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秋天，我从空军部队复员回来，脱了军装又穿上警服，来到遵义路派出所实习。那时还没有110报警，晚上值班至9点，所长便带领几位民警骑车到大街小巷巡逻。巡逻中制止过打架斗殴、抓过小偷等，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那个寒冬的深夜发生的事。
是夜，鲍指导员带领我们几位民警一起骑车到辖区巡逻，绕了一大圈后，他熟门熟路地来到一幢准备拆除的旧楼房前，颇有把握地说，楼里可能有情况，该是检查的重点。
我们持手电筒逐层搜索，手电筒光似利剑刺破沉沉夜幕。那时控制得严，没有本地户口、没办理临时居住证的外省来沪居住人员，被称为“盲流”，如果发现“盲流”，是必须要马上送到遣送站的。
果然，在三楼角落的那间空房内，发现了一大堆黑影。鲍指导员边用手电筒扫射，边大声嚷道：“起来！都起来！接受检查。”吆喝声中，藏在破旧的大花被子下的人影慢慢地坐了起来，在强烈光束下揉着惺忪的眼睛，不知所措。我发现她们尽是些头发散乱的黄毛丫头，慌乱地穿上棉袄，瞪着小鹿般惊恐的目光，浑身发抖，怔怔地看着我们几个身着制服的警察。
鲍指导员厉声问：“什么地方人？”身着红底碎花棉袄的女孩喃喃地说：“安徽六安。”鲍指导员刨根问底：“来上海干什么？”红衣女孩老实地答：“换粮票。”
鲍指导员严肃地说：“这是非法的，知道吗？鸡蛋和粮票统统没收！”对方无言，像犯了错的小学生一般等待发落。指导员又责令：“把所有的东西都集中起来。”女孩们乖乖地将口袋里、枕头下的毛巾、梳子、草纸、小本子等小玩意堆放在一起。他让我用女孩的一块红头巾裹着那堆杂七杂八的东西，打成包袱，先带女孩们去派出所值班室，清点好物品后，等待处理。
“盲流”随我来到派出所。我开始细查那个红头巾包裹，在一堆琐碎的生活用品里，发现了一本红色塑料皮的笔记本，便好奇地翻开。里面塞满了皱皱巴巴的粮票，甚至还有全国粮票。再看笔记本内页上，全是用蓝色钢笔抄写的句子，尽是些“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之类的名言警句。扉页上，则歪歪扭扭地抄写了一首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这首诗我太熟悉了，在部队最艰苦、最思乡的日子里，就是这首普希金的诗给了我希望。当年，我也是将这首诗抄写在笔记本扉页上，它伴我度过了六年艰苦的军旅生涯。
那红扑扑的脸上闪烁着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眸子里看得到依然有向往。她和我，都喜欢诗。
我将桌上一大堆粮票悄悄塞进了红色笔记本里，对红衣女孩挥手说：“你们可以走了。”
几个女孩似乎不相信这一切，愣怔了片刻，之后突然撒开丫子，逃也似的出了大门。临出门前，红衣女孩蓦地停步，回眸瞥我一眼。借着灯光，我看到她眼神里的感激和惊讶，也依然带着一丝忧郁迷茫。
十年后，我调至《人民警察》杂志社当了文字编辑。1996年春天，一位女孩到杂志社找我——一眼认出正是我放行的红衣服。当年十五六岁的农村女孩已出落成亭亭玉立的漂亮大姑娘。她带来家乡茶叶瓜片，要谢我当年救助之恩。“我们村里当年也有来上海换粮票的，被警察抓住后，没收了鸡蛋和粮票，被强制送回老家。没有你当年开恩放行，我是再也不敢来闯荡上海的。”显然，她这许多年人生道路里，依然有故事。
姑娘告诉我，为脱掉贫困，她后来在老家做起了茶叶生意。这次来上海推销茶叶效益挺好，我为她高兴，她一定要拉我去饭店吃饭，我以急着编稿为由婉拒了。
后来她又给我寄过茶叶，我也回寄出差时购买的小礼品。杂志社迁址后，我们便失去了联系。不知这位当年的红衣女孩现在生活富裕了吗？时代变迁的机遇，让落荒而盲流的女孩走出大山，但我始终相信，还有一种最深的相信，来自她的内心，就如同当年我深信普希金的预言“忧郁的日子，即将过去；快乐的日子，即将来临”一样，支撑着她走过人生的沟沟坎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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