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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先生的《给孩子的动物寓言》有一篇极短的自序，题目就叫《人真不是个东西》，他说：“动物比人好，动物不打孩子，人常常打孩子。”要这么说，动物也不跟孩子讲道理，人常常跟孩子讲道理，孩子又多半不爱听。
大概是因为人都爱听故事又不能不听点道理，所以世界上各个民族的寓言故事都很发达，寓言是有明确用世意图的故事，常常跟人的进退、取舍、得失、利害密切相关，却也总是要借动物来说事儿，著名的《伊索寓言》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近日，“小活字”推出了中央美术学院绘本工作室打造的《给儿童的诸子百家寓言》绘本套装，宣传语中就说是针对3~6岁孩子阅读的中国版“伊索寓言”。翻完觉得内容颇为惊艳，远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把文言翻译成白话，把人的故事变成动物寓言这么简单，但不知道这个年龄段是不是定小了。该套丛书的文字作者向华老师，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曾以《宝莲灯》获得过金鹰奖最佳动画编剧，他多年来一直在做中国传统文化故事的搜集、整理和绘本改编，在这套书之前，他已经与央美绘本工作室一起打造过一套“中国民间童话”绘本。
看这套寓言的故事出处就能感觉到作者别具只眼的文人情结——《韩诗外传》《墨子间诂》《艾子杂说》，就算是从贡献了大量我们耳熟能详的成语、寓言的《庄子》中选，作者所选的故事也相对冷僻（《爱显摆的猴子》），而且这些故事，比如出自《尹文子》的《山鸡变凤凰》，出自《燕书》的《白雁放哨》，其实都意味蛮深的。当然，童书的特点之一就是，成人见其深，不代表孩子不能得其趣，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由绘本工作室的八位年轻插画师一人一本分册打造的插图，整体上走复古版画、剪纸风，使用的颜色和颜色的使用方式也与形式契合度极高，与故事内容相配合，颇有种“高级感”。原创绘本插画，一怕自以为是的“傻白甜”，二怕徒有其表的“中国风”，如今原创插画中的各种“高级脸”越来越多，颇有“良币驱逐劣币”的喜人局面。
这套书中个人最喜欢的一本是改编自《晋书·阮籍传》的《跳蚤城》，阮籍“虱处裈中”的典故在古典文学中固然是影响深远，但如此狷狂刻薄的典故要如何进入儿童叙事真是有趣的事了。“独不见群虱之处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于裈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向华老师将之改写成了一个“一群跳蚤在狗毛深处安居乐业，建设起一座城市，一座跳蚤城市”的故事，当读到“城市里有房屋，有街道，有运动场，有植物园，当然还少不了学校”的时候，不禁就让人联想到苏斯博士（Dr.Seuss）的名作《霍顿听见呼呼声》（Horton Hears A Who! ）了，《跳蚤城》也有一种霍顿式的温暖与欢脱，以至于典故原来强烈的讽刺意味在改编故事中仿佛只剩一个浅浅的水印了，作者反倒更像是怀着一种饶有兴致的、善意观看的目光，所以，当最后“狗主人忍无可忍，把狗毛剃了个干净”的时候“那些无家可归的跳蚤”还能继续去“四处寻觅新的地方安家”。
而前不久引进出版的凯迪克金奖得主、华人绘本大师杨志成的《中国神话·寓言故事》绘本三种又是另一种面貌了。
杨志成 (Ed Young)，美籍华人，1931年生于天津，3岁迁居上海，17岁移居香港，20岁赴美国伊利亚诺州立大学建筑系就读，后转入洛杉矶艺术学院学习广告设计，毕业后从事广告插画工作。他于1962年创作了第一本童书《自私的老鼠和有关自私的故事》，由此，开始了一生的图画书创作，在40多年中，他创作了80多本图画书，曾以《狼婆婆》《皇帝与风筝》《七只瞎老鼠》三度获得凯迪克大奖。
杨志成偏爱以各国民间故事为题材进行创作，当然对中国的故事倾注有更深的情感，但在故事的讲述上既有一种生于斯的忠实与熟稔，又有一种以西方读者为目标读者的高度概括性和跳跃性，再加上从中文故事翻译成英文表达，又从英文翻译回中文的两重折损，即使是由资深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人称“花婆婆”的方素珍老师担任翻译，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文本上的价值也仅限于叙述本身，而更值得关注的无疑还是杨志成融汇中西、纯熟又多变的艺术表现技法。《中国神话·寓言故事》三个分册中，《美猴王孙悟空》是剪纸画和布艺拼贴相结合，稚拙秾丽；《塞翁失马》是中国传统的工笔风度，淡雅细腻；《生肖鼠的故事》则是国画与西画技法最澎湃的结合，浓重的笔墨，雄健的构图，画面相当震撼。
而如果要说从内容到绘画都绝对中国的寓言绘本，恐怕就当属少儿社刚刚重新升级重版的《绘心寓意·中国古代寓言典藏图画书》了，这套书中除了《叶公好龙》《滥竽充数》是请新锐插画家重新绘制的，其余诸册都是压箱底的老书新做。
常常有人称老书新做为“炒冷饭”，可说真的，许多传统老社的那些“冷饭”，今时今日还真没人起得了那种规格的新灶头。贺友直的《愚公移山》，速泰熙的《死里逃生》，韩硕的《曾子不撒谎》，蔡皋的《秦西巴放鹿》，朱成梁的《拔苗助长》，张培成的《齐宣王的弓》……这些艺术家的创作固然都有鲜明的个人艺术风格，但是这套寓言之所以显得最传统，是因为无论画作还是郑马先生的文字都有一种就事论事又意在言外的蕴藉，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完全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内在气韵。
说到这儿，就想起上面那套《给儿童的诸子百家寓言》在每册的最后都有一段“故事后面的话”简单提示故事寓意，这当然是出于“给儿童”的好意，但是寓意该如何归纳、又值不值得提示，都是值得商榷的事。寓言用故事演绎道理，绘本又是对故事的再演绎，取之于生活的故事本身的多义和莫衷一是，以及一重重艺术演绎所产生的丰富层次，恐怕都不是唯一和确切的“寓意”所能覆盖的，倒不如还是像黄永玉先生笔下的牛那样，“吞下粗糙的东西，然后慢慢回味”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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