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方到西方，酒史几乎与人类社会的文明史相伴相生，酒文化业已延续逾千年历史，早已超越种族、信仰、国别的层面，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潜移默化间演化为一种文化表达。
古发现和文献资料都显示，在人类所知晓的古老文明中，早期或多或少都进行过酿酒、祝酒或品酒尝试，具体方式则因文化和历史阶段不同而异。因酒而生的「乾杯」这个动作的起源，在历史长河的涤荡中已无从确切探知。互碰酒杯防止被下毒说、祭祀助兴说、传递友好说……尽管各国对「乾杯」由来的说法不尽相同，但乾杯这个行为已然深入到世界各个角落。在西方，古罗马参议院曾通过一项法令，要求所有人每餐必须为奥古斯都大帝乾杯（cheers）；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在名着《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中也曾生动地写道，「我刺伤我的胳膊去为她的健康乾杯」。
放眼亚洲，「乾杯」这个词，在中、日（かんぱい，kanbai）、韩（건배，kongbei）有着差不多的发音，其中缘由从东亚文化圈与中华文化密切的历史渊源去追溯並不难理解。而乾杯的由头，五花八门，宴饮聚会、临行分别、壮志抒怀、落魄愁绪，都可见酒的身影。
透过中国古代书卷的墨香，今人依稀还能看到当年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忧思，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雅兴，杜甫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潇洒，白居易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温暖，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胸怀，欧阳修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的豪迈……透过「乾杯」，从杯酒释兵权到鸿门宴，又有多少浓墨重彩的大剧曾此起彼伏地上映过。
据可查文献记载，地球上最早的酒系落地野果自然发酵而成。酒的出现，与其说是人类的发明，不如说是天工的造化，人们受自然发酵成酒的启示，逐渐发明了人工酿酒。西晋人江统在《酒诰》中曾明确指出，「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有饭不尽，委馀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对酒的起源、成因等进行了言简意赅的阐述。
中国甲骨文中早就出现了酒字和与酒有关的醴、尊、酉等字，考古资料表明，酒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前。有研究称，约在六七千年前中国已开始出现人工酿酒。《史记·殷本纪》中有关于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为长夜之饮」的记载；《诗经》中有「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的诗句；《战国策》亦曾载文：「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
大约在公元前2800年至前18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已出现自然发酵的果酒。在河南罗山县蟒张乡晚商羲族墓葬曾出土过一密封良好的青铜卣，作为商朝至西周朝中期使用的仪式酒器，此青铜卣内装古酒，经检测每百毫升内含8.239毫克的甲酸乙酯，並伴有果香气味，被称为或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酒。1974年，在河北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也曾发掘出两壶酒，含有乙醇、脂肪、醣类等十多种成分，距今约2,200多年。
从考古发掘来看，在近现代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陶器中已有了专用的酒器。仰韶文化遗址（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中，陶罐、陶杯兼具。经夏、商两代，饮酒器具益发增多。河南偃师市翟镇的二里头遗址，随葬陶器中佔比最大的是酒器，其次才是炊器和食器，酒在夏朝人生活中的地位可见一斑。而商殷出土文物中，青铜酒器佔有极大比重，更佐证了当时饮酒风气之盛。
商代，利用谷物醣化再酒化的酿酒技术已很普遍。先秦时期，已出现由谷物或其副产品培养出发酵活性微生物或其酶类的「麯」的直接酿酒法，这亦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用麯来酿酒的国家。汉代以后，制麯技术的发展，也随着麯种增多，让酒的品种也益发丰富。唐宋时期，制麯、酿造技术在理论上和工艺上都有了很大突破，並出现了继《齐民要术》之后最有价值的酿酒着作——《北山酒经》。
早初之酒多为果酒和米酒。自夏之后，经商周，历秦汉，至唐宋，世间所见之酒皆是以果实、粮食蒸煮，加麯发酵压榨而成。施耐庵所作古典名着《水浒传》中，生动描绘了宋人武松在景阳冈接连喝下18碗酒，藉酒力上山空手打死一只吊睛白额虎，成就一段历史佳话，不过武英雄喝的只是低度的果酒或米酒，若真是六七十度的高度白酒，18碗下肚，不要说打老虎，武二郞自己怕是早已成「闷倒驴」了。
随着酿酒工艺的改进，人类对酒精提纯工艺的掌握也日渐成熟。《本草纲目》提到「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烧酒的推广一度被认为是元酒的一大贡献，但现在已有不少酒史专家认为烧酒始自宋代，只不过是在元代得以推广罢了。明清时期，中国酿酒已经形成了南酒、北酒两大体系，各有特色：南酒以江、浙、皖一代最为有名，明清南酒主要以绍兴酒为首的黄酒系统；北酒以京、冀、晋、鲁、豫、陕等产地为佳，明清北酒虽也有米酒，仍以烧酒为盛。
酒的存在，带动了「酒礼」、「酒俗」、「酒经」、「酒令」、「酒名艺术」等文化现象的产生。饮酒早已不仅是一种生活饮食行为，更是一种社会性文化行为，融入到中国人的血脉深处。
早期的酒是奢侈品，酿酒技术难掌握，产量较少，酒具有稀缺性与神祕性，被誉为通神之物，属于「圣液」。作为超自然之物，一开始是给祖先、神仙享用，其后皇室与贵族才得以享有。中国早期酒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与祭祀、庆典、战争等礼仪结合紧密，是属于皇家与当权者的上层文化，加盖了政治犟制性的烙印，这也是中国酒文化与其他国家酒文化的最根本区别。
《汉书》称「酒为百礼之首」，明宣宗在《酒谕》中更是明确提到「非酒无以成礼」。《周礼》、《礼记》中几乎无一页不提到礼，也几乎无一页不提到酒，酒与礼的密不可分是中国酒文化的特点之一。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20多处提到酒，酒被赋予了礼仪、社交、休闲等含义，亦体现了特定的宗法秩序以及人伦关系。
古人饮酒时讲究一定的礼节。这种礼节，使得饮酒成为一种庄重的活动，颇具仪式感。传统社会的酒文化与人的身份、地位、权势密切相关，酒桌上森严的等级，席位上体现的严格的长幼尊卑秩序，以及酒桌上器皿的多寡，摆设的位置，即能最直观地反映出酒桌上各人的地位、权力等。敬酒也是有社会等级之分，臣敬君，子敬父，弟敬兄，下级敬上级，晚辈敬长辈，都是心知肚明的事，哪一层都乱来不得。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酒桌上坐错了位置，那可是一件严重失礼的事。
礼之下，规矩体现的自然是上位者的权威。君要臣喝，臣不得不喝，于位高者而言，这是彰显权力的机会，而于位低者来说，不喝也就与不懂规矩相关联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喝酒风气极盛，而劝酒风气更盛。历史上逼人喝酒最极端的人当算是西晋的石崇，如若哪位客人未喝乾他家中美女所敬之酒，他便会令家丁将美女人头割下。《世说新语》中提到石崇曾连续杀了三位美女，以逼迫后来于东晋出任大将军的王敦喝酒。
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三国演义》中的张飞也是个地道的好酒之徒，不仅自己好喝酒，更喜欢劝人酒，召集军官宴饮时提倡「一口闷」，其下属曹豹不会喝酒，张飞一怒之下要罚其一百军棍，众人求情才以抽五十鞭了事。《典论》中更有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情节，汉末群雄之一刘表大宴宾客时，旁置一顶端有长针的长木棍，若哪位宾客喝多而倒下，刘表就会拿针去扎人家屁股，扎醒后命其继续畅饮。
而在中国人的迎来送往中，酒桌文化中提倡「三爵酒」的礼仪：主人先敬一杯酒以示酒中无毒，客人自会安心饮用，回敬主人；为感谢客人到来，主人会进行第二杯敬酒，客人在主人喝过后也会举杯畅饮；而为了「劝君多饮一杯酒」，主人还会继续敬第三杯酒，自己先乾一杯，客人也自然便要跟着喝一杯。三爵酒之后，酒桌上才到了自由发挥的时间，酒宴也才算正式开始。
从最初的政治统治道具，到官场商用功能饮酒，再到普通大众生活休闲式的消费品，酒与酒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现代的敬酒与罚酒，政治犟制性得以减弱，但千年来的约定俗成仍或多或少影响着中国人在酒桌上的行为习惯。作为一种富有特殊内涵的文化饮品，在「无酒不成席」的今天，酒逐渐褪去「政治液体」的外衣，它更像是一种交际媒介，在迎宾送客、聚朋会友和传情达意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中国文化含蓄内敛，或许正是因为传统文化中横亘于人际关系的种种戒备太多太深，才特别需要透过酒精来解除它。作为一种刺激性饮品，人在酒后容易失态，本性易露，喝酒则能快速拉近、拉紧彼此间的关系，有过一块儿喝酒喝到吐这些丢人的经历，那也就谁也别嫌弃谁，更容易滋养出友情交情来。从这个层面看，「酒肉朋友」这个词倒並非贬义词，「乾杯」的确是拉近人与人之间距离的好方式。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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