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说理散文指的是战国时期各个学派的著作，反映着不同学派的思想倾向、政治主张和哲学观点。它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主要著作先有《论语》，后有《老子》、《墨子》。《论语》是我国第一部语录体散文集，它以简洁的笔触描述人们的一言一行，表现出不同的性格特点，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其言论警辟精炼，大多富于哲理。第二期：战国中期语录体仍旧通行，但它们已不像《论语》那样只是后学的追录，而是一个学派师徒们的集体著作；所记也不限于单人的语录，而普遍采用对话形式。主要著作有《孟子》、《庄子》等。主要特点是词藻丰富，说理畅达，行文多有寓言和比喻。第三期：战国后期在这一时期，诸子散文完全摆脱了语录体，成为专题论著。它们已经不是一个学派的集体著述，而是学者个人的论文集；不是以驳论为主，而是以正面论说为主。这是百家争鸣不断深入的结果。主要著作有《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主要特点是论证严密、鞭辟入理。
一、孔子其人：孔子（前551—前479）：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字仲尼，名丘。远祖孔父嘉是宋国的大夫，在内乱中被杀。孔父嘉的儿子避难到鲁国，居于陬邑。至孔子父亲叔梁纥时，家境已经衰落。孔子年少时身处贫贱，20岁左右时曾当过管理仓库的小官和畜牧的小吏，他自己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鲁国在春秋时期仍保留了浓厚的周文化传统，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培养了孔子对周文化的浓厚兴趣，15岁便立志学习周文化。约30岁左右，学成，收徒讲学，从事教育。其间一度离开鲁国到齐游览，受到齐景公的礼遇。回到鲁国之后，继续从事教育活动，51岁时，孔子被任命为鲁国的中都宰，从此进入政坛，后来位居司寇，掌管司法，诛少正卯，力图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可是孔子的思想比较保守，他主张尊王忠君，强化朝廷力量而抑制私门，因此与鲁国政权的实际掌管者“三家”孟孙、叔孙、季孙发生冲突，被迫于55岁时辞官。他离开鲁国，先后到卫、陈、曹、宋、郑、蔡等国，宣传自己的德政教化思想。这种思想在社会矛盾激化、政治斗争尖锐的春秋末年，不切事宜，因而未被各国君主采纳。孔子经过14年的奔走游说，68岁时再度回到鲁国，专门从事教育和整理文化典籍的工作。孔子晚年遭遇不幸，儿子孔鲤、最喜爱的弟子颜回、子路相继去世，鲁国的动荡局势又加速了他政治主张的破灭。鲁哀公16年，孔子去世，终年73岁。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创立的儒家学说（仁和礼）继承周文化的传统，富有人道主义精神。在当时的思想领域很有影响。被汉以后的历代统治者尊奉为统治思想，并成为传统文化的主干，对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和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发生了难以估量的复杂的深远的影响。孔子整理文化典籍，司马迁说孔子“序《诗》、传《易》、正《礼》、《乐》、作《春秋》，未必完全可信，但六家典籍都经过孔子整理和编订是可以肯定的。在文化典籍整理方面，孔子有过重大的贡献。孔子首创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为文化教育的普及开创了道路，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其感人之处在于他“有教无类”的教育实践和诲人不倦的教育态度。孔子招收弟子，不分等级，不分贫富。孔门弟子中的优秀人才多是家境贫寒者，颜回身居陋巷，子路原是乡野之人，曾参缺衣少食，仲弓家无立锥之地。关于孔子及其门人，可以参见《史记》中的《孔子世家》以及《仲尼弟子列传》等篇。《论语》中记录了孔子对他们的亲切教诲，尤其是对仲弓的自强好学，孔子用“山川其舍诸！”的形象比喻，给欲特殊的关怀和鼓励。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务施于人”，答司马中“仁者其言也訒”。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以细目。又如，同是问“闻斯行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
1、《论语》是早期语录体散文，语言基本上是口语，明白易懂。文字简括，颇多言简意赅、富于哲理性和启发性的语句。
2、《论语》有时通过简短的对话，显示出人物的性格，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文学意义。
一、孟子及其思想主张：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人，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得孔学嫡传。孟子继承儒家德政爱民的思想和积极用事的精神，主张以仁义治国、以王道统一天下。他50岁以后曾率领弟子先后游说齐、梁（魏）、鲁、邹、滕、薛、宋等国君主，宣传他的仁政理论，在齐一度为客卿，在其他国家也受到不同程度了礼遇。但是他的仁政理论在急剧变革的战国时代，不切实际，不被采纳。约在65岁时回到邹国，专心从事教学和著述。终年84岁。
孟子对于孔子的学说，又有明显的发展。性善论是孟子对儒家学说的第一个贡献，所谓性善论即人皆有天赋的善性，而善性就是仁、义、礼、智四端。孟子的性善论是抽象的人性论，是唯心而先验的。但他却成为孟子进步学说的理论基础。由此而生发，产生了他进步的圣人观、进步的仁政主张。孟子把人心（四端）视为人所以为人的根本，他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离娄》），“存心”就是保持固有的“四端”，仅有四端还不能成为完善的人，还要扩充四端，“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保父母。”（《公孙丑》）扩充四端，作为道德准则，是人提高道德修养，认识宇宙人生，达到圣人境界的途径，这就是“内圣”。
扩充四端作为“仁政”的理论基础，就是推行王道，仁政爱民，从而成为统一天下的明君，这就是所谓的“外王”。“内圣”、“外王”都缘于扩充四端。可见性善论是孟子思想的核心。基于性善论，才生发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圣人观和保民而王的政治主张。
重民思想是孟子对儒家学说的第二个贡献，儒家有重民的传统，孔子讲“使民以时”，要求统治者不侵夺农时，关心百姓。孟子则强调百姓在封建政治统治中的重要地位。他说：“诸侯之宝有三：土地、人民、政事。”（《尽心下》）又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孟子的重民思想是战国时期重民思潮的最高代表。基于重民思想，他主张“制民之产”、“取于民有制。”“省刑罚，薄赋敛。”（《梁惠王上》）基于重民思想，他反对战争，认为诸侯发动战争就是“率兽而食人肉，罪不容于诛。”（《离娄上》）基于重民思想，他反对，并警告暴君：“暴其民，则身弑国亡。”（同上）
1、从体制上说，《孟子》基本上仍属于语录体，但较《论语》已有很大发展。这不但是因为它的篇幅加长，议论增多了，而且很多段落都围绕着一定的中心，结构完整，条理清楚，只要添上题目，就可以单独成篇。
2、《孟子》的突出特点是善用比喻。有时是短小的比喻，有时是完整的小故事、寓言。赵歧《孟子题辞》：“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评论是恰当的。孟子书中的比喻，有的属于推理，如“折枝”（《梁惠王上》），“攘鸡”（《滕文公下》）；有的是寓言比兴，如“揠苗”（公孙丑上），“乞祭”（《离娄下》）都妙趣横生，旨意明白。
3、善设机辟，请君入彀。从身边的小事说起，慢慢引入正题，使对方陷入论辩的困境。
4、《孟子》散文富有气势。多用排比，如长河大浪，磅礴而来，咄咄逼人，横行无阻。
一、墨子及墨家学派：墨子（公元前480—前410），名翟，战国时期鲁国人。《后汉书·张衡传》说他“当子思之时，出孔子后。”通过《墨子》和先秦一些典籍，我们知道他平日言谈不离耕织、百工之事，会造大车和守城器械，并收徒弟讲学，外出游历时载书甚多。自称：“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却被楚国贵族称为“贱人”。他大概是手工业出身的“士”。墨子为了止楚攻宋，自鲁至楚，“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吕氏春秋》）他曾仕于宋为大夫，北之齐，西使魏，屡游楚，是一位有着广泛社会交游、热心公益事业的学者。
《淮南子·要略》：“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可见墨子是通过对儒家学说的批判、改造而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墨子“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吕氏春秋·当染》）形成了与儒家对立的墨家学派，影响很大。世称“显学”。
墨家有严密的组织形式，近似于宗教集团，其首领叫“钜子”。墨家有严明的纪律，墨家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即使国家赦免，也要按照“墨者之法”处置。（《吕氏春秋·去私》）墨家崇尚节俭，反对儒家的“繁饰”，“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庄子·天下》)”“量腹而食，比于宾萌。”（《吕氏春秋·高义》）墨子死后，墨家分为三派：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韩非子·显学》）后期墨家对墨子的学说有所修正和发展，在战国争鸣中，对先秦学术作出了巨大贡献。终战国之世，墨家一直影响很大，但秦汉以后，墨家作为一个学术流派逐渐湮没无闻。
墨子的学术理论保存在《墨子》一书中，它不是墨翟个人的作品，而是墨家学派的总集。《汉书·艺文志》称《墨子》有71篇，今本《墨子》存53篇。可分为5类：
弟子发挥墨子思想的杂论：《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非儒》
讨论宇宙、认识论和逻辑问题的，被人称为“墨辩”：《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
以上四组并不能反映《墨子》哲理散文的主要风貌，通常所说的《墨子十论》包括《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是墨子讲学的记录，为墨子弟子所记。因为三派弟子各有所记，合而成书，故每篇分上、中、下，文字大同小异。《十论》原存30篇，今存23篇。它们体现了墨子学说的主要内容和说理艺术的主要特点。
墨子针对战国初年“国相攻、家相篡”、“人相贼”的祸乱现实，提出了十项治国方略，其中代表墨子学术个性的是“兼爱”。
墨子的兼爱是建立在人们现实物质利益基础上的互爱互利的关系。所谓“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兼爱中》）所谓“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亲吾也。”（《兼爱下》）把精神生活中的“爱”，同物质生活中的“利”联系起来，以“利”为爱的出发点。既以交相利为基础，就没有亲疏、远近、贵贱之分。墨子主张：“兼爱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明天下之无有私也。”（《兼爱下》）这种主张是小生产者在战国社会社会巨变中的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墨子》十论虽是墨子讲学的记录，具有记言性质，但每篇有明确的论题，充实的内容和清晰的层次。是中国论辩文的雏形。作为论辩文的初始形态，《墨子》十论还没有发展到基本上运用逻辑推理或抽象思辨的阶段，它采用类比推理和生活事实的简括叙写相结合的表达方式，使文章明确、清晰，具有很强的逻辑说服力。
1、墨子在讲学中自觉运用察类明故的逻辑方法。墨子所说的“类”是指一般的概念，从众多的个别事物中抽象出来共同的本质。所谓“故”就是原因，“察类”就是在论辩中遵守一般制约个别的逻辑法则；“明故”就是考察因果关系。以《非攻上》为例。《非攻》的主旨是论证诸侯发动战争有大不义的罪行，在论证时，墨子首先从窃人桃李、攘人鸡豚、取人牛马等不义行为抽取出共同的本质——亏人以自利，得出“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重”的认识，这叫“取类”。然后指出诸侯发动战争、杀人攻国，属于“亏人以自利”一类，并且甚于窃人桃李、攘人鸡豚、取人牛马，是大不义的罪行，这叫察类。接着进一步推论，就杀人多少作比较，“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这又是取类。诸侯发动战争，杀人不止千百，其罪恶之深重，是不言自明的。
2、为了增加论辩过程中事实的说服力量，墨子进行了大量的生活现实和历史事实的简括叙写。《非攻》为了说明发动战争将遗害自身，重点叙写春秋末年的吴、晋两国的历史事件：吴王阖庐发动战争，打败楚国，朝宋与鲁，后被越王勾践所灭；晋国智伯发动战争，攻打中行氏、范氏，最后导致韩、赵、魏三家联合灭智伯。具体的历史事实证明，发动战争必定是玩火。事实的叙写增添了文章的说服力量。
3、墨子提倡质朴和实用，对一切语言文字的表达，强调有切实的内容，以道理说服人，反对无益于实用的修饰与文采。刘勰《文心雕龙·诸子》：“《墨子》意显豁而语质。”即语言质朴，不求华美，不事雕琢。前者是表达的特点，后者概括了《墨子》的文风。墨子讲学立言是为了“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恐其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因此他推论事理，尚简洁而不缭绕，叙写生活现象，尚质实而不夸饰，多用对比而不事渲染。文风的质朴说明墨子对自己理论力量的自信。
一、庄子生平：庄子(约公元前369—286前)，名周，字子休，战国时宋蒙县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庄子继承并发展老子的思想，是道家著名代表人物。曾做过蒙之漆园吏，但不久后又辞去此职。曾因穿补缀的粗衣、破烂的鞋子而被魏王讥笑：“衣大布而补之，正緳系履而过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惫邪？’”(《外篇．山木》)，又因家贫而“故往贷粟于监河侯”(《杂篇．外物》)。虽然过着清贫的生活，但他自得其乐，淡泊名利，不汲汲于富贵。楚威王曾派两位大夫请为相国，但婉拒，不肯出仕：“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1、庄子的自然哲学思想：庄子的自然哲学主要由构成万物基始的“气”、万物生成和存在形式的“化”以及宇宙根源的“道”三个范畴组成。
3、理想的人生境界：齐一生死、顺应时命、无情无欲。“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
《庄子》这部哲学著作，又充满了浓厚的文学色彩。其文章体制也已经脱离语录体的形式，标志着先秦散文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在文学意义上，它代表了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
1、用艺术形象来阐明哲学道理，是《庄子》的一大特色。如《逍遥游》、《人间世》、《德充符》、《秋水》，几乎都是用一连串的寓言、神话、虚构的人物故事联缀而成，把作者的思想融化在这些故事和其中人物、动物的对话中，超出了以故事为例证的意义。
2、《庄子》的文章又富于抒情性。如果说《孟子》的感情是在清楚的逻辑表达下运行的，那么《庄子》的感情，却往往是无端而起，迷茫恍惚。如《至乐》写庄子对髑髅的一连串发问，便是充满了人生的伤感。想象丰富构思奇特、夸张大胆，具有浓厚浪漫色彩。
3、《庄子》的文章结构，也很奇特。看起来并不严密，常常突兀而来，行所欲行，止所欲止，汪洋恣肆，变化无端，有时似乎不相关，任意跳荡起落，但思想却能一线贯穿。笔调诙谐幽默，往往嘻笑怒骂，皆成文章。
一、《荀子》的文学贡献：《荀子》书中的文章多为关于社会政治、伦理、教育等方面的长篇专题学术论文，论点明确，论断缜密，结构谨严，风格朴实、深厚；善于运用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事例作为论据，巧譬博喻，反复论证；造语简练，多用铺陈手法和排比句式，整齐流畅，适于诵读。
《荀子》中还有一组称为《赋篇》的文章、共有《礼》、《知》、《云》、《蚕》、《箴》五篇。形式为问答体，在体制上，《赋篇》也是汉赋的渊源之一。另外又有《成相篇》，以民间歌谣形式表达他的政治思想。
韩非（约公元前280—233），出身于韩国贵族之家，是韩之诸公子。曾师事儒学大师荀况，与李斯是同学。战国末年，韩国屡遭强秦侵凌，丧师失地，韩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之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万余言。”这些阐释法治理论的文章传至秦国，深受秦王政的赞赏。韩非至秦，上书秦王，主张率韩伐赵。李斯、姚贾出于嫉妒，在秦王面前谗毁韩非，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因将韩非下吏治罪，后被李斯害死在监狱中。
韩非的思想渊源不一而自成体系，他的政治学说基本上是前期法家“法”、“术”、“势”思想的结合。其君主专制理论实受墨家“尚同”思想的启示；他的“循名实”、“因参验”的认识方法也与墨家“以名举实”有关。他的哲学世界观主要是对老子自然哲学的发挥和改造。韩非是战国法家的集大成者，同时又深受儒、道、墨诸家思想的影响。实为战国末期综合各主要学派的大思想家。
韩非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他的学说对整个中国古代统治和传统文化有着深远而复杂的影响。从积极方面说，他站在法家的立场上，适应着历史的发展趋势，完成了专制集权的法治理论体系，成为中国专制的重要政治思想工具。韩非思想中的历史进化论观念、严刑峻法的主张、循名责实的思想，成为秦王统一天下以及历代君主励精图治、改革变法的思想武器，具有进步意义。从消极方面看，他的理论崇尚暴力，不讲怀柔，主张对下层百姓实行残酷，则是反动的，容易激化矛盾，引起下层百姓的反抗，秦王朝的灭亡就是明证。汉代以后的统治者在确立封建伦理纲常和儒学为统治思想以后，韩非学说失去其显赫地位。有些统治者只能引用其术，韩非的学说被视为异端。
韩非的著作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汉书·艺文志》载韩非子55篇，今本《韩非子》也是55篇。综合历代学者考证，《初见秦》、《有度》、《饰邪》3篇确非韩非所作。
清·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今人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梁启雄《韩非子浅解》和江苏人民出版社的《韩非子校注》是比较好的本子。
《韩非子》标志着先秦理论文的进一步发展。其实，后世的理论文章，可以与之相比的也不多。
、还善于运用大量的譬喻和寓言故事来论证事理，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和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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