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件后附录的“应停售和停版的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书籍目录”中可以看出，连恩格斯和高尔基的著作，因为译者是胡风分子，所以也不得再版和出售，并不得在图书馆公开借阅。
本文摘自：《南方文坛》2004年第1期，作者：谢泳，原题：《解读一份文件》
《中央宣传部关于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著作和翻译书籍的处理办法的通知》这份文件，在以往关于胡风及胡风集团案件的研究中，未见引述，在收录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本重要文献选集中，也没有收集。胡风集团案件的当事人也没有提到过有这样一份文件存在。本文认为，这份文件在研究胡风事件中有重要意义。虽然档案法早已公布，但中国关于重要档案届时自然解密的事实极少，所以对于研究者来说，从各种渠道获得相关的研究材料本身也是重要的学术工作。这份文件是赵树理研究专家董大中先生在1998年夏天从山西太原市南宫旧货市场发现的，我使用的是复印件。文件由中共中央宣部办公室下发，总号为（55）014号，文件起草时间为：1955年7月28日，下发时间为：1955年7月30日。文件全文5页，共印315份，没有标明任何保密级别，我见到的是第11号，我对比了50年代的发文格式，认为本文件的真实性没有问题。
这份文件的重要性在于，这是20世纪50年代明确宣布查封作家书刊的例证，这个例证说明，当时对文学的管制有相当严密的制度，这个制度是以限制思想和言论为主要特点的。它的发生机制表现为因人废言，不管个人作品（包括翻译作品）的思想内容如何，只要个人在政治上被认为是异端，所有的作品自然就要被查禁。从文件后附录的“应停售和停版的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书籍目录”中可以看出，连恩格斯和高尔基的著作，因为译者是胡风分子，所以也不得再版和出售，并不得在图书馆公开借阅。这份文件的存在，可以解读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文学制度。
作为一个历史事件，胡风案件已经终结。但作为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历史事件，解读这一事件中所包含的思想文化信息，却是有意义的。胡风案件的发生，最重要的因素，是因为对这一事件表现出了特殊的兴趣，但在这一事件的发生过程中，我们观察到事件的背后，实际隐含着中国几类现代知识分子之间的思想冲突，如果没有这个冲突的大背景，那些偶然的突发性因素，不可能发生那么大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初，新政权建立不久后，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中，几类知识分子的角色是不同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主体本来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这个群体在新政权建立以后，基本上已没有自己的思想空间。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因为40年代他们选择了与新政权妥协的道路，最后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这个群体的主要成员选择留在大陆，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在派中获得了相应的位置。但派的作用，1957年1月在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曾说得很明白：“那时候还要看情况，这关系到国际问题。出这一点钱买了这么一个阶级（包括它的知识分子、派共约八百万人），他们是知识比较高的阶级，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干净，办法一是出钱赎买，二是出位置安排。加占三分之二，三分之一非举手不可，不举手就没有饭吃。”这个群体中的成员，在1952的思想改造运动和随后发生的清算胡适思想运动中，已经没有了40年代和抗争时的勇气。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脉最后没有被斩尽杀绝，一个重要因素是它的领袖人物最后没有选择留在大陆，像胡适、傅斯年和蒋梦麟等，他们的思想最后由殷海光继承下来。
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在抗战前发生的一二九中，分化出一批人，主要是青年学生和少量的教授，我们称之为“一二九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主要部分到了延安，成为“延安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人，留在国统区，与早两年的左联成员在一起，我们称之为成为“左翼知识分子”。
1949年以后，这几类知识分子在新政权中的角色并不相同。当时以西南联大为主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早已退居边缘。所以他们在“胡风事件”中，基本不在事件中心，只是一般地表表态，写写官样文章。当时有资格进入权力中心的是：“延安知识分子”、“一二九知识分子”和“左翼知识分子”。而在这三类知识分子中，“延安知识分子”是主流，而“一二九知识分子”和“左翼知识分子”相对又处于边缘，特别是真正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有进入权力中心的可能，但实际并没有进入。中共党史上后来普遍存在“白区”干部和延安（包括根据地）干部之间的矛盾，也有思想文化背景不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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