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新湖南客户端要为您讲述一个爱书如命的藏书家的故事：因为喜爱读书、藏书，他从一个小学毕业的农民，自学成才，成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炎黄文化研究所所长。
何光岳：（939年11月—2015年1月），湖南十大藏书家之首，拥有湖南最大的私人藏书楼。中华民族史专家。1992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6年作为社会科学界的唯一代表获“湖南省科技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1998年获“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称号，同年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现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炎黄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兼任湖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湖南中国古代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汉民族学会副会长。2015年1月29日9时10分，何光岳因病在长沙逝世，享年80岁。
何光岳嗜书如命，生前大量购买书籍，个人藏书数量达到16万册，其中私人收藏族谱50000余册、辞典8000多部，皆成为全国私藏之冠，被评为湖南省十大藏书家之首。
何光岳，1935年出生于岳阳，少年丧父，家庭贫苦，八九岁做童工为人牧牛。小学未毕业就辍学务农。年少的何光岳与书本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他曾经跑到山上砍了一大担柴，第二天早晨放完牛后，挑着去赶集换回了一本《古文观止》。
采访中知情人说：“ 何老是个担书汉，当年他在清水塘特别有名，每周六凌晨6点左右他总是拿着两个蛇皮口袋去淘书。有时候到北京出差因为买的书太多拿不动，他总是让同行的朋友或同事帮忙，也不管别人到底拿不拿得动。”
2004年，湖南省批准其在省社科院内自建“何光岳藏书楼”。这栋五层仿古建筑，耗资280万元，全部来自他的稿费和讲课收入。
1940年元旦(民国28年11月22日下半夜)的晨钟在广东潮州上空回响，伴随着南海的寒风，这一块面临日寇蹂躏的国土显得十分凄凉。在那凄凉的角落里，有一户姓陈的人家，男人陈延禧先生早已远离故土，侨居在南洋东加里曼丹的吧喱叭板，办了工厂，开了商号，月月寄钱回家，日子过得很红火。自从日寇侵占香港，切断了陈先生同家里的联系，陈夫人和一家人失去了生活保障，经常断炊，挨饿受冻。自古有“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的民谚。在这无米下锅的窘困时刻，女儿陈蕙兰却领着丈夫、女儿等一大家人从湖南岳阳逃难归来，真是火上浇油。陈夫人望着身怀六甲、骨瘦如柴的女儿。心如刀绞。只得变卖家产，勉强糊口。
长途跋涉、饥寒交迫、担惊受怕的陈蕙兰，已是弱不经风。在一天一夜的阵痛之后，生下了一个男婴，出世的第一声，像蚊子般微弱。何乾九抱起刚出生的儿子，在产房里踱来踱去，猛一咬牙，说了句“你是一个不应该出生的伢崽，既害了外婆，又害了你妈妈、哥哥、姐姐，害了两家人。”说完他抱着儿子就往外走。
陈蕙兰使尽平生气力，大喊一声：“你回来!”丈夫停下了脚步，转过身来，朝病床走去，有气无力地说：“让你看最后一眼……”陈蕙兰接过刚出生的儿子，没有流泪，只是两眼盯着丈夫，半天才说出一句话：“这是海神送来的儿子，为你何家光宗耀祖来了!”外婆说：“光宗耀祖为一家一姓，你们是岳阳人，就叫‘光岳’吧。”
座落在洞庭之滨的金鹗山和山上的金鹗书院，培养出许多人才。周围的老百姓都传说金鹗山下每百年出一位名人，最近这一百年，又不知会轮到哪家哪姓。
何光岳7岁丧父，7口之家，全凭母亲和大哥拼命劳动养家糊口，一年中有半年靠吃红薯、野菜度日。寒冷的冬天，一家人躺在用破麻袋垫的木板上，盖的是有几十年的历史又黑又硬的破棉絮，没有棉衣，没有袜子。兄弟几人卷缩着紧紧地挤在一团，还是颤抖不已。夏天，没有蚊帐，洞庭湖区的蚊子有米虾子那样大。何光岳家只得夜夜焚艾蒿、辣蓼草，驱赶毒蚊。浓烟呛鼻，令人喘息。邻居们讥笑他们哥几个是“八卦炉里炼孙悟空”。苍蝇、蚊子的叮咬，致使他们每年夏季都要生几茬疮毒。
何毓梅知道堂弟光岳年纪小，志气大，将来有出息，便主动替光岳向何氏宗族申请公费上学，这才领到一张小学毕业文凭。
何光岳从小就很聪明，学习很用功。家里太穷，买不起纸、笔、墨、砚。他经常聚沙为纸，折柳为笔，又写字，又画画，进步很快。有一次，他在香烟盒上画一幅“喜鹊弄梅”图，被学校总务主任吴在兹先生发现了，问何光岳：“你喜欢画画吧?”光岳说：“我很喜欢，可惜买不起纸笔墨砚。”吴先生约他第二天一上学去总务办公室。何光岳按时来总务办公室门口，吴老师要他进来。一套文房四宝摆放在办公桌上，何光岳正式学画画了。就是这位老师，一直供应何光岳的学习用品，使他读完了小学。画画的爱好，为他后来绘制地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何光岳领到了小学毕业文凭，算是有了学问。光这么一点学问又能干什么事业?他一边放牛、做工，一边借书读。
有一次，他在洞庭湖堤下放牛，读一本刚借来的《中国丧地史》，是湖南衡阳人谢彬的著作。他从中得知近百年来的中国，政治腐败，国力衰弱，列强不断蚕食狼吞中国领土，由2200万平方公里缩减到1100万平方公里，整整丧失一半。谢彬把中国比做一个鸡蛋，周边的蛋白已被吃掉，剩下的蛋黄就没生命力了，这就是中国近代衰弱的主要原因。从此后，他对那些经邦纬国、济世利民的学术著作，越来越爱不释手。经常跑到附近四五十户有藏书的人家去借书，保证按期完整无损地归还。
何光岳经常燃着干蒿和竹篾，诵读达旦。他的好学，曾引起一些纨袴子弟的妒嫉，他们串通一气，不借给何光岳书看。他只好跑到几十里外的新墙，向一位姑母借书。他蹲在这一家堆满书的阁楼上，将一本本积满灰尘的书拂拭干净，一连读了半个月，第一次读完了《日本国志》、《古希腊史》、《暹罗风土记》、《资治通鉴》、《史记》筹名著，何光岳真是大饱眼福，几乎忘记了昼夜之轮转。
他的这种刻苦自学的精神，感动了一位老人，送给他一部醴陵人刘彦写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何光岳恭恭敬敬地用双手捧着这部书，两眼久久地盯着老人那张慈祥的脸，不禁热泪盈眶。他暗下决心：“我要学历史，我要学地理，我要为祖国富强出力!”
何光岳有一位教私塾的堂兄叫何洪伯，每当何光岳发表对历史人物的看法时，何洪伯就十分认真地听，帮助何光岳端正认识，还常说“能为古人担忧者，必为今人造福”。另一位任中学地理教师的堂姐夫李淦也经常在寒暑假期间，用图籍讲解中国历史地理的演变，用树枝在沙坪上画着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向何光岳讲解国际形势。
然而贫寒的家境，再也无力供何光岳上中学了，他只有去放牛。一次，何光岳把牛拴在草地上，自己搬一张小板凳，趴在一所中学教室的窗台上听国文老师讲解《古文观止》。有一个学生背不出《岳阳楼记》，正挨老师的教鞭，何光岳跳上窗台大喊：“老师，您不要打他，我来替他背书。”李老师惊奇地望着这放牛娃，叫何光岳进教室背诵课文，光岳一口气背诵完368个字的《岳阳楼记》全文，果然一字不差，老师非常高兴，允许他带着小板凳进教室听课。何光岳兴高彩烈地把这件喜事告诉了妈妈，妈妈长叹一口气说：“伢崽!你爸死得早，不发狠作田，就要饿肚子。文章不能放在锅里煮。”何光岳沉默了。为了读书，他趁着月光砍了两担柴卖掉，买来一部八成新的《古文观止》，随身带着，抽空读。这是他用自己挣来钱买到的第一部书。这部书帮助他熟读了数十篇古文。
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了，何光岳的哥哥和姐姐都参加了革命工作，家庭的重担落到了小小年纪的何光岳的肩上，他和母亲一边种田，一边养牛养猪，上要服侍年老多病的外婆，下要照看刚满周岁的侄儿。命里注定何光岳将离不开农村。
在乡下，何光岳给自己规定了一条信条，不论什么人，只要是教给我知识者，均为我师。早在1955年刚办农业合作社不久，何光岳在种田的过程中，用多年积累的农业知识试验成功早稻晚种的新成果——“倒种春”，这种良种可以提前25天成熟，达到亩产610斤稻谷的平均生产水平，由于1956年寒露风提前，秋天气温太低，一般晚稻几乎全部“失收”。使得农民很快接受了“倒种春”新品种、新技术。何光岳又在多年试验的基础上，从海南岛引种的木薯也成功了，为洞庭湖区推行农业新品种开辟一条新途径。不久，县农业局提拔何光岳为区农林畜牧站站长兼县土壤普查工作队队长。
何光岳当了农业技术干部，要花费很大精力去学习农业科学知识，去钻研粮食、经济作物、土壤、肥料、植保、气象等，但他始终抓紧时间学他嗜好的老行当——历史地理学。当时干部中风行穿苏联花布衣服、跳乌克兰舞蹈，他却一直穿着传统的农民服或中山装。一有空便去逛书店、光顾图书馆。炎夏的夜里，为了躲避蚊虫的叮咬，只得把电灯泡拉到帐边，把大幅地图挂在蚊帐里，坐在床上面对地图默记地形、山川、城镇、交通，置衣衫汗透和竹席湿沾于不顾。困倦了，就嚼朝天辣椒、或用生姜磨擦额角、使口和额角火辣辣地驱除睡意。寒冬则以冷水洗脸濯足，保持头脑清醒，增强记忆力……他一年四季很少睡午觉，也极少在午夜之前休息，每天坚持学习、工作、写作长达15个小时之久，博览了很多中外历史地理专著，中国的二十六史、地方志、笔记小说等等，几乎都浏览一遍。
号称“中国历史之父”的司马迁也曾“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峰;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何光岳熟读《史记》，熟知司马迁，在他将临20岁的时候，他决定走出书斋开始了沿洞庭湖区脚踏实地的调查，挖掘和搜集、整理民间传说、故事.参阅有关史籍，考证地名和地形的变迁，在研究历史地理的同时，重点抓了《杨幺起义历史地理研究》课题。
何光岳踏遍了记载中杨幺曾到过的地方，向老人们请问根由，耳闻心记，零笔条载，积久成多。终于在1975年中秋节完成了《杨幺起义历史地理研究》书稿。条列4省5l县、市，433个地名，将相邻或附属的地名合绘一幅小图，共绘制历史地图131幅。每幅地图都经反复考证，精心测绘。
1973年的早春的一天，岳阳至奇家岭的公路上，车水马龙。忙乱的行人推车挑担，携幼扶老，好似逃难一般。公路两旁，到处是临时搭的帐篷，沸腾的人群，闹闹哄哄。原来，是一则地震的传闻令大家惶惶不安。这一切，对埋头写作的何光岳没有任何影响。何光岳的爱人，忙进屋收拾，催促何光岳出门躲地震。何光岳对妻子说：“不要瞎忙了，我早就说过了，不会有地震的。”妻子反驳他：“不会有地震?省里、地区都通知了，许多工厂都停业了。”这时，岳阳市北区区委书记来请教何光岳，问岳阳到底有没有地震？何光岳说：“我整理了一份《岳阳地区历史上自然灾害》，共12万字，收集了包括地震在内的九种自然灾害。据我考证，从公元前611年，到公元1949年共2060年间，岳阳的地震从来没超过里氏5.5级……因此，我推断岳阳地区不可能有破坏性的地震。”区委书记被何光岳手里的历史资料吸引住了，当场做出决定说：“好!就按你说的办。别人停工停产，我们就趁机抓原料，抓生产，一定要创个好纪录!”果然，连续3个月，其它区都减产，只有北区成倍超额完成了生产计划。地震呢，连影子都没有看见。
在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一个年青的农民居然拿出两部价值很高的书奉献给社会，毫无疑问要被推向“反动学术权威”的行列。何光岳当然不怕蹲牛棚，因为他当时还没彻底远离牛棚。他的知识从良种繁育、改造土壤，到抗灾、防灾，减少自然灾害的损失，以及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等等领域，这一切，只是出于一个年青农民爱祖国，爱家乡的热忱。
《史记》岂能“寡耍”，何光岳不拜白字先生。两篇“新马说”震动全国中国历史上“”统治的年代结束了。
1977年春天，国务院要规划洞庭湖区，派一位高级研究人员来岳阳考察洞庭湖的变迁。这位专家19岁就在一所国际名牌大学任教，当过的边疆地理高级顾问，一向很傲慢。听说有一个农民写出了《洞庭湖变迁史》，压根就不相信。他专门同何光岳进行“马拉松”式的长谈，先后提出200多个历史地理方面的难题。何光岳对答如流，有理有据。又翻阅了何光岳的资料和待发文章。答者无心，问者有意，多年来学术上的不少难题，在这里找到了答案。临别时，老专家激动地紧握何光岳的双手：“相见恨晚，你老兄从一个农民自学到这样的水平，真不容易啊!现在我们中国搞历史地理的人已经是凤毛麟角了，希望你终身从事这项伟大的工作。”
其实，何光岳一直在寻找步入科研行列的时机。当粉粹“”后第一次招收研究生的时候，何光岳报考了上海复旦大学。在答古典文学试卷时，他发现一道出自《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考题中有“博闻而寡耍”的用语，他觉得在这样神圣的大学殿堂上居然出现如此严重的错误，是不可原谅的。何光岳在答卷上写道：“汉朝以前无‘耍’字，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也无此字。‘耍’字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此字或系校对和印刷之误，请指正，故‘博闻而寡耍’应为‘博闻而寡要’之误。”招生办查对原稿，明明写的“博闻而寡耍”，无疑是触犯了出题者的尊严，自然取消了录取资格。有意放风，只要何光岳认错，是可以破格录取的。何光岳坦率地表示：“与其当白字先生的研究生，倒不如回家搂锄柄。”他下决心不再考学校。
湖南省一些科研单位得知这个消息，纷纷邀请何光岳参加科研工作。按当时的科研成果，地理研究所、地方志办公室、地名办公室都是最佳选择。后来却被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破格录用，分配从事先秦史研究。
1978年6月，何光岳成了研究人员。他带着38万字的书稿《岳阳楼志》进了社科院的大门。
“研究人员”是什么职称?有人解答说：“评不了职称而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叫研究人员。”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研究员找他唠嗑，何光岳问：“研究人员同研究员是什么关系?”老研究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他说：“去掉一个‘人’字就是了。”
有一次，何光岳应邀参加一个学术报告会，报告人是一位美国知名教授，在学术交流的座谈会上，何光岳针对报告所阐述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那位美国教授听后，频频点头，惊诧地同他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当何光岳回答他只上过“锄柄大学”时，美国教授情不自禁地说：“农民出身的历史学者，美国没有;我跑了世界上几十个国家。也没听说过，在中国见到了。何先生，您了不起!”
1979年4月，何光岳当选为第五届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兼湖南省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在这期间，何光岳认识了一些来自工业、农业第一线的青年朋友，大家认为基层有各式各样的杰出人才，但施展才华的机会太少。何光岳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散文《续〈杂说〉——读韩愈〈杂说〉有感而作》。
伯乐知马，而不能尽知天下之马；造父善御，而不能尽御天下之马。尽伯乐一生之精力，也决不能尽相天下之马。
故曰：伯乐遍游天下而相马，不如尽传相马之术于天下，使人类中伯乐辈出。以一伯乐而可相知百数十匹千里马，东浮海壖，西穷葱岭，南下炎荒，北尽朔漠，则众多之伯乐，将能尽相天下之千里马。无论是战马、耕马、輓马、驼马、驿马以至识途识水之老马，尽入彀中，为国所用，野无遗马。则富强可待，天下可大治也。
呜呼!良马不绝于世代，而得用者，依稀可数，其幸平?其不幸乎?抑国之幸乎?抑国之不幸乎?
何光岳在院内、所内有针对性地给某位院领导提了些批评意见，要求领导珍惜知识分子，帮助科研人员多出成果，把社科院办好，却捅了马蜂窝，一连串的“莫须有”强加到何光岳头上。
何光岳不愧是“洞庭湖里的麻雀”。不怕风浪。他心里十分清楚，在社科院工作，拿不出一流的科研成果。别想站住脚根。他在炎热的夏天，买几袋面包，几包咸菜，独自一人躲在办公室写学术论文。从1981年起，他就开始主攻先秦古国、古族、古姓的源流始末。在传统的经史研究基础上，侧重攻读纬书野史。
何光岳从薄弱环节上开始研究，选了一个古罗子国为突破口。他像一个数学家一样小心求证，把河南省罗山县大罗山定为古罗族发样地，古罗子国也在这一带。长达7500字的史学论文《古罗子国》，发表在《江汉论坛》1981年第3期上。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民族研究》、《湘潭大学学报》、《学术论坛》、《求索》等刊物纷纷刊登他的文章。
何光岳研究先秦史如同农民种地一样，既要熟悉每块地的土质，又要熟悉每块地种植的历史，同时要充分利用自己在农业生产上的特长。他用这种思维方式从事历史研究。
8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出现一股史学理论研究热、史学对比研究热，何光岳却我行我素、坚持走历史考证的研究道路，有根有据地研究好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中国的古族、古国、古城、古姓氏和传统文化等领域发起进攻。
1983年11月6日《解放日报》又发表了何光岳《再续〈杂说〉——再读韩愈〈杂说〉有感而作》一文，感叹“伯乐虽有识马之能而无选马用马之权，良马虽得，而不能施其才，尽其技，使之投闲置散，消磨岁月。终至精力耗尽，业绩全废，是良马而不幸者，亦国之幸而不幸者。……使伯乐能尽选千里马，千里马亦皆成伯乐，层层提携，则伯乐与千里马普及于天下。
呜呼!良马与贤人。其物异而质同，其得用与否，甚关国运兴衰，有志于治理者，可不慎哉!”何光岳的前两篇政论性杂文。从华东一隅，顷刻震动文史界，也引起了海内外人士的强烈反响。一位海外侨胞来信说：“想不到经过，祖国还珍藏着如此精通古文的人才。”有的来信居然询问“何老先生是否还健在”。国内也有许多读者反映，此文直抒胸臆，矫健挺拔，读来酣畅淋漓，令人荡气回肠，精神为之一爽。有的地方，教育部门还特地将这篇杂文收入中学生课外阅读教材。
何光岳的古文功底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却被某领导视为异端。
1984年，何光岳辞去了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和湖南省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的职务，一心一意搞学问。这一年发表万字以上的长文章16篇，万字以下的文章18篇，合计为269000字。1985年发表25篇论文，193500余字。1986年又发表学术论文35篇，计约356000字。先后获全国总工会职工自学成才金质奖章，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首届颁发的“理论、文艺、新闻和出版工作奖”。
1986年6月，何光岳被提升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同年2月，评为副研究员。
何光岳一介农夫，登堂入室，饭桌上应对如流，被称为“奇才怪脾气”。著作等身，誓超王船山
国学大师顾炎武、王夫之和顾颉刚，均以广博学识，等身著述闻名。何光岳作为一个农民学者要超越先哲，谈何容易。
顾炎武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著名学者。其史学思想、研究方法、学术宗旨，继承了司马迁。何光岳为了研究洞庭湖的变迁和钟相、杨幺起义的历史，曾5次走遍洞庭湖区。调到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后，凡是顾炎武，徐霞客走过的地方，他都走过。顾炎武、徐霞客没有到过的地方，他也走过。
1983年9月11日，参加“东北民族源流与分布学术讨论会”的学者们前往辽宁省新宾县考察满族发祥地。上午经过大伙房水库，这里是明朝末年女真人与明王朝斗争第一次大决战的萨尔浒古战场。何光岳在旅游车上十分括跃，如同故地重游。下午向新宾进发，会议主持人清点人数却少了一位，只见何光岳的座位空着。用广播话筒喊，也没有回音。只好开车，临行前报告了水上警察。傍晚，辽宁省民委和新宾县民委设宴招待会议代表，刚入席，何光岳赶到了。他摊开一张画好的《萨尔浒古战场》草图，绘声绘色地讲解那场恶战的历史，连一些满族研究专家也连连点头。赞叹于他的历史知识渊博，地图学功底深厚。第二天，对赫图阿拉古城和玄黄郡郡址进行考察，何光岳同样边看边记边绘图。明代抚顺关形势和明代辽东边墙走向，都有草图为记。何光岳说：“这是司马迁、顾炎武们足迹所未到之地，我又超过了老前辈。”
顾颉刚是现代国学大师，《古史辨》派创始人之一。对中国古文献了如指掌，特别精于考据，为国内外同仁所敬仰。何光岳的论文和专著很有几分“乾嘉学派”和《古史辨》派的作风。引用资料之广博，有过之而无不及。
何光岳博览群书，通达史地知识，拿起书来就可以运用自如，洋洋洒洒，动辄万言。他把自己比做春蚕，由于他吃下了大量营养丰富的桑叶，因而能吐出堆积如山的丝，结出又厚又实的茧。他的聪明才智，他的勤奋努力，他的刻苦钻研，使他能以惊人的写作速度纵横驰骋于史苑书林，畅游于学海。在潜心研究楚史、南蛮史的同时，对史学领域中的其他分支学科也同样做了深入独到的研究，其涉猎之广、博、深、厚，在中国史学界都堪称一枝独秀。
公元20世纪80年代的新潮席卷中华大地，各个学术流派相互撞击、渗透，何光岳稳如泰山，专心于中国史学前辈未竞伟业，废寝忘食地写作。一个星期天的黄昏，一位远道而来的记者访问何光岳，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何光岳说：“我们湖南清代有个著名学者叫王船山。他一生著作将近1000万字。我也有个目标，这一辈子写1200万字。现在我已经45岁，完成了400多万字，还有800万字。打算每年写三四十万，再写二三十年。如果我不短命的话，一定能完成。”
依某专家的建议，何光岳应该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工作。命运却又安排何光岳研究中国先秦历史，而且是常人所不愿而且又不敢研究的古族、古姓氏、古国的研究领域。消息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传开：一个只有小学毕业证书的青年农民居然占据了长期虚席以待的先秦史研究席位，“他该不是夸海口吧?”
一天中午，食堂开饭了。何光岳正好坐在副院长杨慎之的对面。杨副院长好奇似地考问何光岳，“法令而后行”出自哪本书?何光岳不假思索地回答：“这一定是《管子》的《明法篇》。”杨副院长没有料到对方回答得如此之快，如此之肯定无疑，故停箸而视，十分严肃地说：“年轻人，做学问讲话要谨慎一些，切不要开口就‘肯定’，闭口就‘一定’!”
何光岳饭后仅用了不到3分钟的时间，把《管子明法》送到了杨副院长餐桌前，杨副院长报之以歉意的微笑。在后来的一次院长工作会上说：“何光岳是一个奇才，但他有怪脾气，没有怪脾气，就不能有奇才。历史上四平八稳的人是不能有奇才的。”何光岳靠自己过硬的本领走进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并站稳了脚跟。
1988年1月，湖南人民出版社为何光岳出版一部27.2万字的《楚源流史》，获1991年湖南省历史学会一等成果奖、湖南省优秀图书奖、湖南炎黄文化研究会著作奖。
1988年11月，江西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38.5万字的《南蛮源流史》获1989年东南地区优秀图书奖，1990年湖南省科学院科学成果二等奖。同年12月出版32.6万字的《百越源流史》，1990年8月出版42万字的《东夷源流史》均于1992年再版。他的著作中，以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4月出版的《炎黄源流史》影响最大。当他的《中华民族源流史丛书》出版后，北京大学的金开诚教授评价道：“我们终于从书中看到‘中华民族’究竟是怎么回事了，这套书为研究古代民族，民俗和历史地理提供了宝贵资料。”
农民史学家何光岳超越中国农民的传统观念，彻底摆脱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束缚，敢于面向全国，面向世界，面向祖国和人类的未来。早在本世纪80年代初，何光岳就将目光盯在知识密集、著作系列、史料浓缩、形式新颖的历史丛书上。他策划了独家著述的16卷本《中华民族源流史丛书》、合作经营的《中华姓氏通书》，预计出版10辑100册，独著200万字的《中国姓氏史》。三项跨世纪的大型史学工程一旦竣工，将为中国史学树起一座丰碑，为农民史学家何光岳的科研生涯奠定一块永不消失的基石。《丛书》是一套阐述中华各民族融合、分流、转移、沿革的追源溯本的巨著，同时也介绍各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图腾崇拜、种姓通考的许多方面。这部超越前贤的开拓之作，在民族史上的赫赫地位，不能等闲视之。
何光岳著书妙趣盎然，气象万千在经历一段折磨和苦难之后，“柳暗花明又一村”。当时新上任的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禹舜均十分重视人才，爱惜人才，培养人才。这对何光岳来说线年阳春三月，世界上第一所炎黄研究机构宣告诞生。任命何光岳为所长。他写了一幅对联的上联：“何所长何所长有何所长当所长”，并征下联佳作。这无疑是一种自责、自勉、自励、自我表白。当然也有人为之答对。“何所长长于中国先秦民族史研究。兼备文史知识和写作技能，所以才当上炎黄研究所的所长。”下联究竟怎么写，一年了，尚未出笼。若有人对得恰当，他准备付给高稿酬。
何光岳在不断超越自我，在创立世界先进水平。如同汉字的神奇，人体科学的奥秘，何光岳的史学研究方法也在山回路转中创新、超越。他在写《炎黄源流史》的时候，对《春秋元命苞》提供的中华民族先世测定的人类发展史的“十纪”分期和止于“获麟之岁”的历史，有了新的认识：以上十纪的排列虽不尽如近代史学分期那样科学，但也不必用近代的学术眼光来强求古代的史学流传，当然其中有错杂混列之处，但也不需为此而狐疑挑剔。这些记载虽多出于纬书，有经有纬才能反映中国历史的未来面目。由于中国漫长的封建主义，长期以来独尊儒术经典，贬斥纬书稗史，以致一些能反映当时真实历史的记载已濒于绝灭。而传统的史学家，多致力于正史的研究，对诸如《山海经》、《三坟》、《丹壶书》、《春秋元命苞》、《春秋命历序》、《遁甲开山图》、《三五历记》、《路史》、《通鉴外纪》之类的好书，却斥之为异端和野老之言。殊不知这些大量宝贵的史学遗产侥幸遗传至令，我们才得从这些纬书和野史中得知他们真实地记载着上古世代流传的口头史学，正是这些材料辅助了正史之不足，填补着许多史学方面的空白。从近百年来众多的考古文物的发现，可印证中国的文明史不仅有七八千年之久，甚至在万年以上。据此，史学单靠经是不够的，必须佐之以纬。经纬结合，才能“两条腿走路”，使史学更具有有力的证据，还其古老的本来面目。
何光岳的书是用材料说话，一个史实要用几条史料，甚至几十条史料进行论证，却无史料堆砌的痕迹。从不故弄玄虚，不绕弯子，总是那么直来直去，实打实招，开门见山，一眼看穿。长达几十万字的书，读不倦，看不厌，且非一口气读完不可。这就是何光岳写作的艺术和魅力，而且每一本书的每章每节，都要令人心服口服，坚信不疑。
影响很大的《中华民族源流史丛书东夷源流史》写了一个“苦方”，是华族北上的一个分支，一度生活在山西省的西南角，以瓠瓜为食，以瓠瓜为图腾。又一度成为商王朝的属国。迁到今河南省苦县，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商国度，苦人有的南迁，融合在越族之中。有的东移，成为夷族成员，最后定居库页岛，成了苦夷人。北上的苦人同北狄融合，出现了九姓乌古斯，辗转来到中亚，曾建立过塞尔柱克王朝。公元10世纪以后，又成为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分别加入土库曼，阿塞拜疆，土耳其等民族。生活在贝加尔湖南的乌古人同北亚其他民族组合成雅库特，另一支进入了拉脱维亚。
《南蛮源流史》一书考证出蛮人东至日本，南达印度支那半岛，西北到中亚、高加索及东欧，北徙西伯利亚。分别形成各个不同的民族群体。
《百越源流史》考证出越族族源图腾是距今约8000年的双肩石器，越字原是长柄斧头的象形文字。越人出自黄河上游的西羌。越人南渡长江而成百越，“百越文化还远达太平洋群岛，远至南北美洲一带。”
《夏源流史》谓泰雅人、赛雅人、达雅克人都是大夏族的分支，迁至台湾和加里曼丹的时间约在汉晋之际。另一支叫玛雅人，东迁美洲始于西周。“玛雅文化在中美洲开出光辉灿烂的花朵，成为大夏人在拉丁美洲的伟大业绩的标志。”
人类在争议着生存空间，在历史长河中究竟是哪个民族开发哪块土地的时间最长久，付出的代价最高昂，谁最拥有主权资格。到了那个时代，在国际法庭的诉案，华人、华裔、华侨只要有一部《中华民族源流史丛书》在手，就可能稳操胜券。那个年代的中国农民史学家何光岳的身价，大概不是像何光岳所“享受”到的补贴二个档次工资——20元所能表示的价码。
以粮票易书，以身上衣易书既要命，也要书。何光岳研究历史更多的人研究何光岳何光岳之所以能青春常在，雄风不减且硕果累累，就在于他自强不息，买书、藏书、读书、著书的良性循环，在他的血液中永远充满活力。
湖南和平解放的第二年。农村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一个佃农的儿子，既能分到土地，又能分到浮财。他在一个大地主家的阁搂上，发现一大堆铜钱，几大堆古书，农友们抢着搬运铜钱，何光岳却忙着搬书。
三年困难时期，粮票是最宝贵的东西。有一次他上街办事，他在一老农卖给废品收购站的旧书中发现一部《诗品》，摸口袋里没有钱，只有四斤粮票，换了一捆书。
1965年冬天，何光岳去长沙开会，会议结束后，他将剩余的80元钱留出2.4元做回家路费，其余全部买书。临行时，在一家古旧书店发现他十分崇拜的顾炎武所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他只好脱下身上的一件八成新的价值24元的毛领外套，在街上叫卖，换来12元，买了那部盼望已久的古书。
1973年春节，何光岳的哥哥姐姐从外地寄回40元，他又把妻子卖猪的100元，全带在身上，说是去长沙办年货，却挑回一担书。
1994年4月的一个大雪天，何光岳去望城坡新华书店买几本书，售货员没有包装好，过马路时散了包，当他弯腰捡书时，一辆刹不住闸的载货车开到了跟前，险些压着他。司机破口大骂：“你是要书，还是要命!”何光岳幽默地说：“书也要。命也要。”
何光岳后来成为中国十大藏书家之首。走进他的书房、卧室。三面墙被书架、书柜占领，各式各样版本装帧的书籍，一排排、一叠叠，直堆到天花板边。他在古代史、民族史、历史地理等方面的藏书，就其种类的齐备，质量的精湛而言，不但远远超过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而且超过了该院图书馆和湖南省图书馆。
何光岳最爱读书，他所收藏的书，至少读过一遍。由于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几乎是过目不忘，对于每本书的作者、内容和资料价值，都能详细介绍，而且准确无误。尽管他自己有几万册藏书，但他仍是长沙市公共图书馆的热心读者。每天坚持读4个小时以上的书，自己规定每年读600本左右。他很欣赏欧阳修马上、枕上、厕上读书的“三上”精神，也给自己提出了“路上、饭桌上、枕上、厕所上”读书、默诵的“四上”规定，而且长年养成了勤看、勤听、勤问、勤记的“四勤”习惯。光记对联的笔记本就有几大册。
买书、藏书、读书，是为了著书。他曾一连20多天不出办公楼，渴了喝凉水，饿了吃面包，不洗脸，不洗澡，炎热的夏天起满一身热痱子，虱子爬到了脑门上，一天一夜写过上万字的文章，平均每天3000字。几十年如一日，仅手稿就有800多万字。
近16年来，海内外研究何光岳的学者不下百人，有教授，有研究员，有编审，有翻译家，有教育家，有哲学家，有领导干部，年岁最大的已八旬高龄，最小的25岁。不仅分布在中国大陆，还有港、澳、台，欧、美亦不乏人。形成一个庞大的研究何光岳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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