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的社会也必然存在利益之争：养狗者与反对养狗者、农民工子女和城市人子女、摆摊的人和出行的人……利益主体的日益多元化，必然不可避免存在矛盾和纷争。
作为长沙市市长，谭仲池是如何在这些不同的诉求中进行折中平衡，寻找最大公约数的？作为一个作家，他又是如何把那深藏在内心、不为外人所知的感情，巧妙地写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在此次全国两会期间，本报记者就这些问题对谭仲池进行了专访。
记者：谭市长，总理的报告针对教育问题提出了很多新的思路，结合报告，您对于长沙市教育有了哪些新设想？
谭仲池：对教育问题，在整个发展过程中要有一个比较长期的、科学的发展规划，特别是一些基础工作，如：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职业教育等，都需要从整体上来解决教育问题。也只有这样，一个国家的教育才能成为民族振兴的基石。不是简单的说，有危房搞危房、教师不够搞教师队伍建设，这样是不行的！
谭仲池：职业教育是一个国家解决就业问题最关键的一个因素。长沙市的职业教育是非常发达的，学生也供不应求。现在我们考虑是怎么样才能形成职业教育的良好循环。一个经济发达的地方，也必然是一个职业教育发达的地方。
谭仲池：义务教育的实质问题是四个问题：使城乡的子女都能实现义务教育，不管贫穷还是富裕，都能够进学校读书。义务教育是国家拿钱，你去读书，自己拿钱去读书就不叫义务教育。在义务教育阶段，读书更应该注重素质教育，让学生可以自由活泼地发展；各级政府要为义务教育创造必要的办学条件、办学设施；要有一批高素质、忠于教育事业的教师队伍。我认为应把德育教育放在首位，读书的目的首先是学会怎么做人。
记者：现在长沙市城区的部分中小学出现了班额拥挤现象，有的一个班达到了近百人，请问市政府有什么计划解决这一问题？
谭仲池：有的中小学出现拥挤现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数量比较多而引起的。譬如：在近两年内，长沙市就容纳了4万多农民工的子女读书。
在决策中，一方面我们要考虑农民工子女的读书问题，一方面要考虑教室的容量和教师的不足，这是一个矛盾。但是两者权衡之下，我们首先要解决第一个矛盾，即确保这些农民工子女有书可读，然后才是去解决拥挤问题。长沙市也将尽快新建、扩建学校，增加教师。
谭仲池：这是一个误解。长沙市不是把名校搬迁到城外，而是利用名校的品牌，来扩充我们的学校，这种品牌的学校，对于学生的培育更有吸引力。原来城市内的老名校并没有搬走，而是继续在办。
记者：长沙市是国家授予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修建杜甫江阁，是不是有意让其在上百年后成为像“岳麓书院”那样具有历史厚重感的古建筑？
谭仲池：是这样的。长沙市是历史文化名城，但它真正留下来的古建筑本来就不是很多。但我不赞同是“文夕大火”烧掉了长沙市的历史建筑这个观点。
长沙市是一座文化积淀很深的城市，马王堆汉墓、走马楼的吴简等都表明这是一个出思想、出精神、出创造力、出文化艺术的地方。
今后，在城市建设中，一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遗迹、建筑物，与现代化的建筑相结合；二是要把传承优秀历史文化与发展现代文化相结合；三是在发展城市建筑中，打造标志性的建筑，打造与长沙市的自然山水和历史内涵相结合的景观。
说穿了，就是使长沙市这座城市的特点和特色不同于一般城市，走出千城一面这样一个困惑，打造自己的城市特色，创造自己的城市形象。总结成为一句话：就是要让这座城市有自己的个性。
记者：近几天，上海市、重庆市等城市纷纷宣布对马路摊点不再一律封杀。请问，长沙市政府对马路摊点的态度是什么？
谭仲池：首先是要规范马路摊点的摆设，对一些重点的主次干道和一些流动人口比较多的地方，就要尽量的规范或者限制这些影响城市居民生活、工作、出行和城市环境的摊点，但是在一些偏僻的地方，可以有序地设一些点，可以方便老百姓的生活需求。
同时，也能够帮助一部分下岗职工和就业困难人员解决就业问题。我认为这也是必要的。
记者：从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到马路摆摊设点、再到禁摩、设立单行线，作为政府，总在不同的利益中取舍，您的观点是什么？
谭仲池：对于社会上的任何一个问题，我们都应该辩证的思考，而不应该简单地偏重某个方面。比如禁摩的问题，你不禁止，摩托车引发的交通事故频发；你禁，确实有的市民需要摩托车方便出行。又比如摆摊、有的人说，摆个摊子能够解决一家人的生计，有的人又说，摆摊会影响交通、市容。这就是一个矛盾。解决类似问题时，只能从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出发去思考问题，这是最基本的原则。
记者：2000年，长沙市的地方财政收入仅为35.41亿元。到2006年，这一数字已接近180亿元。你面对这两个不同的财政收入数字，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谭仲池：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地方财政收入只有35亿元的时候，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吃饭”，也就是如何确保工资的发放、部门的日程运转这些事情，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吃饭财政”。
到了今年，我脑袋里面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今年新增的财力如何用更大的比重来增加投入民生建设。所以，今年我们做出了落实“四个全面”（全面免除城乡义务教育“两费”、全面实施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全面实行城乡医疗保障、全面消除城镇零就业家庭）的决定。
这“四个全面”需要大量的财政资金，其中“全面免除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和书本费”这项决定，就需要增加将近1.8亿元的财政支出。
记者：去年，长沙市一单位31人出国费用用掉了57万元。随后，长沙市要求每个公务员节约3000元。请问，长沙市公务员的消费中真的能够压缩出这么多钱吗？这些节约的钱投入到哪些方面？
谭仲池：这些年来，我要求行政办公经费一直都是零增长。大部分单位都做到了，但是有少数单位却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这些单位不能从严要求、勤俭节约。针对这些现象，我们提出来，今年每个公务员平均要节约3000元办公经费。
这样，要对那些铺张浪费的单位，加大管理力度。如果今年再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是肯定要追求责任的。严重的，要对相关领导追究责任。
谭仲池：我从小就喜欢写作，读初中的时候就发表了文章。到现在，已经是40多年了。我把写作当作一种学习，当作一种调节。
同时，写作能够净化我的灵魂。因为你写书给别人看，是表达你的思想和品格，你的思想不深刻、品格不高尚，那么你写的书就是假的，骗人的。
我写书，曾经很多人误解过，说你当县长、专员、市长，这么忙还有什么时间写书啊？是不是在公务时间写书去了？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回答，我们看看，每天日理万机，但是留下了那么多的著作、诗词。关键是贵在坚持。每天写一个小时，一年就300多个小时，10年就3000多个小时，我40多年了，多少个小时啊！写书就是靠日积月累，成为自己的一个追求。所以才写了这么多文字。
谭仲池：写作成为我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还要说一句感谢的话，写作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我困惑的时候、苦闷的时候、甚至有某种委屈的时候，读书、写书是我一个无言的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交谈、对话。常言说，开卷有益。对此我深有体会。
谭仲池：看书、写书是在跟别人对话，也是在跟自己对话，更是在跟自己最知心的朋友对话。
谭仲池：对于职业的选择。我首先开始爱好的写作，但是后来，走到了今天的岗位上来。既然组织安排我做这个工作，我当然要把现在的工作做好，如果有一天我不当这个市长了，我当然继续选择我的写作。我这个人没有别的奢望，我只要能读书写书就非常好了。
记者：谭市长，在一些会议上，有时候您讲话很有感情，并时不时会公开批评人。这在我们看来，充分体现了您的文人性格。也有人认为，这种性格的人不适做官，您怎么看待你自己的性格？
谭仲池：是的！我也明白这些人的意思，但我只能这样选择。既然我当了市长，我只能选择为老百姓去办事情，不能选择别的。如果我选择做老好人，该管的不管，我就不是一个称职的市长，我就辜负了老百姓的期望。我觉得，做市长不管人家怎么评价我，不管以后别人怎么给我打分，只要我是问心无愧的在做这个事情，心里就踏实。
记者：作为一个市长，您的最大幸福是什么？同时，您作为一个作家，最大的幸福又是什么？
谭仲池：作为一个市长最大的幸福和出发点，是尽我最大的努力和同志们一道，能够为老百姓多做点事情。因为老百姓对我们是寄予希望的，不能让他们太失望了。作家的幸福，是把我要表达的观点、感情和渴望表达出来。
记者：作为一个市长，您有孤独的时候吗？市长和作家，这两种职业的切换是否能让你找到一种平衡？
谭仲池：一个从政者的孤独，你问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作为一个市长，有时候我会感觉到很孤独。对于一个从政者来说，当你需要对某些问题作深层次思考的时候，他会感到孤独；或者当某些问题别人不理解，他也是孤独的；或者自己有某种压力的时候，发现很多问题了，但自己觉得作深层次思考的时候也是孤独的。
在我看来，孤独对于一个人来说，也是一种境界、这是一种更深的境界。很多人可能都不喜欢孤独，但我有时候觉得孤独一点，会让人会更加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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