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本色鲁迅》（陈漱渝主编）透露，对于自己的藏书，鲁迅有专门的“书账”，记录下哪天买了什么书，多少钱。据统计，从1912年5月到1936年10月17日（即他逝世前两天），不到25年的时间里，他先后花费了约12165元购买图书，约占这期间总收入的1/10，是他家用、购房之外的第三大开销。这也是国内鲁迅研究专家迄今对鲁迅生前购书情况所做的最全面的梳理。
鲁迅“绿林好汉”购书气魄。陈漱渝曾说，“鲁迅将他位于北京西三条的工作室戏称为‘绿林书屋’。他在购置图书方面，也确实有‘绿林好汉’的气魄。”其实，只要经济允许，鲁迅便去买书，最多的一年，他用于购书的花费达到2404.5元。这是1930年，在当时，15元就可以供一个四口之家过一个月的温饱日子。
鲁迅“二仙传道”购书法。为了得到自己需要的好书，鲁迅在购买图书方面也颇费心思。据史料记载，鲁迅曾托翻译家曹靖华在苏联购买艺术类和文学类书籍，范围极广。为了躲避当局的海关邮件检查，曹先生先将书寄到比利时或法国，托朋友代收，重新包装后再寄到中国。这就是被戏称的“二仙传道”购书法。
据统计，现存鲁迅藏书有4062种，约14000册。即便如此，鲁迅还经常感叹“书到用时方恨少”，为一些珍爱的图书无法购置而遗憾。比如，鲁迅在1932年8月15日致友人台静农信中说：“早欲翻阅二十四史，曾向商务印书馆豫约一部，而今年遂须延期，大约后年之冬，才能完毕，唯有服鱼肝油，延年却病以待之耳。”
朱光潜（1897-1986），字孟实，安徽桐城人，现当代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主要著作有《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西方美学史》《谈美》等。此外，他的《谈文学》《谈美书简》等理论读物，深入浅出，内容切实，文笔流畅，对提高青年的写作能力与艺术鉴赏能力颇有启迪，有《朱光潜全集》。美学大师经典作品精编《厚积落叶听雨声》《一升露水一升花》。
据朱光潜研究专家朱洪教授介绍，朱光潜家乡阳和乡岱鳌村在桐城东乡，穷乡僻壤，买书很难。距家二三十里地西南面，有一个牛王集(牛集镇)，每年清明前后，附近几县农民都到此买卖牛马。因为人多，各种商人都来兜生意，省城安庆的书贾也来卖书籍文具。
有一年春天，一个族兄去牛王集买了一批书回来，慷慨地借给朱光潜看。父亲不许儿子读圣贤以外的书，族兄买的书，对于朱光潜来说是一个盛典。族兄买书，没有固定的爱好。他买什么，朱光潜就借来看什么，如试帖诗、《楹联丛话》《麻衣相法》《太上感应篇》等，只要族兄有的书，朱光潜都借来看。结果，朱光潜看了一些七杂八拉的东西。但乱读书也有好处，兴趣广泛。
王稼祥（1906-1974），安徽泾县人，“思想”概念的首次（1943）提出者，被誉为：处理国内问题有世界眼光，对待国际问题又能考虑到中国利益。因此，他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是结合中国实际来读书的典范。
王稼祥是儒雅的学者，曾经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红色教授。虽然留学国外，但是注重研究中国的特殊性，他较早地意识到，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既有模仿国外建起的大城市，更有停留在古代生产方式上的广大农村。
王稼祥形成这样的读书、思考习惯，也许与他青年时就喜欢购书不无关系。他7岁进入本村柳溪小学学习。13岁小学毕业后又读了一段私塾。16岁到安徽南陵县乐育学校求学。18岁（1924年）春就读于安徽芜湖圣雅阁中学。常到学校附近的“科学图书社”去购买进步书刊，思想也逐步发生着变化。
创建于1903年的芜湖“科学图书社”，广泛经销国内多地出版发行的新书刊。五四运动前夕，是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最早发行地之一。“五四”浪潮席卷全国之后，更集中力量经营新书、新杂志，经销《中国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新生活》《建设与改造》《向导》《创造周刊》《语丝》《拓荒者》《北斗》《生活周刊》等刊物。书店还销售大量新书，包括《呐喊》《彷徨》《少年飘泊者》、《短党》《女神》《蚀》《李守常文存》《独秀文存》《宣言》以及恽代英的《阶级斗争》等书籍。
科学图书社的经营与亚东图书馆的发展紧密相关。到亚东来的作家和学者有：陆志韦、朱自清、陶孟和、孟寿椿、刘半农、钱玄同、赵诚之、张慰慈、刘文典、李秉之、吴虞、陆侃如、俞平伯、康白情、徐志摩、孙楷第、顾颉刚等。1923年，科学图书社纪念开业20周年，很多与该店有关系的进步人士和知名人士，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都送来纪念性文字祝贺，其中胡适写的一句话，“给新文化做了二十年媒婆”，陶行知则赞扬她“赈济了二十年学术的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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