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平凡的，犹如风中的一粒微尘；她又是伟大的，恰似滋润大地的蒙蒙春雨。她是个普通的园丁，却用辛勤的汗水和心血，浇灌一荏又一荏禾苗茁壮成长；她是个柔弱的女流，却用坚韧的意志，肩负起继承先辈爱国遗志的重任。
她是一位普通的母亲，也是一位优秀的老教师。她的名字叫黄采兰。
但愿笔者笨拙的笔触，能够还原些许这位莆阳教育界知名的知识女性命运的坎坷与波澜。
黄采兰于1927年元月18日出生于涵江下徐黄家，下徐黄氏系西天尾渭阳黄氏望族衍支。下徐黄家门，这是一个对莆田近代政治、经济及文化教育事业都具有重大影响的显赫家族。采兰外曾祖父涂庆澜系清同治进士、翰林编修、充国史馆协修，先祖黄邦杰，青年时代锐意进取，从普通商店学徒起步，成长为莆田商界巨子。在上海、宁波、南昌等地开设桂圆干批发行，自置海上运输工具（100吨木帆船）南来北往，逐渐做大产业。经济实力大幅提升后，购置下位于涵江西徐一座红砖大宅，其四子黄纪星遂从渭阳迁居下徐。黄家的这座大宅创建于清乾隆年间，于上世纪90年代被列入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
采兰祖父黄纪星生于清末动荡年代，少年考取秀才，不愿仕进。面对帝国主义列强肆意侵略并妄图瓜分中国，清廷腐败无能，对外实行屈辱卖国政策的严酷现实，极为痛心。他意识到中国只有自强才能救亡图存，而要振兴中华，使中国富强起来，就必须走教育与科学救国的道路。因此他摒弃科举仕途，视个人功名富贵如草芥。因屈从家族长辈的压力，他被迫参加乡试，却在写好应试文章后不加誊正，情愿落第任由别人冒领中举。此后，他励志苦读，学习自然科学的各门课程和英语，刻苦钻研，努力自学，并在老家渭阳创办文光书院，后改为明远学堂，设立相当完善的理化、生物仪器实验室，这在当时的莆田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创举。1902年黄纪星与其侄黄绶集资在涵江下徐家宅创办崇实中学堂（莆一中前身），以取代旧传统科举教育，并亲自执教，推行新学，开创莆田现代教育先河。同时黄氏叔侄大力提倡政治革新，培养出黄缃、黄主亚、陈柱生、林君汉等一批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着名志士。他们以办学掩护闽莆革命志士郑权、林斯琛、刘元栋等从事革命活动。为扩大革命影响，1903年黄纪星又与黄绶出资6000银元，派员赴沪设立达文社，编译出版中外新书，如《瓜分惨祸预言记》《中华独立未来记》《福建之存亡》等，公开传播民族主义，影响甚大。几个月后，清政府查封达文社，禁止传播革命思想。清政府的禁令反而激发革命力量进一步聚合。不久，林宗汉、林君汉、黄缃等青年学生与涂开渠、陈乃元等革命志士，在莆田城内马巷创设莆田首个革命团体——醒社。他们大量订购《民报》《浙江潮》《警世钟》《孙逸仙》《东方杂志》等新书报，设置阅报所，宣传革命，启迪民智。
与此同时，莆田进步人士涂开渠、陈樵、陈乃元、叶滋华等亦在顶务巷创办莆田第一所新式私立小学——砺青小学堂，黄纪星义务执教。该校人才辈出，黄纪星等师生16人先后加入闽籍革命党人林森领导的旅沪福建学生会，其中大部分人还参加光复福州的于山之役。
清宣统二年（1910年），由于德高望重，黄纪星当选福建省谘议局议员。他依旧积极发展教育，与日本留学回国的黄缃、涂开渠在兴化府明伦堂创办兴郡师范简易科，并在祖籍渭阳老宅创办蚕桑传习所，秘密从事革命宣传。
辛亥革命后，这些仁人志士多从事爱国教育事业。1924年，黄纪星到新创办的涵中中学（今莆田六中）教国文。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他义愤填膺，教育学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立志报国，同时鼓励儿子参加中共地下革命。他的儿子黄苍麟、黄亨麟、黄典麟都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秘密集会，印发革命传单、小册子等活动。黄苍麟早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在校加入，与任弼时、陆定一等同处一个党支部。1932年赴美留学，后在厦门大学任教。而最小的儿子黄典麟为国捐躯，年仅16岁，是莆田史册上最年轻的革命烈士。
黄纪星及其子侄辈为莆田创办新学和民主革命倾尽全力，黄采兰女士就出身在这样一个光满书香和革新风气的家庭。
幼年时代的黄采兰，生活在革新进步的家庭环境中，耳濡目染先辈们勤奋好学、胸怀邦国、勇于献身的精神，深受启发和影响。她从小立下大志，决心砥成才。祖父黄纪星对她寄予厚望，常教导她说：“人生之路漫长，幼时即使成型，也是‘砂器’， 需经火的烧烤才能起到质的变化，方能经得起风吹雨打。”采兰6岁时得以进学堂，就读于现在的“涵小”。年幼的她受祖父黄纪星的影响颇深，小小年纪心中所盼望的是读高中，上大学，当一名学者，心中惟愿能以知识救国。但好景不长，从1935年开始在6年的时间内，祖父、生父先后病故，其时她才15岁，上有祖母、生母，下有一个11岁的妹妹、两个年幼的小弟弟。此后因家庭发生变故，从此家境由盛转衰。本是父权为主的大家庭转化为母氏主理，主持家庭“残局”的担子落在“老、中、青”三代女人身上。在此期间，采兰虽多次中断学业，却一直不愿离开学校，因为知识救国、教育兴邦的读书报国情结是祖父黄纪星血脉里传承下来的。1943年于涵江中学初中部毕业后，采兰被保送往仙游师范就学。因家庭经济不许可，她只好放弃进师范深造的机会，先后任教于漏头中心小学、柳桥南村中心小学。但读书救国的理想一直萦绕在心。1944年7月，黄采兰毅然放弃粉笔生涯，考入省莆中（今莆一中），靠着叔叔的资助以及恩师梁淑英的支持，她以顽强的毅力发奋攻读。1947年终以优异成绩修完高中学业，她毕业升学考试作文荣获全省第一名。但后来因家境没落又逢战事不断，她当初上大学当学者的美好愿望落了空。后来经梁淑英老师介绍与南郊村才俊姚杏村结婚成家。丈夫姚杏村于1938年10月直接从东山高级职业学校考入黄埔军校十七期。杏村是家中长子，家境尚好，学业水平上佳。但在民族危难之时，他瞒着父母以学名姚宝霖身份报考黄埔军校。其时正值抗战军兴，他随部队先后转战云南、参加过保卫重庆的防空战等战役，与日寇浴血奋战。抗战胜利后旋即随先遣部队抵达日据的台湾，荣幸地参与日寇向国民政府投降及接收台湾的庄严仪式，见证台湾光复、回归祖国版图这一伟大的历史性时刻。
1949年春，采兰又燃起上大学的热切期望，只身前往福州准备投考师范学院。但因福州解放在即，时局紧张，不得不放弃返莆，她年轻时的求学梦终究因家境困窘及战火绵延而彻底破碎了，这是她心中最深的痛。此时正值全国解放前夕，前线战事吃紧，杏村从台湾返莆后，他本可以携带家小前往台湾，但在妻子的劝阻下选择留在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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