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对于俄罗斯社会各阶层日常生活的丰富知识，对于民族文化心理的谙熟，他的惊人的观察能力和对“人”、人的心灵的浓厚兴趣，使得他的这些作品始终保持着各自的思想分量和艺术新鲜感。
高尔基先后两次迁居意大利（卡普里和索伦托）之间完成的六大系列作品，构成他创作道路第二阶段的主要艺术成果。与前一时期的创作相比，这些作品无论在思想指向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奥库罗夫三部曲”（《奥库罗夫镇》，1910；《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1911；《大爱》，1912）以一九五年革命的变动年代为背景，集中考察俄国外省小市民的精神文化特点，生动地说明了“奥库罗夫习气”作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处世态度和心理特征，已成为俄罗斯民族前进的沉重负担。由《童年》（1913）、《在人间》（1916）和《我的大学》（1923）构成的自传三部曲，以及本拟作为自传体作品第四部《在知识分子中》的一组作品（含短篇小说《初恋》《哲学的害处》和《守夜人》等，均1923），不仅是作家本人早年生活的形象化录影，更是表现俄罗斯民族风情、民族文化心理的艺术长卷。这组自传体作品那浓烈的生活气息，纯熟洗练的艺术描写，行云流水般优美自如的语调，常常是带有抒情色彩和思索性质的叙述文字，体现着作家忧患意识的沉郁风格，使读者获得了极大的审美享受。其中的那些情、景、意浑然一体的篇幅，那些由作者直接倾吐心曲、抒发情怀的段落，与其说是散文，毋宁说是诗行，令人想起屠格涅夫笔下的一些充满魅力的篇章。
与上述两个三部曲并列的是四个系列短篇作品。《罗斯记游》（19121917）包含二十九个短篇，着力勾画“俄罗斯心理的若干特征和俄罗斯人的某些最典型的情绪”。含有十六篇故事的《俄罗斯童线）则为国民劣根性及其在斯托雷平统治年代的显现，提供了一组绝妙的写照，正如这部作品的中译者鲁迅所说：“虽说童话，其实是从各个方面描写俄罗斯国民性的种种相。” “短短的十六篇，用漫画的笔法，写出了老俄国人的生态与病情。”完成于国外的《日记片断》（1924）的二十七个短篇，更是对于民族生活和文化心理特征的“直接的研究”和“如实的写生”。《19221924年短篇小说集》（1925）所含的九篇作品，以及同一时期发表、主题与风格与其相近的《蟑螂的故事》（1924）、《肯斯科依家的大娘》（1925）等小说，已开始呈现出将民族文化心态同个人与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思考的动向，孕育着作家创作道路上的又一次转换。
以上几组作品，以开阔的艺术视野，绘制了一幅幅令人目不暇接的俄罗斯生活风情画，展示了根植于这种生活土壤之上的民族精神风貌，从各个不同侧面揭示出俄罗斯人的精神文化特征，在总体上又彼此呼应，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一部表现民情风格、世态人心的百科全书式的巨著。作家对于俄罗斯社会各阶层日常生活的丰富知识，对于民族文化心理的谙熟，他的惊人的观察能力和对“人”、人的心灵的浓厚兴趣，使得他的这些具有同一思想指向的作品虽以若干系列连连推出，却并不令人感到繁冗单调，而是始终保持着各自的思想分量和艺术新鲜感。目光如炬的批评家卢卡契曾把高尔基的创作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相比。虽然高尔基并不像后者那样，事先就有一个明确的总体构思和创作计划，然而，当他在某一主导思想的作用下产生创作冲动时，从他笔下的确涌出了其内涵和价值可同《人间喜剧》相媲美的一部部俄罗斯“人间的悲剧、喜剧和悲喜剧”。
纵观高尔基这一时期的创作，可以看出，随着作家思维热点的更换，探索重心的转移，其作品的艺术表现形式也焕然一新。当作家致力于揭示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它的精神心理弱点，企盼着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提高时，他的浪漫主义手法、赞歌笔调和慷慨激昂的情感表现，便渐趋淡化以至隐逝不见了。现实主义成为他观照现实、把握生活的根本艺术法则。透过作家以清醒的写实笔法所绘制的一幅幅民族风情和心理素描，不难发现笼罩这一时期创作的总体美感特征：沉郁和悲凉。前一时期作品中那种热情洋溢、犀利刚健的特色为冷峻凝重的风格所替代。作家显然已不再借重于高亢激越的音调和色彩浓烈的画幅，力求从情绪上感染和惊醒读者，而是把自己的各种印象、感受和思考融入日常生活画面的真切描绘中，让读者“发现”自身的生活与心理现状，引发长久的思索。中国古典文论有所谓“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之说；近人亦称：“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音调。”当高尔基全身心地感受着民族的苦难与悲凉，以浸透着忧患与愁思的笔触，用对于日常生活和民族心理的忠实描绘来震撼国民灵魂的时候，从他的笔端倾泻而出的，也是要妙之声，绝壮的音乐！那是从苦难的俄罗斯“生活的散文”中提取的幽婉动人的“生活的诗”。
如果说，凝视“当前的现实”，力求捉摸到时代的脉搏，及时地对当代生活做出自己的艺术反应，是某些现实主义作家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是高尔基前一时期创作的重要特色，那么，在他转入第二阶段、即民族文化心态批判时期以后，情况就很不相同了。民族文化心态研究要求不能仅仅着眼于当代现实。正如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总有一个较长的积淀过程那样，对它的系统考察也应当是一种远距离的、全方位的观照。这也许就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为什么高尔基在完成《母亲》《夏天》等作品之后，便似乎是突然地匆匆告别了“当前的现实”，转而记忆、向过去的俄罗斯生活吸取自己的诗情。于是我们看到，那些保留在作家心底的自童年时代起的无数生活图景，那些在作家生活的各个阶段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那些曾经引起作家注目和思索的现象，便在他的笔下一起活了起来。回忆因素、自传因素，在作家这一时期的整个创作中明显增多，“回忆录自传体小说”连篇出现。这些作品所回望的往昔，正是俄罗斯从漫长的农奴制下挣脱出来，背负着因袭的重载向现代艰难行进的时代。俄罗斯民族的力量和弱点，它的文化心理特征，在这一历史转换期的日常生活中一览无余地显现出来。高尔基在自己的生活历程中感受到了本民族文化心态的形象外现及其与民族历史发展滞缓之间的内在关联，因此对于他来说，考察民族文化心态的最好途径与形式，莫过于回首亲身经历的往事，并以一种文化眼光予以观照。再者，日常生活、凡人小事往往最能表现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特征，所以高尔基在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主要不是作为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而是作为日常生活的参与者出现的。回忆录自传体小说所特有的亲切语气，以日常生活为基本素材所决定的浓郁生活气息，丰富的民族文化心理解剖学内容，使高尔基这一时期的作品赢得了各类读者和各类批评家的广泛好评。如法国《拉罗斯大百科全书》认为高尔基的几部自传体小说是“俄罗斯文学的杰作之一”；英国《大英百科全书》称《我的大学》是“俄文中最好的自传作品之一”；意大利都灵版《俄国文学史》认为自传体三部曲和回忆录《列夫托尔斯泰》等构成高尔基全部创作中“卓越的阶段”；瑞典学者托柴特霍姆和英国学者彼科昆内尔合编的《彩色插图世界文学史》则肯定自传三部曲是高尔基“最伟大的文学贡献”。审美趣味高雅、目光“苛刻”的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罗姆，也在《西方正典》中把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和《回忆托尔斯泰》列入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书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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