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农村高考状元毕业后失踪9年,考上清华北大的寒门学子,如今过得怎么样...
2009年1月,时任总理的,在国家科教会议上曾感慨:“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在北大这样的学校,城市学生甚至占到了90%。”
国务院在2013年明确提出: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人数,到2017年,贫困地区农村学生进入重点高校的人数要有“明显增加”。
包括北大和清华在内的多所名校,积极相应国家政策,实现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向农村贫困地区倾斜,制定了包括“自强计划”和“筑梦计划”在内的有力措施,为农村学生提供更多进入名校的机会。
以北京大学为例,该校专门制定了“筑梦计划”、贫困地区专项计划,对于被归为这类计划的农村考生,即使没有达到录取线,也能够通过加分的方式录取。
根据官方数据显示,今年北京大学(校本部)共录取内地本科新生2819人,共有100名来自农村、偏远贫困地区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考生,通过“筑梦计划”圆梦北大。
今年获得北大录取通知书、被北大中文系录取的河北女孩王心仪,正是得益于这项政策。
根据2018年北京大学在河北省的录取分数线分,王心仪作为一名理科生,她707分的理科成绩刚刚压到一本线。
幸运的是在高考前,学校为王心仪申请了针对优秀农村学子的清华大学“自强计划”和北京大学“筑梦计划”,帮助她获得了清华大学50分、北京大学40分的加分优待。
农村学生进入中国最好的大学成长,对于这些贫困家庭来说固然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乐事,大多数人也认为,这是名校资源向农村倾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但现实全然没有这么美好,在中国青年报一篇名为《考上北大,然后呢》的文章中,英语水平不高、知识面狭窄、社交能力有限、遭遇城市文化冲击,这些都成了许多北大农村孩子的集体困扰。
来自农村的北大毕业生邓风华坦言,“平时做Presentation,他们都是即兴发挥,我是背,甚至照着读,手心还冒汗。”直到大四的课堂上,当周围的大一学生可以用英文行云流水地表达时,他提前一晚准备,仍然感到吃力。
那里的学生大多胆怯,不敢主动发言,一些人交流起来会哽咽,说家庭不易,在学校适应比较困难,和那个“自信、专业、控场能力强”的北大截然不同,一切都很像老家。
一进入校园,邓风华的老乡曲小薇就意识到自己对Word、Excel一窍不通,还因此险些挂了计算机课;当来自城市的舍友好心为她选了“论语孟子故事”的课程,因为这门“最容易拿高分”,曲小薇却发现别人在早在高中时就熟练背诵和默写的《孟子》,自己却完全没有学过,险些不及格。
邓风华的农村朋友徐森,大学专业是力学,他不止一次地意识到“理科也需要直觉,感觉都是隐藏中积累的”。
当徐森的同学早已从教授父母的口中知道了广义相对论,彼时的他还在乡村学校的图书馆,津津有味地看着上世纪80年代版本的《十万个为什么》。
进入校园后,喜爱象棋的徐森加入了学校的象棋社,却在进社团后发现,真正的核心成员早已是专业水平,他们交流棋谱时夹杂的那些专业词汇,徐森不仅插不上嘴,甚至连听都听不懂。
细微的差异从学习到生活,渗透在校园的方方面面,但就是这些旁人甚至不会注意到的不适感,一次次地戳中了农村孩子敏感的自尊心。
据《中青报》引述上海交通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面向城市孩子的自主招生和农村专项考生的大学生活适应度明显不同:过半的自招考生在学校适应水平较高,能达到同等水平的农村专项考生却只有大约一成。
在北大学生资助中心面向17级受资助学生发放的问卷中,62%的学生自认学业基础差,半数人自感缺乏自信和不擅社交。68%的人没有明确的学业规划。
事实上,为了确保贫困地区的学生顺利入学和成才,学校和国家提供了一系列的资助和政策。
近几年,北大为受资助学生开设了专门的国内外游学计划;邀请校领导、教授、知名校友和这些学生通信、聊天、吃饭。建立了从入学、在校到毕业,全方位、全过程、个性化的“学生资助体系”。
学校的“雪中送炭”,极大地解决了学生们经济和生活上的困扰,但对于寒门学子来说,进入高校的成长之路,他们势必要比他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所幸,北大校园是兼容并包而纯真美好的,寒门学子所具备的勤奋、吃苦耐劳、好奇心强、学习能力强等特征,帮助他们将学习成绩上的差距,通过努力来逐渐拉平。
但大学四年时间如白驹过隙般匆匆逝去,走出高校象牙塔的庇佑,原生家庭带来的不适与阵痛渐渐变得更加强烈。
这则提问,吸引来了不少农村大学生的回复,而在他们坦诚的话语中,却充斥着道不尽的苦涩。
网友@慵懒的老虎提出:面对社会现实,严重匮乏的后援力量;家庭负担沉重,急于尽孝的心态;眼界受限格局不大;不善于迂回、自尊心极强…… 这份精辟的总结获得了近七万网友的认同。
近日,一则《失联9年的高考状元终于联系家人向父母道歉》的新闻受到热议,主人公杨仁荣的心理状态,却暗暗和知乎网友的回复不谋而合。
2003年,杨仁荣以570分的成绩,摘得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理科状元,并入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环境与生命保障专业。
然而,自2009年用朋友的手机给父亲杨崇生发完最后一条短信后,他就再也没联系过家人。
今年7月,杨仁荣的母亲被诊断出癌症晚期,因多年未能见到儿子,她选择拒绝治疗,表示想再见儿子一面,“如果儿子不回来就不继续治了”。
9月3日,被人们称为“乡村苦孩子”的杨仁荣,在看到新闻后主动联系了父母,并在声泪俱下的道歉中吐露了自己的遭遇,“我每年都想回家,在外面做得不够好”。
对话中,杨仁荣一个劲地对父亲说,“爸爸你放心,我一定要把妈妈治好”,而杨仁荣的妈妈则在哭泣中安慰道:“不要说这些了,只要你回来我就好了。”
在他的家中,小他三岁的妹妹从小身患重病,常年就医住院,懂事的杨仁荣深知家中的条件,从小生活节俭,聪敏懂事,帮着父母参与力所能及的劳务。
从上小学开始,杨仁荣的成绩就一直是班级数一数二,初中一次期中考,因为成绩从班级前十掉到23名,杨仁荣甚至为此在家里哭了很久。
在杨仁荣贫困的家中,父母所有的希望都背负在了他的身上,这份期望迫使他对自己保持着极高的要求。
2008年,父亲杨崇生陆续接到多家银行的催还贷款电话,才知道儿子一直在向银行借款。
虽然经历高考后风风光光从农村来到北京读书,但杨仁荣没能顺利毕业,一旦面对外面的世界后发现自己不如自我要求得那样强大,敏感的心理防线就极其容易崩塌。
诚然,底层的烙印是贫寒学子不能抹去的现实,但这不必要成为他们自怨自艾、自我怀疑的枷锁。
人们可以想见,在这近十年的光阴里,杨仁荣这段急速坠落的人生背后,他是如何被亲人寄予着厚望,却又在绝望和悲苦之中,暗自舔舐着伤口。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