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城市化的发展趋势是继续入城，因为对于年轻的毕业生而言，城市意味着更多的选择，以及新的可能。
中国的城镇化率在2011年突破了51%，根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1月17日的数据，2011年末中国城镇人口达6.9亿，这一数字至少从表面上显示中国的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中国的城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达到这个城镇化率，改革开放居功至伟。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仅为19%，而改革开放至今，城镇化率就突破了51%。考虑到其间伴随的人口增长和城镇数目的增加，这一城镇化率增长的背后的确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好处，因为“城市的兴起”归根到底是一种市场现象。
不过，也有不同意见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的发展，主要靠政府干预。从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来看，土地已经在那里了，的确会受到政策和城市规划的重大影响；加之资本方面，有政府的大规模投资以及各地招商引资带来的投资，包括以土地换投资等。
由于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是典型模式，所以这也被认为是中国大城市发展的典型，中国城市的硬件建设更体现了这一点，交通设施和摩天大楼甚至举世瞩目。
我们不能否认大城市的发展，例如重庆升格为直辖市、开发浦东等，政府干预了城市化的进程，但拉长时段和放宽范围来看，单靠政府行为难以达成城市化的目标，因为城市化进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即使有了土地和资本，但想吸引人来，这就不是政府所长了；相反，中国地方政府在引进、吸纳人口上的态度向来不友善，相对于庞大的劳动力需求而言，政府在这方面不仅作为很少，反而借由户籍制度设置了不少劳动力流动的障碍。
城市发展当然会带动就业，但劳动力就业和变成城里人在中国是两回事。事实上，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市场，劳动力流动也是有限制的。但仔细观察中国劳动力的流动，却能发现有意思的结果。国内对现有农民工数量有各种不同的估计，但超过1亿已是一个略显保守的估计。也就是说，尽管政府在户籍制度上横加限制，但劳动力依旧在朝城市流动，很多人想要进城。
这一事实表明，其实并不是政府干预而是市场扩展带动了人口的流动，政府几乎是干了相反的事情。当然各地政府也出台了不少人才引进的政策和措施，但这些政策和措施针对的是高端人才，与规模巨大的农民工、普通年轻人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受限制但依旧入城去，这表明城市为劳动力提供了更高的边际收益，这成为劳动力流动的风向标。受限条件下的劳动力流动，更表明了即使在政府干预下，市场依旧可以扩展，只是这个进程可能会慢一点。这也是中国城镇化率虽然增长快，但也才达到美国1920年代的水平的原因所在。因为对于城市而言，不管是中国古代的城，还是西方现在的城市，人口数量是城市大小的重要指标，而怎样在有限的地域中容纳更多的人口，则是城市发展的核心问题，政府干预显然无法带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一定要依靠市场或有出路可循。
大部分这类毕业生在故乡寻找不到被需要的感觉，加之失意于一二线城市的就业竞争，使得他们高不成低不就，变成了夹心层。
中国的户籍限制带来了一些诡异的问题，例如农村户籍的学生如果考入大学，依据之前的农转非政策，他们的户籍会转为非农户籍，这意味着大学生其实从户籍上变成了城里人。
得益于1998年以来的大学扩招政策，使得原本应该进入就业市场的一代人进入了大学，这也推迟了他们的就业时间，但他们的就业问题始终存在。当他们毕业时，经济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迅速发展，因此难以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简而言之，城里的工作不好找。这既有扩招规模大于就业增长规模的问题，即所谓数量型偏差；也有毕业生所学技能与招工单位要求不匹配的问题，即所谓结构型偏差。这两种偏差造成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现象日益严重，而且大学生毕业后如果找不到工作，城市户籍对他们并没有多大的帮助。
这些大学生一方面在城里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我们却经常听到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这种用工不匹配的结构型偏差到底是如何造成的？较为普遍的解释是，大学扩招降低了教育质量，因此大学生学了一堆无用的东西，却没有学到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但这可能是一种误解，因为大学教会学生最关键的是独立学习的能力，而不是具体的技能。实际上，不少大学毕业生初次就业往往与其所学专业不全然相关，甚至八竿子打不着，但由于接受过高等教育，他们通常比没有经过大学教育的人能更好地适应工作，这就是大学教育带来的好处。在当下的中国劳动力市场，英语和网络使用的技能越发重要，大学生在这两个方面的优势尤其明显。
当然，因为大学扩招导致的数量型偏差，必然会导致部分大学生在同一水平的工作竞争中落败，比如说他们的学校不是名牌大学，比如说他们所学的知识和技能略逊于同类竞争者，于是在竞争激烈的大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不占优势，从而不得不返回三四线城市或县乡镇寻找就业机会。
但他们在返乡时却犯了难。事实上，这一类大学生在返乡时遇到的问题和在一二线城市差不多，也是数量型偏差和结构型偏差并存。这些大学生试图寻找的工作，三四线城市和县乡不一定能提供，因为这里属于完全不同的市场，他们返乡希望寻找的工作机会，往往已经有其他的乡镇劳动力供给，并且这个市场上其实并不缺乏劳动力，这才会有剩余劳动力往一二线城市转移。于是在三四五线城市，除了少数毕业生能找到适合的工作外，大部分这类毕业生在故乡寻找不到被需要的感觉，加之失意于一二线城市的就业竞争，使得他们高不成低不就，变成了夹心层。
前文提到的户籍制度再次成为问题，它使得年轻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有限制，他们的返乡之旅也因此变得艰辛。依照中国的户籍制度，非农户籍迁出之后，要返回农村变成农村户籍同样困难。比如在浙江就出现了大学生想将户口迁回农村而不得的情况。得益于城市化的扩展，浙江的几个地方，例如宁波和金华地区，农村土地升值，农村户籍的价值随之水涨船高，所以在城里找不到合适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希望将户籍迁回原籍，以参与土地升值收益的分配，却被原户籍地拒绝，这甚至造成了很大的冲突。2011年12月，浙江省余姚市和永康市分别有上百名大学毕业生到市政府请愿，要求将户籍迁回原籍，却被市政府定性为寻衅滋事，有6名学生被抓。可以预见，如果中国的户籍制度不放开，随着户籍附着的利益冲突就不会消失。
由于在故乡没有可以支撑的人际关系网，他们的返乡之旅将会备加艰辛，很难从非正式制度中获益。
这些年轻人在返乡、乃至回到广义的三线以下城镇的过程中，还有另一个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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