿骨牌走去，是陡坡盘绕的山道，这样的山道上居然还在行驶有轨电车。
山道很窄，有轨电车几乎从路边民房的门口擦过，民房陈旧而简陋，门开处伸出一头，是一位老者，黑发黄肤，恰似中国早年的账房先生，但细看并非中国人。
骨牌铺成的盘山道很滑，亏得那些电车没有滑下来，陈旧的民房没有滑下来。我们已经爬得气喘吁吁，终于到了山顶，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古城堡，以圣乔治王子命名。
古城堡气势雄伟，居高临海，显然是守扼要地。罗马时代就在了，后来一再成为兵家必争的目标。它最近一次辉煌纪录，就是圣乔治王子一五八O年在这里领导抗击西班牙入侵者。抗击很英勇，在其它地方已经失守的情况下，这个城堡还固守了半年之久。
一算年代，那时明代正在澳门筑墙限制岛上的葡萄牙人活动，而葡萄牙人又已开始向中国政府缴纳地租。当时中国并不衰弱，但与这些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地方官员完全不知道，葡萄牙人自己的国家主权已成为严重问题。
我顺着城堡的石梯上上下下，一次次鸟矙着里斯本，心想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如果只从我们中国人的眼光看，葡萄牙人是有阴谋地一步步要吞食澳门，但是联想到里斯本的历史，就会知道他们未必如此从容。巨大的灾难一次次降临在他们头上，有的来自自然，有的出于人为，只是中国地处遥远，全然不知。
你看，航海家达伽马发现了印度后返回里斯本纔六年，葡萄牙人刚刚在享受发现东方的荣耀，一场大瘟疫笼罩了里斯本。他们在马六甲的远航船队开始探询中国的情报，但更焦急的是探询远方亲友的安危。据我们现在知道的当时里斯本疫情，可知船队成员探询到的亲友消息一定凶多吉少。
疫情刚过不久，里斯本又发生大地震，第一次，正是他们的船队要求停泊于澳门的时候;第二次，则是他们要求上岸搭棚暂住的五十年代。
说得再近一点，十八世纪中期的里斯本更大的地震至今仍保持欧洲最大地震的纪录，里斯本数万个建筑只剩下几千。就算他们在澳门问题上嚣张起来的十九世纪，里斯本也更是一刻不宁。英国欺侮中国是后来的事，对葡萄牙的欺侮却长久得多了，而法国又来插一脚，十九世纪初拿破仑攻入里斯本，葡萄牙王室整个儿逃到了巴西，此时这个航海国家留给世间的只是一个最可怜的逃难景象，处境远比当时的中国朝廷狼狈。后来一再地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又一次地陷于失败，整个葡萄牙在外侮内乱中一步步衰竭。
中国人哪里晓得眼前的“葡夷”身后发生了那么多灾难，我们在为澳门的主权与他们磨擦，而他们自己却一次次差点成了亡国奴，欲哭无泪。可能少数接近他们的中国官员会稍稍感到有点奇怪，为什么他们一会儿态度强蛮，一会儿又脆弱可怜，一会儿忙乱不堪，一会儿又在那里长吁短叹在信息远未畅通的年代，遥远的距离是一层厚厚的遮盖。现在遮盖揭开了，纔发现远年的账本竟如此怪诞。怪诞中也包含着常理：给别人带来麻烦的人，很可能正在承受着远比别人严重的灾难，但人们总习惯把麻烦的制造者看得过于强悍。
找到庐山不是专门去旅游，是与一大群文人一起去开会的，时间是1979年夏天。那里召开的，是一个全国规模的文艺理论讨论会。
庐山本是夏天开会的好地方，但据所知，那里好像从来没有开过文人大会。原因说起来太复杂，不管怎样，现在总算有了第一回。
但是，回过去看，庐山本来倒是文人的天地。在未上庐山之时我就有一些零碎的印象，好像是中国早期最伟大的文人之一司马迁“南登庐山”并记之于《史记》之后，这座山就开始了它的文化旅程。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它的文化浓度之高，几乎要鹤立于全国名山中了。那时，佛学宗师慧远和道学宗师陆修静曾先后在庐山弘扬教义，他们驻足的东林寺和简寂观便成了此后中国文化的两个重要的精神栖息点。这两人中间，慧远的文学气息颇重，他的五言诗《游庐山》写得不错，而那篇600多字的《庐山记》则是我更为喜的山水文学佳品。但是，使得这一僧一道突然与庐山一起变得文采斐然的，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差不多的时候庐山还拥有过陶渊明和谢灵运。陶渊明的归隐行迹、山水情怀和千古诗句都与庐山密不可分，谢灵运的名气赶不上陶渊明，却也算得上我国文学史上五言山水诗的鼻祖。这两位大诗人把庐山的山水作了高品位的诗化垫基，再加上那一僧一道，整个庐山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国文化史。
后来的人们似乎一直着迷于慧远、陶渊明、谢灵运、陆修静共处庐山的那种文化气氛，设想出他们几个人在一起的各种情景。由头也是有一点的，例如陶渊明应该是认识慧远的，但他与慧远的几个徒弟关系不好，对慧远本人的思想也颇多牴牾，因此交情不深。倒是谢灵运与慧远有过一段亲切的交往，其时慧远年近八旬，而谢灵运还不到而立之年，两人相差了50来岁，虽然忘年而交，令人感动，毕竟难于贴心，难于绵延。这些由头，到了后人嘴里，全都浑然一体了。例如唐代的佛学史乘中已记述谢灵运与慧远一起结社，而事实上慧远结社之时激才6岁。流传特别广远的故事是慧远、陶渊明、陆修静三人过从甚密，一次陶、陆两人来东林寺访慧远，慧远历来送客不过门前虎溪，这次言谈忘情，竟送过了虎溪，这就使后山的老虎看得不习惯了，吼叫起来，三人会意而笑，那就是中国古代极有名的佳话“虎溪三笑”。为此，李白、黄庭坚等诗人还特意写过诗，苏东坡还画过《三笑图赞》，我在郑振译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也见到过一幅采自“程氏墨苑”的《虎溪三笑》图。但究其实，陆修静来庐山的时候，陶渊明已去世34年，而慧远更已逝去45年。
我深知，道出这个故事的虚假性非常煞风景。到底是李白、苏东坡他们高明，不仅兴高采烈地为这个传说增彩添色，而且自己也已影影绰绰地脐身在里边。文人总未免孤独，愿意找个山水胜处躲避起来;但文化的本性是沟通和被理解，因此又企盼着高层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种聚会，哪怕是跨越时空也在所不惜，而庐山正是这种企盼中的聚会的理想地点。
因此，庐山可以证明，中国文人的孤独不是一种脾性，而是一种无奈。即便是对于隐逸之圣陶渊明，中国文人也愿意他有两个在文化层次上比较接近的朋友交往交往，发出朗笑阵阵。有了这么一些传说，庐山与其说是文人的隐潜处，不如说是历代文人渴望超拔俗世而达到跨时空沟通的寄托点。于是李白、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陆游、唐寅等等文化艺术家纷来沓至，周敦颐和朱熹则先后在山崖云雾之间投入了哲学的沉思和讲述。如果把时态归并一下，庐山实在是一个鸿儒云集、智能饱和的圣地了。
我是坐着汽车上庐山的。在去九江的长江轮上听一位熟悉庐山的小姐说，上庐山千万不能坐车，一坐车就没味，得一级一级爬石阶上去才有意思。她一边详尽地告诉我石阶的所在，一边又开导我：“爬石阶当然要比坐车花时间花力气，但这石阶也是现代修的，古人上山连这么一条好路都没有呢。”她的话当然有道理，可是船到九江时天已擦黑，我又有一个装着不少书籍的行李包，只略作迟疑我就向汽车站走去。庐山的车道修得很好，只见汽车一层层绕上去，气温一层层冷下来，没多久，枯岭到了。枯岭早已俨然成为一座小城，只逛荡一会儿就会忘了这竟然是在山顶。但终究又会醒过神来，觉得如此快捷地上一趟庐山，下榻在一个规模不小的宾馆里，实在有点对不起古人。是啊，连船上不相识的小姐都拿着古人来诱惑我，而我还是贪图了方便。一方便，也就丢弃了它对人们的阻难，也就随之丢弃了它对世俗的超拔，那还能构得成跨时空的精神沟通么?
古代文人上庐山，自然十分艰苦。他们只凭着两条腿，爬山涉溪、攀藤跳沟。当时的山，道路依稀，食物匾乏，文人学士都不强壮，真不知如何在山上苦熬苦捱。
我的书架上有一部明代文学家张岱的《夜航船》。这是一部许多学人查访终身而不得的书，新近根据宁波天一阁所藏抄本印出。书很厚，书脊显豁，插在书架上十分醒目。文学界的朋友来寒舍时，常常误认为是一部新出的长篇小说。这部明代小百科的书名确实太有意思了，连我自己巡睃书架时也常常会让目光在那里顿一顿，耳边响起[矣欠]乃的橹声。
夜航船，历来是中国南方水乡苦途长旅的象征。我的家乡山岭丛集，十分闭塞，却有一条河流悄然穿入。每天深夜，总能听到笃笃笃的声音从河畔传来，这是夜航船来了，船夫看到岸边屋舍，就用木棍敲着船帮，招唤着准备远行的客人。山民们夜夜听到这个声音，习以为常，但终于，也许是身边的日子实在是混不下去了，也许是憨拙的头脑中突然卷起了幻想的波澜，这笃笃笃的声音产生了莫大的诱惑。不知是哪一天，他们吃过一顿稍稍丰盛的晚餐，早早地收拾好简薄的行囊，与妻儿们一起坐在闪烁的油灯下等候这笃笃声。
当敲击船帮的声音终于响起时，年幼的儿子们早已歪歪扭扭地睡熟，山民粗粗糙糙地挨个儿摸了一下他们的头，随即用拳头擦了擦眼角，快步走出屋外。蓬头散发的妻子提着包袱跟在后面，没有一句话。
外出的山民很少有回来的。有的妻子，实在无以为生了，就在丈夫上船的河滩上，抱着儿子投了水。这种事一般发生在黑夜，惨淡的月光照了一下河中的涟漪，很快什么也没有了。过不了多久，夜航船又来了，仍然是笃笃笃、笃笃笃，慢慢驶过。
偶尔也有些叫人羡慕的信息传来。乡间竟出现了远途而来的老邮差，手中拿着一封夹着汇票的信。于是，这家人家的木门槛在几天内就会跨进无数双泥脚。夜间，夜航船的敲击声更其响亮了，许多山民开始失眠。
几张汇票使得乡间有了私塾。一些幸运的孩子开始跟着一位外乡来的冬烘先生大声念书。进私塾的孩子有时也会被笃笃声惊醒，翻了一个身，侧耳静听。这声音，与山腰破庙里的木鱼声太像了，那是祖母们向往的声音。
一个坐夜航船到上海去谋生的人突然成了暴发户。他回乡重修宅院，为了防范匪盗，在宅院四周挖了河，筑一座小桥开通门户。宅院东侧的河边，专修一个船码头，夜航船每晚要在那里停靠，他们家的人员货物往来多得很。夜航船专为他们辟了一个精雅小舱，经常有人从平展展的青石阶梯上下来，几个佣人挑着足够半月之用的食物上船。有时，佣人手上还会提着一捆书，这在乡间是稀罕之物。山民们傻想着小舱内酒足饭饱、展卷卧读的神仙日子。船老大也渐渐气派起来。我家邻村就有一个开夜航船的船老大，早已成为全村艳羡的脚色*。过去，坐他船的大多是私盐贩子，因此航船经常要在沿途受到缉查。缉查到了，私盐贩子总被捆绑起来，去承受一种叫做“趱杠”的酷刑。这种酷刑常常使私盐贩子一命呜呼。船老大也会被看成是同伙，虽不做“趱杠”，却要吊打。现在，缉查人员拦住夜航船，见到的常常是神态高傲的殷富文士，只好点头哈腰连忙放行。船老大也就以利言相讥，出一口积压多年的鸟气。
每次船老大回村，总是背着那支大橹。航船的橹背走了，别人也就无法偷走那条船。这支橹，就像现今小汽车上的钥匙。船老大再劳累，背橹进村时总把腰挺得直直的，摆足了一副凯旋的架势。放下橹，草草洗过脸，就开始喝酒。灯光亮堂，并不关门，让亮光照彻全村。从别的码头顺带捎来的下酒菜，每每引得乡人垂涎欲滴。连灌数盅后他开始讲话，内容不离这次航行的船客，谈他们的风雅和富有。
好多年前，我是被夜航船的笃笃声惊醒的孩子中的一个。如果是夏夜，我会起身，攀着窗沿去看河中那艘扁黑的船，它走得很慢，却总是在走。听大人说，明天傍晚就可走到县城。县城准是大地方，河更宽了，船更多了，一条条晶亮晶亮的水路，再也没有泥淖和杂藻，再也没有土岸和残埠，直直地通向天际。
第二天醒来，急急赶到船老大家，去抚摩那支大橹。大橹上过桐油，天天被水冲洗，非常干净。当时私塾已变成小学，学校的老师都是坐着航船来的，学生读完书也要坐着航船出去。整个学校，就像一个船码头。
夜航船，山村孩子心中的船，破残的农村求援的船，青年冒险家下赌注的船，文化细流浚通的船。
这位大学者显然是夜航船中的常客。他如此博学多才，不可能长踞一隅。在明代，他广泛的游历和交往，不能不经常依靠夜航船。次数一多，他开始对夜航船中的小世界品味起来。
船客都是萍水相逢，无法作切己的深谈。可是船中的时日缓慢又无聊，只能以闲谈消遣。当时远非信息社会，没有多少轰动一时的新闻可以随意评说，谈来谈去，以历史文化知识最为相宜。中国历史漫长，文物典章繁复，谈资甚多。稍稍有点文化的人，正可借此比赛和炫示学问。一来二去，获得一点暂时的满足。
张岱是绍兴人，当时绍兴府管辖八县，我的家乡余姚正属其中。照张岱说法，绍兴八县中数余姚文化气息最浓，后生小子都得读书，结果那里各行各业的人对于历史文物典章，知之甚多，一旦聚在夜航船中，谈起来机锋颇健，十分热闹。因此，这一带的夜航船，一下去就像进入一个文化赛场。
昔有一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畏慑， 拳足而寝。僧人听其语有破绽，乃曰：“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 个人、两个人?”士子曰：“是两个人。”僧曰：“这等尧舜是一 个人、两个人?”士子曰：“自然是一个人!”僧乃笑曰：“这等 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
你看，知识的优势转眼间就成了占据铺位的优势。这个士子也实在是丢了吾乡的脸，不知道“澹台”是复姓倒也罢了，把尧、舜说成一个人是不可原谅的。让他缩头缩脚地蜷曲着睡，正是活该。但是，夜航船中也有不少真正的难题目，很难全然对答如流而不被人掩口耻笑。所以连张岱都说：“天下学问，唯夜航船中最难对付。”
于是，他发心编一部初级小百科，列述一般中国文化常识，使士子们不要在类似于夜航船这样的场合频频露丑。他把这部小百科名之曰《夜航船》，当然只是一个潇洒幽默的举动，此书的实际效用远在闲谈场合之上。
但是，张岱的劳作，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有趣的“夜航船文化”。这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可感叹之处。
在缓慢的航行进程中，细细品尝着已逝的陈迹，哪怕是一些琐碎的知识。不惜为千百年前的细枝末节争得脸红耳赤，反正有的是时间。中国文化的进程，正像这艘夜航船。
船头的浪，泼不进来;船外的风，吹不进来;航行的路程，早已预定。谈知识，无关眼下;谈历史，拒绝反思。十年寒窗，竟在谈笑争胜间消耗。把船橹托付给老大，士子的天地只在船舱。一番讥刺，一番炫耀，一番假惺惺的钦佩，一番自命不凡的陶醉，到头来，争得稍大一点的一个铺位，倒头便睡，换得个梦中微笑。
第二天，依然是这般喧闹，依然是这般无聊。船一程程行去，岁月一片片消逝，永远是喧闹的无聊，无聊的喧闹。
我一次次抚摩过的船橹，竟是划出了这样一条水路?我梦中的亮晶晶的水路，竟会这般黯然?
幸好，夜航船终于慢吞吞地走到了现代。吾乡的水路有了一点好的征兆：几位大师上船了。
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两岸边的乌桕，新禾，野花，鸡，狗，丛树和枯树，茅屋，塔，伽蓝，农夫和村妇，村女，晒着的衣裳，和尚，蓑笠，天，云，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随着每一打桨，各各夹带了闪烁的日光，并水里的萍藻游鱼，一同荡漾。
诸影诸物，无不解散，而且摇动，扩大，互相融和;刚一融和，却又退缩，复近于原形。边缘都参差如夏云头，镶着日光，发出水银色*焰。
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很有意思。雇一只船到乡下去看庙戏，可以了解中国旧戏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
早春晚秋，船价很便宜，学生的经济力也颇能胜任。每逢星期日，出三四毛钱雇一只船，载着二三同学，数册书，一壶茶，几包花生米，与几个馒头，便可优游湖中，尽一日之长。随时随地可以吟诗作 画。“野航恰受两三人。”“恰受”两字的状态，在这种船上最充分地表出着。
这些现代中国的航船虽然还是比较平缓、狭小，却终于有了明代所不可能有的色*泽和气氛。
仍然想起张岱。他的惊人的博学使他以一人之力编出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夜航船》，在他死后24年，远在千里之外的法国诞生了狄德罗，另一部百科全书将在这个人手上编成。这部百科全书，不是谈资的聚合，而是一种启蒙和挺进。从此，法国精神文化的航船最终摆脱了封建社会的黑夜，进入了一条新的河道。张岱做不到这地步，过错不在他。
记得有一天深夜，幼小的我与祖母争执过：我说这笃笃声是航船，她说这笃笃声是木鱼。究竟是什么呢?都是?都不是?抑或两者本是同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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