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1946年出生，浙江余姚人，中国文化史学者、著名艺术理论家、散文作家。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荣誉称号。10多年前，散文集《文化苦旅》震动文坛，余秋雨这三个字迅速成为“文化标签”。主要作品包括《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借我一生》等；艺术理论著作《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等。
对线月，余秋雨新作《借我一生》面世，这是一部以“记忆文学”标明的作品。余秋雨在书中回顾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也记叙了他几十年来在学术领域和散文创作中的经历，面对外界的种种争议，这本书是一种回应吗？最近，又传他封笔不写的消息，他真的将封笔吗？楚天都市报记者操持电话，一路追逐，从北京到成都，从成都到新加坡，从新加坡到上海，历时半个多月。昨天，记者赶在余秋雨来汉参加2004年武汉秋季房交会之前，完成了对他的专访。
记者（以下称“问”）：余教授，欢迎做客武汉。新著《借我一生》书名耐人回味，怎么想到用这么一个“借”字？
余秋雨（以下称“余”）：这个书名，表达了我对生命过程的深深感恩。父亲去世后我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了他当年被关时向造反派借钱的借条底稿，深受感动，憬悟到自己生命的一大半是长辈们苦苦借来的，包括屈辱地向那些打手们借。由此想到，长辈们安排我借住在家乡度过童年，借住在上海接受教育……而我却常常误以为我的生命状态是自己努力的结果。
余：生命的存在过程，都是向不同空间的“借取”过程。我这一生向农村大地借取，向城市街道借取，向书本课堂借取，向灾难诽谤借取，最后又向人类各大文明的废墟借取。除了不断借取外，生命的本体是“空”。
问：您曾说，您历来不赞成处于创造过程中的艺术家太激动，但写《借我一生》，常常泪流不止。是什么东西让您情不自禁？
余：写作中，许多神秘的现象一直笼罩其间。例如，家乡那座作为家族起点，也作为终点的山；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名字却全然不知道她名字的祖母；某个省份剥夺了我叔叔的生命又赐给我一个妻子，并由妻子以最隆重的方式祭奠我叔叔；“半山古书”的传说那么虚无缥缈，却让我在灾难岁月得以实现……这种种“首尾相衔”的呼应，让我感受到现实世界的神秘诗意。
问：而《收获》主编陈永新却说：《借我一生》“精彩程度并未超过想像”，怎么看老朋友的这个评价？
余：程永新说，他没说过那样的话，可能是记者的发挥吧。他说，他接受记者询问时还只看了一小部分，不会作这种判断。
问：文化“三部曲”（《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所凸显出来的人文思考令世人注目，开一代文风。比读《霜冷长河》、《山居笔记》、《行者无疆》等，好像都不能出《文化苦旅》右？
余：不少读者偏爱《文化苦旅》，我很感谢，但那只是我的“习作”，只向自己证明还能写一点传统式的所谓“散文”。
习作阶段结束后，我就正式进入西方所说的“宏伟叙事”（Grandnarratives）状态，完全着意于考察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的遗迹了。“散文”只是热身，不是目的。我在海边蹦跳几下是为了渡海，《文化苦旅》就是那几下海边蹦跳。
问：去年我们采访余光中先生，他对您很是推崇。他说自己是“生在阳光之中”，而您是在“秋雨之中”。所以您秋天到岳麓书院讲学，天就要下雨。可还有那么多人冒雨听您的讲学，场面动人，可见人心向背。
余：感谢余光中先生对我的鼓励。岳麓书院的雨中讲学至今想来还十分感动。听讲者全穿雨衣坐在露天，不少听讲者为了在雨声中听得更清楚摘下了雨帽，居然是满头白发！我讲的地方有檐顶，但非常闷热，加上内心感动，也挥汗如雨。讲完，打开书院大门，竟然发现湖南大学的大批学生在门外冒雨听门内传出来的麦克风声音。
当时我已决定参加香港凤凰卫视到北非、中东、中亚、南亚历险，自知生死未卜，因此要借千年书院说一说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这算我在历险前的认知，历险结束后，在四川大学说了另一番认知，作为以生命代价换来的对比。
问：您给新书《借我一生》一个崭新的术语———记忆文学，期待它会像“文化散文”那样，再开一代文风？
余：（笑）《借我一生》当然是我最重要、也最满意的作品，但我从来不想开“一代文风”。
问：曾读到这样一句话，大意是说继余秋雨成为时尚之后，批评余秋雨又迅速成为新的时尚。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围绕您却是“十年批评不消歇”。
余：说起“十年批评不消歇”，我从来不认为那些诽谤、侮辱、造谣、诬陷算是“批评”。有的人，一时信谣，未经查证便公开发表文章，知道真相后不纠错、不道歉却也不再作声，像没事人一样，对这样的人我虽然看不起却也能原谅。对这样的人，我们应该本着慈悲的宗教情怀予以关爱，耐心地教他除骂人之外再学会一点谋生的技能。
余：认输？我在哪里输了？有的人明明不知道自己输在哪里，错在哪里，却谦虚地四处认输、认错，并把这种虚伪的态度看成是“生存技巧”。我想试验一下不用这种“生存技巧”过日子。十年下来，试验成功。
余：在文化转型时期，转型前的坐标无法衡量转型中的行为。那么，文化创造者和建设者的成就靠文化破坏者们的诽谤来衡量。
当年巴黎法兰西剧院里浪漫主义的伟大胜利，就是靠那些“批评家”的一片嘘声来衬托的。多数“批评家”手上拿的“批评框子”总是陈旧的，当时巴黎也不例外。但浪漫主义还是胜利了，因为广大巴黎市民没有理会那些“批评家”，只是沉默着买票，一张又一张。连续多年的票房说明了历史的选择。
我们现在，连当年巴黎的陈旧“批评家”也很难遇到，因为那些“批评家”虽然落伍却很有品位。
余：原因之一，我自从辞去高校校长职务后所设想的写作计划，已加倍地完成了；其二，现在的文化环境确实太不适合我了。
余：例如，有的人，不明真相，指责一个几十年前的受害者，居然也能在媒体间搅起不小的波澜，这太让我震惊了……我不能在这种颠倒中继续写作。
问：一次和陈鲁豫谈到您———一位50多岁的学者，为了向全球华语文化界阐释中华文明在与其他文明对比中的优劣，冒着生命危险行走在狼烟弥漫的巴勒斯坦等地，那是怎样的一种气度。作为文化史知名学者，一直在拼命求索的您，如今不写，情何以寄，心何以安？
余：我的好朋友龙应台女士在境外电视上说我“如果不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将会有多大的成就”，笔触的干净来自于心境的干净，而心境与环境有关。对于写作这件事，我有洁癖。
问：在新著《借我一生》出版之前，近一年的时间，少有您的消息，都在忙些什么？
余：因为早早地离开了原来的文化体制，不参加一切协会和集体活动，也很少与外间交往。除了从电视里看国际时事和体育比赛，近一年来不看报刊杂志，因此每天的时间都非常完整。
问：听说您做得一手好菜，看来“躲进小楼”这段时光真是烟火燎人，别有味道了。
余：（笑）我和马兰都能做几个不错的江淮菜，但都是家常菜，拿手的菜式很少。一年的主要时日，是躲开人群，与妻子马兰悄悄地在各地行走。
余：她熟知国际政治、军事动态，酷爱西方现代音乐，唯一的缺憾是不会游泳，但最近三个月来有很大长进。
我们旅行期间，内蒙古额尔古纳市的女市长送给她一匹非常漂亮的三河马，现在还养在额尔古纳的马厩里，这牵动着她很深的思念。她喜欢浓茶和清炖羊肉汤，在埃及的卢克索和西奈沙漠像是回了家，总是快速地消失在荒山间。因此她似乎是骑着骆驼和马匹来到我身边的。
问：关汉卿的《四块玉》之《闲适·四》篇云：“南亩耕，东山卧，世态人情经历多，闲将往事思量过：贤的是他，愚的是我，争什么？”何处是您可见“南亩”的“东山”？
余：好些海外读者知道我的处境后纷纷要我移居到他们那里去，甚至连居住在非洲肯尼亚的华人也发出了这样的邀请。但是，我年岁已经不小，又热爱这片沉淀着汉唐遗迹的土地。这就构成了我下半辈子最大的矛盾：要想有干净的写作心境，只能离开；不想离开，就不能再写。我选择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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