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制度，1952年实行，1965年废除，1977年恢复。这么多年来，高考的形式和内容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变革，虽然目前高考饱受非议，但它仍是一种相对公正、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
在今年高考来临之际，记者特地采访了陕西省一些知名人士，让他们谈谈当年所经历的高考和他们眼中的高考。他们的故事，或许会给正在参加高考的考生和家长们提供借鉴或帮助。
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1957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大学考试，高考前一周发榜，在《江西日报》上看到了录取名单，当年人大新闻系在江西只录取了三个人，他是其中之一
“当年我的高考情况比较特殊，那时中国人民大学是在高考之前提前考试，我是提前考试，被录取了，被录取以后，就不能再参加高考。人民大学的高考和其他高考不一样，题目很少，每一门不到十个题目，重分析，重个人的理解，没有太多的死记硬背的题目，而这恰好跟我的特点相符，我记忆力比较差，比较善于理解问题，可能就这样占了便宜吧。”肖云儒说，他觉得这样一种考试很好，题目看似简单、很少，但就在回答、分析和理解当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深度和特点，比起那些死记硬背的题目，更能测定一个人内在的水平。
他说，高考是人生的重要关口，是社会对一个人隆重的检测，是对智商、情商、心理承受力、耐力甚至体力的检测。高考，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非议，但它依然对我们的人生成功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和检测作用。为什么说是隆重的全面的检测但不是唯一的检测？因为它只能考你卷面上的东西，一个人的素质，除了表现在试卷上，还表现在精神境界、思维特点、创造潜力、行为能力等，一个人的全面素质在高考上是检测不到的。
“给一些愿意学我这个行业的高考生提些建议，如果你愿意学文化、搞文艺，当然，你可以学文学，但你不能就文学而考文学，我其实更期望你学哲学与历史，包括传播学，都是你可选择的。一个人有了文史哲拉通的大底子，它们将来在人生成功路上、求职路上，都是有用的。”
席酉民，现任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英国利物浦大学副校长、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教授、陕西MBA学院常务副院长，1977年参加高考
席酉民1957年生于陕西长安，1977年考入陕西机械学院物理师资班；1984年在西安交通大学获系统工程硕士学位；1987年在西安交通大学获我国大陆第一个管理工程博士学位；1988年破格晋升副教授；1992年再次破格晋升教授；1993年成为我国管理工程领域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
“在我们那个年代，能上高中已经很不容易，在农村初中一个班50个学生，只有三四个人能考上高中，1974年我高中毕业后只能返乡，进入合作社劳动，一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才有了学习的机会，大家都很期待，虽然在农村每天白天要劳作，晚上要开会，学习时间很少，书籍资料也很匮乏，但返乡青年们还是很注意平时的学习，很珍惜恢复高考带来的机会。”
“我当时在生产队里担任过队长、会计、团总支书记等职务，平时劳动之余也注意学习，但到高考前复习也只有两周的时间，非常紧张。”席酉民回忆说，由于特殊年代人才培养断层，在1977年的考场上可以看到很多年龄相差十几岁的考生。
“在农村当时那个年代，青年们每天接触农作和劳动，大家对自然科学和机械控制都很感兴趣，觉得这些可以帮助农作的技术就是最先进的。”席酉民说，他印象非常深刻，当年报西安交通大学的自动化控制专业，由于只有两周复习，最后考入陕西机械学院的物理师资班，1978年3月入学，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
李佩成，中国工程院院士，乾县人，现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兼职教授，长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与环境研究培训中心（中德合作）主任，1952年参加高考
今年就满80岁的李佩成，还清楚地记得小时候缺水的情形：一家人用一盆水洗脸洗手，洗过之后的水还要用来饮牛。从小“缺水”的记忆根植在李佩成的心中，考大学时他果断选择了西北农学院水利系。
“1952年我在咸阳周陵中学毕业，当时国家动员高中毕业生积极报考大学，一颗红心给党，考大学是作为一项光荣任务来完成的。”李佩成回忆说，由于当时各行各业都缺乏人才，很多同学高中毕业就去了文工团、部队、工厂工作，“因为人才供不应求，选择也很多，所以上世纪50年代的高考压力并不是很大。高考科目有数学、语文、物理等，在外语方面有英语也有俄语。”“那个时候也报志愿，但也有服从分配的，个人的选择要服从国家需要，是那个时代高考的特点。上大学后，每个月有12元钱的助学金，相当于全部公费读大学。”李佩成说，当时高中毕业生并不充足，为了保证大学的生源，还从部队里选取干部，为他们办考学速成班，为高考复习做准备，“还动员有文化水平的干部、工农兵学员等学习知识上大学。”
在谈到高考与人生的关系，李佩成院士说，“高考是人生成才的选拔方式，但并不是全部，也不是唯一，就算考不上名校，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人才，考生和家长不要有不必要的思想负担，未来的深造途径还有很多，也可以通过实际锻炼成长。”
著名作家方英文，参加过两次高考。他是农村人，9年制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1977年恢复高考，但是因劳动时间不够两年，所以政审时他的高考资格被取消。1978年参加高考，却差4分落榜。1979年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
回忆当年的高考，方英文说，”我当时的高考成绩是镇安县的所谓状元。总分忘了，只记得数学成绩最高，78分”。他说，当年高考和如今高考的最大不同是：当年的高考是震撼家国的伟大事件，如今的高考则是常态的国民教育。因为当时，“文革动乱”刚结束，大学十年未招生。千百万渴望学习、改变命运的青年人憋屈着、压抑着。以1979年高考为例，考生468万，录取28万，录取率仅6%。到了2012年，全国考生915万，录取685万，录取率高达75%。这个比例就很好理解，何以当年大学生“吃香”，如今毕业生为何找个饭碗都很难。
方英文说，国家通过高考，选拔人才予以深造；个人通过高考提升自我、实现梦想，从而促使整个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但是高考与所谓“成功”二字，并无必然关联，因为许多“成功人士”并无文凭。“做你能够做、且你喜欢做的事，这事既有益于个人又福利于社会，才配称真正的成功。”
他建议高考考生，从容淡定是最好的高考心态。个人能做的是认真与努力。在专业选择上，不管名校非名校，爱上的专业就最好。本报记者谢勇强
雷钧，2013年全国法治人物、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1979年，17岁的他在洛川县参加了高考
雷钧回忆说，高考成绩出来后，他瞬间崩溃了，因为数学只得了5分，“我的历史成绩排在全县考生的前面，但是数学成绩实在是太低，把总成绩拉下来了，直接导致了那年高考的落榜。”
如今回忆起来，雷钧显得有些无奈，“不爱学数学，也没有系统地学过。”后来，他参军了，两年后，他退伍在洛川检察院当了一名法警，“我一直喜欢法律，就在工作之余学习法律知识。”1985年，25岁的他参加了司法部和教育部联合组织的一个司法干部专修类的考试，这不是高考，只是一个类似于现在成人高考类型的考试。那次考试中，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的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随后，他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法官梦。
2005年，在女儿参加高考时，雷钧请了几日假，陪在考场外面，“我的心理压力比女儿都大，为人父母嘛，大概都这样。“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遭遇挫折后不要放弃，永远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雷钧说，谁一辈子能没有挫折？最重要的是要用一个良好的心态去面对挫折，“希望今年的考生们在答题过程中要认真审题，先易后难，不要在拿不准的题目上浪费时间，实在是没有考好的话，也不要气馁，以后的路还很长，机会也很多。”
施秉银，现任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院医院副院长、内分泌科主任。1977年，他从广播上听到高考消息，经过短暂复习后参加了考试
受家庭影响，施秉银高考时填的志愿从第一志愿到最后一个志愿都是医学专业。考完后静静等待，当时他和家长只有一个愿望：只要有学上就不错了。没有想到如愿以偿被北京医学院录取。到现在施秉银也不知道考了多少分，但根据考试时的感觉数学和化学可能是满分100分。
施秉银说，当时的高考和现在有很大差异，他们那一代人上小学和中学时，是在文革中度过的，上学目的性几乎没有，大学是推荐上的，唯一的条件是家庭出身成分，与中学和小学学习成绩无任何关系。由于从小受家庭影响，他喜欢学习，小学和中学成绩一直较好，家里一面墙被三好学生的奖状贴满了。高中毕业后，他在一个叫刘家坪的偏僻地方劳动了两年，修公路和平整土地，当时不知从哪里得到了一本代数书，晚上通宵达旦地做题演算。
他说，当时考大学对他们那一代人来讲是唯一的希望，但因为没有太大的压力，也没有像现在竞争这么激烈。现在的年轻人来自家庭、亲戚、社会压力很大，但现代社会给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机会，所以希望考生不要有太大的压力，自然应对可能会发挥得更好，考出更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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