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梁启超说：“青年人是时代的希望，祖国崛起强大会伴随无数青年人的前仆后继以及那些青春激昂的希冀与梦想。”
鲁迅说：“中国虽发明*，却只会用来放烟花炮竹;发明罗盘，也是用来看风水。”
“五四”精神最主要的是启蒙，是以民主和科学为主题，对国民进行启蒙的新文化运动，遗憾的是未能最终完成。
所以百岁高龄的马相伯，临终前痛心地说：“我只是一条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国人叫醒。”
“五四”时期，有各种“救国论”，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等，还有“东方文化救世论”，代表人物有梁漱溟。
1917年10月，梁漱溟在湖南目睹军阀交战、民不聊生的惨景，心中悲悯，写成《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并自费印刷千册散发，后来他放弃北京大学教授的职位，到农村去做乡村建设，都体现了救世济民的精神。
蔡元培说：“大学之大，因其无所不包，各种言论思想均可自由，但亦不必出于互相诟骂。如各有主张，尽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张之长处，不必攻击或排斥他种主张。”
蔡元培主办北京大学，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教育方针，聘用留过洋的新派人物，也聘用精通传统学问的旧派名家。
梁漱溟本是一个没有考上北大的中学毕业生，由于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引起了蔡元培的注意，认为是一家之言，就聘请梁漱溟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
陈寅恪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历史学家陈寅恪，虽然没有文凭，却是学贯中西，号称是“读完了中国书的人”，又精通20多种外语，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
陈寅恪在为王国维所写的碑文中提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虽然不是在五四运动时期所写，却完整体现了“五四”精神。
梁启超说：“天下事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
一个朝着自己目标永远前进的人，整个世界都会给他让路。明确的目的加上积极的心态，是一切成功的起点。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可以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场。
志不求易，事不避难。不遇盘根错节，不能辨别利器，大时代中有些牢*，不足惧;大时代中的大担当，最可贵。
胡适说：“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
“五四”精神的来源不全是西方思想，更多是对传统的一种有选择的传承，其实就是反传统，也要建立在对传统的充分了解上。
像钱玄同“把古书扔进茅坑”“汉字不死，中国必亡”之类的言论，并没有被大多数人接受，并且钱玄同本人在晚年，也对自己早年的极端言论表示了后悔。
“五四”运动带来巨大的社会和文化变革，人人平等，男女平权，恋爱婚姻自由等等，处处都显示出开创精神，甚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研究语言学的教授刘半农，打算搜集方言中骂人的话，编一本“骂人专辑”，于是他在《北京晨报》上刊登了一则“粗话启事”，公开征集全国各地的骂人话。
大家都来和他开玩笑，赵元任来到他的宿舍，用湘、川、皖等地的方言骂他，周作人也来用绍兴土话骂。
胡适考证《水经注》，花了二十多年的工夫，写了二百多万字，正所谓“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鲁迅说：“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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