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老朋友汪国真。我只想说一句话：他是个不可复制的诗人。汪国真出名，背后有两个大背景。第一是当时的期刊市场面临大变革。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收获》《诗刊》等纯文学杂志的时代，但到了九十年代，它们被边缘化了。与此同时，面向青年的生活类杂志异军突起。这些杂志常推荐汪国真的诗歌，他因此在青年读者中影响很大。第二，当时的图书市场也处于变革期。此前，新华书店占据着中国图书市场；而这时，民营书商出现，有眼光的书商找到了汪国真，他的一本书往往有几十家出版社争抢。于是，汪国真很快暴得大名。当时，媒体还炒作过“青春美文四大白马王子”这个概念，汪国真排第一，我排第二。
汪国真被特定时代打造成了“文化英雄”。他对大众文化是有意义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汪国真是新时期第一个涉足大众文化和图书市场的文人，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余秋雨是第二个。他们让文学走向市场，但在文学圈内容易被喝倒彩。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九十年代初我们在《女友》杂志开会，汪国真跟我说他压力非常大—那时候诗歌界发起了“倒汪运动”。我既能理解汪国真，也能理解诗歌圈。汪国真有自己的审美坐标，那就是“真善美”—这也是世人的审美标准。然而，我们这个民族对文学和诗歌，在专业程度上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除了在“写什么”上要有“真善美”，还要在“怎么写”上达到
“高精尖”。汪国真在“真善美”上毫无疑问有积极一面，但在“怎么写”上，诗歌也是有段位的。新时期以来，中国诗歌进步非常快。之前北岛、舒婷刚火的时候，就出现了“打倒北岛，Pass舒婷”口号。在诗歌界，颠覆似乎是一种传统。
但是，纯文学有时太纯了，水至清则无鱼，反而容易和大众绝缘。汪国真创作时的那种“身高”，却恰恰是和读者平等的，是接地气的。而当时，中国很多精英诗人在凌空蹈虚，他们对汪国真不屑，有时也对大众不屑。
当然，不能因为理解汪国真，就否定精英诗歌圈。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只是说，在文学市场化的转型期，中国确实存在两种文学价值观的较量。在某种意义上，我并不觉得文学界批评汪国真的人是在羡慕嫉妒恨。他们确实是真诚的，是在捍卫纯文学的尊严，哪怕这种观念也需要变革。当时是前网络时代，文学还没有真正进入多元化。但是，批评汪国真的诗人可能忽略了一点：诗歌并不是只有一种，诗歌的标准也不是只有一种。
很多诗歌界或文学界人士是对事不对人的。很多诗人都非常认可汪国真的为人。他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很谦虚，很随和。他不会对什么事情感到愤慨，不会走极端。他不会苛求别人，也不会责怪自己。后来，他开始转型、突围，填词谱曲，写字作画—获得的回报和社会关注度，应该比诗歌要大得多。
后来，有一阵网络诗歌特别火，口水诗盛行。有一次我遇到汪国真。他特别想跟我聊诗歌，对我说：“现在诗人怎么了？想把诗歌搞死吗？”当时他已淡出诗歌界了，但从这句话，我感觉他还一直默默关心着诗歌。
2015年4月28日《山东商报》：中国文联出版社编辑室主任洪烛和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执行院长陈晓明访谈
4月26日凌晨，诗人汪国线岁。当日，网友哀悼他的评论数以万计，他的诗歌也在这一天被许多人吟咏。在百度贴吧等处，许多网友深情悼念这位诗人，还有人为他写诗。
与此同时，主流文学界却出现一种令人尴尬的沉默。许多著名诗人明确拒绝采访。即使有人接受采访，用语也不那么客气。在中国“死者为大”的传统中，这种现象极其罕见。对于这种诡异的对立，中国文联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洪烛和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执行院长陈晓明并不意外。
在他们看来，汪国真在诗人中所处的位置，显然不是概念车，而是随后跟进的量产汽车。而这也是为什么汪国真去世后，业界和大众给予了他大相径庭的反应。
洪烛：汪国真出名，背后有两个大背景。第一个是当时的期刊市场面临大变革。1980年代是《十月》、《收获》、《人民文学》、《诗刊》等纯文学杂志的时代，但到了1990年代，它们被边缘化了。与此同时，面向青年的生活类杂志异军突起。这些杂志常推荐汪国真的诗歌，汪国真因此在青年读者中影响很大。
第二，当时的图书市场也处于变革期。此前，新华书店垄断了中国图书市场；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很多发行、营销能力强大的民营书商出现。有眼光的书商找到了汪国真，他的一本书往往有几十家出版社争抢。于是，汪国真很快成了继席慕容之后影响最大的诗人。
有媒体还炒作过“青春美文四大白马王子”这个概念，汪国真被排在第一个，我被排在第二个。
洪烛：汪国真弘扬真善美，有励志的意义，在当时是一种正能量。那时社会在转型，很多年轻人需要的并不是文学、诗歌，而是精神上的激励，就像他们对流行歌曲的喜爱一样。汪国线年代的诗歌里可能最接近于流行歌曲。他火的时候，也是四大天王火的时候。
洪烛：汪国真对大众文化是有意义的。某种意义上，汪国真是新时期第一个涉足大众文化、通俗文学和图书市场的文人，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余秋雨是第二个。他们容易成为一个“文化英雄”，但在圈内容易被喝倒彩。
记者：有人称汪国真的作品是“假诗”，那么诗如何分真假？是否以诗歌面貌出现的文字就都是诗歌？怎样定义真正的诗歌？
陈晓明：诗歌是很难定义的，特别是我们在使用“真正”这个词的时候，在今天本质主义的观点已经为人所怀疑，是本质的文学？我们拿诗经、楚辞、红楼梦、鲁迅作为标准，他们毕竟都属于历史。在诗词歌赋的时代，唐宋传奇只是街头巷里由民众传播，它的文学性很受质疑，唐宋传奇后来演化成小说，小说这种体裁本身是文学，但我们仍然会说这一类的小说是文学，那一类的小说只是故事，诗歌也一样，我们说这一类的诗是纯诗，那一类是口水诗、应景诗、歌德诗、爱情诗……但它们确实是诗。我们在谈论诗的时候，总是会有对诗最本质，最纯真的看法，这种看法有时候是不可磨灭的，它从古希腊荷马，或者在中国从诗经一直延续下来。诗总是一行一行的，总是有某种意境，总是有语言魅力，总是有某种独特情感……这些我们都能够归纳，但是所有的这些归纳都不足以论断一首诗是不是诗，是不是诗可能还好判断，是不是纯诗，是不是好诗，这就非常难判断了。我们经常会看到一行一行写成排的文字，我们说它不是诗，它只是句子的排列，所以诗本身还需要有一种很内在的东西。
在今天，什么是诗，什么是纯诗，我们确实很难做出一个截然的定义，我们在相对的意义上得出大家公认的诗的品质，比如说：语言有挑战性、语言的魅力、情感表达非常真挚、表达了非常独特的个人经验。所以，那些语言没有特色，情感很虚假做作，不断的复制，精神气质不具有魅力的诗歌，我们会觉得不是。
记者：许多读者无法分清西川、欧阳江河这样的诗人，与汪国真这样的诗人，有怎样的差别。但是在诗歌界，他们之间泾渭分明。您如何看这一现象？
陈晓明：我们的文化是多元的，从诗歌传统发展至今，好的诗人在诗意上有贡献。什么叫做对诗意有贡献？诗是挑战语言极限的，标志着一个民族的语言究竟有多强的表现力，能表现得多么细腻、微妙，一个人对于语言的运用能够做到多么独特，这是好诗所能达到的一种状态。
西川、欧阳江河都是中国最优秀的诗人，但是可能了解和崇拜他们的人没有汪国真那么多，这并不能说明二者谁更靠近诗，你不可以说汪国真写的完全不是诗，只是他的诗没有难度。这好比概念车，如果说没有概念车，你永远不知道汽车下一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纯诗或艺术性很高的诗就像概念车一样，表明了量产汽车未来发展的方向是，探索汽车究竟能发展到什么地步，为之后量产的汽车做一个示范，如果说没有这种探索，后面的东西就终结了，做不下去。
洪烛：没有。他在文学圈内一直存在争议不断。纯文学界对他是不认可的，把他当作文学的异教徒，不承认他。汪国真受到的抵制非常强烈，挖苦讽刺和不屑他的人很多。
汪国真也努力过，比如找过《诗刊》、《人民文学》，但那些编辑对他的评价都不高，不会发表他的作品，或者会退稿。其他的诗人，对他避之犹恐不及。
洪烛：我印象特别深的是，1990年代初期我们在《女友》杂志开会，汪国真跟我说心里话，说自己压力非常大——那时候诗歌界发起了“倒汪运动”，要“打倒汪国真”。我还跟他开玩笑说，“倒汪”，听上去别人把他当成了诗歌界的汪精卫。而就像“曲线救国”，汪国真也许也觉得自己走的是曲线救文学、曲线救诗歌的路吧。
洪烛：1998年前后。我跟他说：“你不认输，但你不应该在行动上服输。一个诗人起步时作品可以幼稚和简单，但你应该不断成长，用你的作品反击不屑你的人。别人对你的批评是从美学上来说的，而且是有道理的。你应该让他们看到，你不但能写出大众叫好的诗歌，还能写出精英圈挑不出硬伤的诗歌。”而他那时已经开始转向书法和音乐了。
洪烛：实现了。还有一个原因：他从事书法和美术之后，获得的回报和社会关注度，应该比诗歌要大。
洪烛：他是一个非常健康、积极的人，很随和。他不会对什么事情感到愤慨，不会走极端。他不会苛求别人，也不会责怪自己。
洪烛：有，读者水平在不断提高，中国诗歌也在不断加速进步。在“倒汪”之后，中国诗歌又经历了好几次颠覆运动：有“盘峰论剑”（“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争），有“口水诗”、“梨花体”、“羊羔体”，到去年余秀华的诗歌……中国的诗歌一直在高歌猛进，在螺旋式上升。
洪烛：在美学上，余秀华比汪国真进步。虽然文学界对她也有争议，但比较余秀华和汪国真，你会感觉到，中国诗歌“合格”的分数线越来越高。当时纯文学界对汪国线分，但今天的文学界，余秀华的反对派也会给余秀华打70分、80分，至少会承认她写的是诗歌。
2015年4月27日《每日新报》：诗人洪烛曾多次与汪国真一起参加诗歌活动，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洪烛坦言自己知道老友病了但没想到走得这么快：“我们上世纪90年代就认识，我们那时一起给《青年文摘》《读者》等杂志写稿子。去年参加诗歌活动和他见面，感觉他状态还挺好的。后来知道他病了，但是不知道这么严重，这么快就去了。”对于汪国真的诗歌价值，洪烛给予了肯定：“汪国真是让诗歌大众化的一员闯将，他是新时期让诗歌走向大众的第一人，在诗歌边缘化的时候，他让公众感受到诗歌的魅力，堪称大众诗歌的典范，绝对是中国诗歌史上绕不过去的人。以前诗歌还没有这么多元化，所以当他有意识地让纯文学的诗歌走向大众和市场时也受到很多质疑，这给他带来一定的压力。”在洪烛眼中，汪国真是一个积极突破自己的人，“后来他诗写得少了，但是在跨界散播自己的艺术能量，比如对在书画、音乐等多种艺术可能性的追求，他还是挺积极地要突破自己的一个人，而且为人非常谦和、厚道、善良”。
汪国真离世 带走一段诗意青春（图）滨海高新网：时间： 2015-04-27
滨海高新网讯昨日噩耗传来，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的诗人、书画家汪国线岁。随后，记者拨打了汪国真生前使用的电话，由其工作室工作人员接听，确定汪国线点在八宝山东礼堂举行。去世的消息传来，令读者和业内十分惋惜，纷纷在朋友圈悼念。让人遗憾的是，新华出版社在本月推出了汪国真最新诗集《青春在路上——汪国真新诗精选》，只是编辑还没来得及把成书拿给病榻上的汪国真看，最新诗集就变成了最后遗作。
2013年10月，汪国真曾将自己在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的诗画集《诗情画意》捐赠给天津图书馆，当时接受记者专访时，“诗坛王子”的厚道守信、和善斯文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他希望记者给他寄专访的样报时专门叮嘱：“快递你寄‘到付’。”汪国真为他人考虑的细节，实在贴心。汪国真还告诉记者，自己之后有望转攻经济学，因为不仅儿子学经济，他自己也对经济学理论很有兴趣，如今噩耗传来，令人唏嘘。汪国真签名档为“白鹭”、仅发了5条的微信朋友圈，也永远定格在今年1月31日分享的链接“音画诗赏——让我怎样感谢你（汪国线年出生于北京的汪国真，最初的志向是当建筑师、科学家、医生，没想过要当诗人，15岁进工厂，当了7年“三班倒”的工人，22岁考入暨南大学中文系，1979年，他大一时的组诗5首被《中国青年报》从系刊上选中见报，得到人生第一笔稿费两块钱，也让他认准了写诗这条路。不过业余写诗的他，经常被退稿，即使是后来广为流传的《热爱生命》也曾被退稿两次，第三次才被《读者》选为卷首语，励志金句“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从此广为流传。
1990年，有出版人找到汪国真，为他出版了诗集《年轻的潮》，汪国真从而红遍全国，随后的两部诗集《年轻的风》《年轻的思绪》，总印数高达200万册，创下难以逾越的中国新诗史上诗集发行的最高纪录。这些诗集是当时年轻人最时髦的赠礼，“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原想收获一缕春风你却给了我整个春天”……这些清新又励志的句子曾出现在无数人的手抄本、贺卡、留言册上，激励过无数年轻的心，见证了几代人的青春。汪国真的名字也和四大天王、麦当劳、健美裤一同并驾齐驱，可以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因为觉得在诗歌上难以再突破，汪国真后来转攻书画、音乐，这些年，他的书法作品被镌刻在张家界、黄山、五台山、九华山等近百处名胜风景区，还曾作为出访国礼赠送给外国领导人。
汪国真还曾无意间跟记者聊起了自己的孩子，“我儿子今年（当时是2013年）18岁了，刚上大学，在国内，是学经济的。他也看过我的作品，儿子的文笔也不错，可以说比我18岁时的文笔要好，当然他志向不在此，所以他在诗歌创作上将来未必会超越我。在儿子的人生重要节点上，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不会通过自己的关系来替他包办人生”。新报记者仇宇浩
昨天，《青春在路上——汪国真新诗精选》一书的责编刘志宏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透露：“我跟汪国真老师认识很久了，在出这本书之前就有联系。他是年初查出来有肝病的，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但是没想到走得这么快。他为人很低调，生病住院的事一直让我千万封锁消息、要对外保密。上个月我还去医院探望过汪老师，当时样书还没出来，上周五我还打过电话给他，想把样书拿给他看看，但是他当时状态不是很好，还说接下来关于书的事情让我联络家人就行。最遗憾的就是，汪老师自己没能看到这本书出来。”
刘志宏告诉记者，汪国真对这部诗集非常看重，“书名是他让我帮他想的，他很喜欢，他希望把这本书做得很有新意，所以汇集了他的最新诗作、散文和部分经典诗作以及书画作品，我感觉汪老师有拿这本书全面总结自己在诗歌、书画、音乐等多方面跨界成果的想法，因为他当初还希望随书附赠他的诗歌音乐CD，后来因为版权的问题没能收录进来”。对于汪国真的为人，刘志宏赞不绝口：“汪老师非常平易近人，没架子很厚道，之前为出书的事情我跟他吃饭，我说社里出钱，他抢着买单不让我掏钱。另外，他也特别有信用，说几时交稿就几时交，往往还会提前，绝对不会拖延，不会像有些名人拖稿严重，催的时候还很大架子各种理由。”
著名诗人洪烛曾多次与汪国真一起参加诗歌活动，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洪烛坦言自己知道老友病了但没想到走得这么快：“我们上世纪90年代就认识，我们那时一起给《青年文摘》《读者》等杂志写稿子。去年参加诗歌活动和他见面，感觉他状态还挺好的。后来知道他病了，但是不知道这么严重，这么快就去了。”对于汪国真的诗歌价值，洪烛给予了肯定：“汪国真是让诗歌大众化的一员闯将，他是新时期让诗歌走向大众的第一人，在诗歌边缘化的时候，他让公众感受到诗歌的魅力，堪称大众诗歌的典范，绝对是中国诗歌史上绕不过去的人。以前诗歌还没有这么多元化，所以当他有意识地让纯文学的诗歌走向大众和市场时也受到很多质疑，这给他带来一定的压力。”在洪烛眼中，汪国真是一个积极突破自己的人，“后来他诗写得少了，但是在跨界散播自己的艺术能量，比如对在书画、音乐等多种艺术可能性的追求，他还是挺积极地要突破自己的一个人，而且为人非常谦和、厚道、善良”。新报记者仇宇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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