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苏俄文学史的人都知道，高尔基（1868-1936）在苏联时期拥有的官方声誉是世界文学史上任何一位作家都无法企及的。除了下诺夫哥罗德市改名叫“高尔基市”以外，以高尔基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公共设施、纪念馆之多达到了无法想象的程度。老辈的苏联人常说，任何一个苏联城市，第一条主干道叫列宁大街，第二条主干道通常就是高尔基大街。这种情况甚至延续到“剧变”以后，现在俄国很多城市里“列宁大街”已经改名了，高尔基大街还依然保留着。
就是这样一位苏俄文学的泰斗，舆论在他生前与死后却多次出现过截然相反的评价，因此高尔基在俄罗斯素有“大起大落的马克西姆·高尔基”之称。的确，高尔基一生当中曾经有过多次“自我颠覆”、“自我否定”的价值观的大跳跃，其幅度之大和之间缺乏逻辑性，让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和难以解释。关于他的评价像来回烙煎饼一样“不停翻个儿”也就在所难免。早在1906年，就有人以《高尔基已经死亡》为标题，要求从中小学课本中停止使用高尔基这样“有过失的人”的作品。1992年在否定高尔基的浪潮中，高尔基、法捷耶夫等人的书又作为“思想上有害的作品”被一些愤怒者付诸一炬。
俄罗斯作家瓦·巴拉诺夫这样评价高尔基：他“在两极（同制度作斗争或为制度效劳）之间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我们未必能找到另一个态度如此反复无常、不稳定的作家”（瓦季姆·巴拉诺夫：《高尔基传》漓江出版社1998年，446页）。在与革命的分合当中，没有哪一个人能像高尔基这样具有如此的戏剧性。波兰作家古·格·格鲁德金斯基甚至以 《高尔基的七次死亡》为题来调侃他的善变。曾被普京奉为“国师”的利哈乔夫说，高尔基“由一个被压迫者的捍卫者和鼓舞者变成了压迫者的辩护人和谋士”。他一人扮演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既是反抗专制制度的呐喊者，也是顺从极权国家的卫道士。
高尔基的矛盾之处在于，他曾经不惜同整个知识界决裂而成为激进左翼的同路人，却在俄国革命成功之时与列宁冲突，成为“不合时宜”者的代表。按常理说，他既然不能接受列宁式的革命，就更无法接受斯大林模式的那一套，但奇怪的是他在列宁时期愤然出国，却在斯大林的召唤下回国，而且他从海外回来就一头扎进了肉麻地吹捧斯大林体制的队伍中，突破了俄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成为“御用作家”的领军人物，变成了统治者“蟒蛇餐桌上家兔的供应者”，或者如有人形容的，高尔基这只“海燕”已经“变成了一只诱捕不同观点野鸭的家鸭”。他是“不明就里”地在思想上步入“迷途”呢，还是由于个人形而下考虑发生的转变？一直以来，破解“高尔基之谜”被认为是解惑俄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难题。直到今天的课堂上我的学生仍然在问这样一个问题：高尔基是圣徒还是犹大？他算不算俄国知识分子的代表？
我们知道，高尔基是具有浓厚“底层意识”的草根作家，他散发着生活气息、清新自然的写作风格、同情民众疾苦的两卷本短篇小说集1898年一经出版便引起广大读者的好评。俄国文学界以欢呼的姿态接纳了这位另类的“民间”作家。初登文坛的高尔基对基本上是由贵族组成的俄国文学界充满了期待和敬畏，在高尔基看来，这个产生过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托尔斯泰这些文学泰斗的文学界是俄国的头颅，它秉承着“文学是良知”的唯一呼声的传统，以关心“小人物的价值”为己任，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就“应该是那种在生命的每一分钟都挺身而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捍卫真理的人”（夏里亚宾：《面罩和心灵：剧场生涯40年》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297页）。但是进入这个圈子不久，他就发现这些文坛“大人物”远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富有战斗精神，他们优柔寡断、患得患失，敏感而自尊、浪漫又软弱，沉溺于一些不切实际的欧化文化的哲学命题，有相当多的老爷气味，这一切使他这个来自“民间”的新人对这种“上层小圈子”习气感到极其不适应，于是就以底层的口吻对俄国知识界不断进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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