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玮（网名：馒头大师），毕业于复旦大学文科基地班。复旦中文系文学学士，新闻系新闻学硕士。曾做过11年体育记者，采访过三届奥运会，两届世界杯和百余项世界赛事。后担任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数字传播中心主任，解放日报社新媒体中心总经理、主任，解放日报社运营、技术中心总监。2017年8月起开始出版《历史的温度》系列，获亚马逊中国颁发的“2017年度新锐作家”称号。
慈禧一生，经她手谕被砍下的人头，不计其数。但这一天她下令杀的这个人，却让她后来有点后悔。
中国甲午一战惨败后，沈荩和当时许多中国的热血青年一样，迫切地希望这个国家发生彻底的改变。
因为身处湖南，沈荩和湖南的两个同乡关系开始密切起来。那两个同乡，在中国近代史上都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谭嗣同和唐才常。
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谭嗣同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血洒菜市口。一时之间，沈荩觉得国家前途又黑暗一片，于是和唐才常一起远走日本留学。1900年，两人从日本返回上海，成立了革命组织“正气会”（后改名“自立会”），正式由“改良派”转为“革命派”。
1900年，唐才常谋划的“自立军”大起义因为走漏了消息，被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前派人绞杀，唐才常被捕后被枭首示众，首级被挂在武昌汉阳门城门上。
唐才常死后，沈荩以“中国国会自立军右军统领”的名义，在1900年8月末单独发动起义，史称“新堤起义”。但因为寡不敌众，起义也很快失败了。
由于沈荩在日本留过学，会日语，所以他找了一家日本人的报社《天津日日新报》，拿到了一个“记者”的身份，然后以此为掩护，开始出入北京的社交圈。
当时的北京，还在八国联军的控制之下。沈荩会外语，又有记者的身份，所以在北京的洋人圈里很快建立了一个小圈子。而满清的那些贵族们，看到沈荩和各路洋大人的关系都处理得还不错，也开始和他结交。没多久，沈荩成了北京城里的一个“社交小达人”，得到的各路消息也远比普通人要多很多。
沈荩原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社交圈里一直舒服地混下去，但那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尤其是他在一次偶然听到一位满清贵族透露出的一个消息之后，他觉得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消息给公布出来：
1896年，趁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俄国以“共同防御日本”为借口，诱迫清政府签订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一般就称之为《中俄密约》。
《中俄密约》虽然以“共同防御”为出发点，但规定只要中日开战，中国所有港口均允许俄国兵船驶入，而且中国的黑龙江、吉林允许俄国建造铁路，无论战时还是和平时期，俄国都可以通过该路运送军队或军需品。
然后到了1903年，俄国不但拒不履行1902年《交收东三省条约》中分期撤兵的约定，反而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俄国在东三省及内蒙古一带享有路政税权及其他领土主权。这等于是不费一枪一弹，就要掠走中国的东三省和内蒙古。
凭借自己的人脉圈，沈荩最终通过贿赂，从政务处大臣王文韶之子那里搞到了最新的“中俄密约”的草稿原文，然后立刻把草稿寄给了天津英文版的《新闻西报》。收到草稿后，《新闻西报》随即全文刊登，然后，国内的媒体纷纷转载，日本新闻界还专门出了一期“号外”（日本揭露此事的动机自然一想便知）。
吴士钊举人出身，从翰林院被弹劾下来，当时和沈荩一起寄居在刘鹗府中（就是写《老残游记》的那一位）。沈荩把吴士钊引为知己，把自己做过的事情，包括带领起义的过去，都说给吴士钊听了。
被逮捕后，沈荩自知难逃一死，没有任何掩饰，把自己做过的事一一都说了，并留下四首绝命诗。
慈禧确实是准备杀沈荩的。但沈荩被捕的那一个月，恰逢是农历六月。清代惯例，一般夏月不执行死刑，要放到秋天。另一方面，那个月正好也是光绪皇帝的生日，皇帝生日的“万寿月”也是要停刑的。
为了讨好慈禧，刑部专门特制了一块大木板用于“杖毙”。但据《大公报》报道，“ “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飞裂”，“骨已如粉”，沈荩一声不吭，却仍没有咽气。
后来有个叫王照的人，也被关进了监狱，呆的就是一年前沈荩呆过的牢房。他后来这样回忆：“粉墙有黑紫晕迹，高至四五尺，沈血所溅也。”
“北京政府今出现一残酷不可言之政……其狠心残忍，为历来刑法正义中所稀有”；
“凡国不自重其国，而虐待本国人民，以快其一朝之意，此乃野蛮种类之所为，文明之国必羞为之伍者。且其人既安心而行之，则已无可劝戒，惟永远不与之平等而已”。
“杖毙沈荩一案，驻京西人皆极着意。某国公使近向人云，视中政府近日所为，颇有将兴大狱之景象。又云，中政府既重提旧案，拿办新党，吾西人亦可再将庚子未办之祸首再行严办数名云云。”
“沈君之死，鬼神为之号泣，志士为之饮血，各国公使为之震动，中西报纸为之传扬。是君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杀一个小小记者，居然引来“友邦惊诧”，这是慈禧万万没有料到的。所以她后来在接见各国公使夫人的时候，也表示自己挺后悔的，还面谕群臣吗，要求不能“株连良善，致离人心”。
“沈荩者，非吾汉族中一分子乎？而竟为满政府所杀，而竟毙于满政府惨毒之杖下……此实吾国民生命死活之问题，非可以漠然而置诸不问者也。”
“犬羊贱族，敢将我汉人惨杀乃尔，我中国之稍有同胞观念者，能不摩拳擦掌，以报此仇哉！”
“沈荩之死，我目不知何为而肿，我肝不知何为而裂。犬羊贱族敢将我汉人惨杀乃尔，我中国之稍有同胞观念者，能不摩拳擦掌以报此仇哉！”
慈禧原本准备“杀鸡儆猴”，却引起了全国对满清统治的又一波反弹浪潮，这是她始料未及的。
一个叫莫理循的英国人，被沈荩之死深深地震动了。莫理循不是一般人，是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的记者。
彼时的《泰晤士报》，在全球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们派驻在一些国家的记者，甚至享有“第二大使”的称号。
莫理循比沈荩大10岁，算是同行。在得知沈荩的死讯后，愤怒异常，称慈禧为“那个凶狠恶毒的老妇人”。他在《泰晤士报》上写了大幅的报道，揭露了“一个中国记者之死”，并呼吁英国不能漠视俄国在中国土地上无节制地扩张，而且，他还通过各种办法，鼓动日本和俄国决战。
1904年，为了中国东北的权益归属，日俄战争终于爆发。当时有国际舆论把这场战争称为“莫理循的战争”。不过，日俄战争结束后，作为战胜方的日本在中国东北犯下了种种暴行，又让莫理循非常不满，转而在媒体上开始抨击日本。
1912年，莫理循被聘为袁世凯政府的“政治顾问”。但相比这个“顾问”头衔，莫理循此前在中国16年的《泰晤士报》记者生涯所产生的影响，要大得多的多。
莫理循在中国期间拍摄的大量照片，后来被出版社整理成《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的大型图册，其中，就收录了一张他拍的沈荩的清晰照片，这也是我们现在得以知道沈荩长什么样子的原因。
在莫理循拍的其他照片背面，他留下的注释和记录都是龙飞凤舞的，但唯独沈荩那张照片背后，莫理循的手写体异常工整，有力：
种种资料显示，慈禧之所以要对沈荩痛下杀手，还是因为他以前组织革命“谋反”（甚至有说法他准备找李莲英行刺慈禧）。而且，沈荩能顺利公布《中俄密约》“新七条”的内容，有日本人在背后的推动作用（日本当然不希望俄国独享中国东北），更有一种推测，是清政府也有意让媒体曝光（1901年，正是莫理循从李鸿章处拿到了《奉天交地且章程》的情报，公布在《泰晤士报》上引起国际舆论关注，才阻止了俄国的野心）。
不过，沈荩的勇敢和爱国之心，是没有任何争议的。而且，沈荩之死所彰显出的新闻媒体的力量，也是没有争议的。
我一直觉得，“记者”这个词，依旧是神圣的。尽管这些年来，这个称号的光环大大减弱（有外部因素，但必须承认，也有部分同行自己糟蹋的原因），但我还是坚信，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有责任感和正义感的记者。
有人说，现在是自媒体时代了。没错，在美食，娱乐，时尚，旅游这些凸显个人品味和观点的领域，在传播渠道垄断被打破的背景下，自媒体确实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涉及到社会公共领域和时政的报道以及各种舆论监督，机构媒体的记者还是有不可超越的优势——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种优势和责任，是任何自媒体，乃至机器人写作都取代不了的。而我也坚信，总有一批记者，会坚守“铁肩担道义”的初心，成为“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说是江苏省理科状元吴呈杰的最初志愿是报考北大新闻系，理想是“是成为一名记者”，后来被很多“有良心”的记者劝退了，最终选择了北大金融系。
我看了他的一些后续报道，他现在应该是大四了，他并没有放弃他的新闻写作梦想，而且成了校媒的主编。
我不知道他毕业后是否还会选择做记者这个行当——读不读新闻系本来就和做不做记者没有任何关系——但我很欣赏他曾在微博上转发过的一段话：
新闻是一条注定要长跑的路，一朝一夕不足以改变这个世界；要相信新闻依然有助于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你会是千万推动者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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