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作品早在辛亥革命前就进入到中国。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1907年，吴梼从日译本重译了高尔基的《忧患余生》，这是高尔基作品的最早中译。
自此后，高尔基的作品以各种短篇不断地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但是大量认真地介绍翻译他的作品，是在“五四”文学革命以后。
1919年，高尔基的短篇小说《鲍列斯》（即《他的情人》）由胡适翻译发表。
1921年，郑振铎译的《木筏之上》以及孙伏园、沈泽民、胡根天等人的高尔基其它译作，被陆续刊登在这一年的《小说月报》上。
1923年，第一篇直接由俄文译成中文的高尔基作品《意大利童话》第十三篇“劳动的汗”，经瞿秋白翻译问世。
在这之后，高尔基的短篇作品被陆陆续续翻译过来，从未间断，在《小说月报》、《中国青年》等文学刊物和革命刊物上经常亮相，开始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和喜爱。
1927年，李兰翻译了《胆怯的人》（即《福马高尔杰耶夫》），这是译成中文的第一部高尔基长篇小说，也是高尔基的第一部长篇。1928年，上海推出三种从英文转译的高尔基作品集，即宋桂煌的《高尔基小说集》朱溪的《草原上》和郑效洵的《绿的猫儿》。同年，洪灵菲移译了《童年》的第六章，定题为《沉郁》。从此，翻译高尔基的作品便成为文坛的风气。
一直到三、四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高尔基在中国的影响最大的时期。鲁迅、茅盾、巴金、郁达夫、瞿秋白、柔石、冯雪峰、周扬、夏衍等，都是高尔基作品的积极译介者。
译介出版的原动力在于一个广大坚实的读者群体。在那时，高尔基的作品在中国读者，尤其是进步青年中间十分流行。当时由于随身携带高尔基作品而被捕的事时有发生。在反动统治下，高尔基的作品出了被禁，禁了又出、不同的版本以顽强的精神，源源不断地，甚至改头换面地印行。
并且，在三四十年代，对高尔基的评价文字和翻译在量上压倒其他任何外国作家。这一绝对的优势表明了中国知识阶层的对高尔基的兴趣及热情。
自此以后，走遍中国大地的高尔基热早已远远超出了其文学涵义，由于高尔基作品中饱含着革命意识，高尔基一直以来被视为“中国革命文学的导师”。在江西瑞金中国的“红都”，中英苏区召开的第二届中华苏维埃大会上，高尔基还曾被选为名誉主席之一。高尔基的影响力由是可知。而另一方面，对于高尔基作品的评介与对思想的认识，也在社会政治语境的变迁下呈现出不同的着重点，这一点尤其值得深思。
在我国文学界最初介绍高尔基的阶段，即“五四”运动之前，得到突出的是作家的坎坷际遇和不畏困苦、追求自由的精神，受到强调的是作家本人和他的作品与下层人民的密切关系。“五四”以后，直至1927年，比起俄罗斯其他作家，高尔基的创作还没引起中国文艺界的广泛注意，所以其作品的中译也相对较少。尽管评论者们有意试图通过自己的评介宣传各种文学主张，但当时能参考的国外高尔基研究的资料有限，而这些资料中的观点多有交叉，这就使得这一时期人们对高尔基的介绍、评论在无意中避免了片面性。
1924年，郑振铎在他编著的我国第一本《俄国文学史略》中，列有专节评述高尔基。郑振铎将高尔基视作一个写实主义者，认为高尔基塑造的人物都是凡人，不是英雄，他的作品传达出反抗的呼声。
赵景深对高尔基创作完全以体裁划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难免过于械化，但他的一些观点还很值得重视。比如他认为高尔基早年创作风格是在实主义内，挟带着一点浪漫主义，直到创作后斯高尔基才真正显示出是个现实主义者。
北京俄文专修馆的毕业生、俄文和中文造诣均深的耿济之，在直接阅读高尔基原著、广泛接触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了《高尔基》。文章简单扼要地概括了高尔基每一时期在题材人物、风格等方面的变化，几乎涵盖高尔的全部重要作品。耿济之特别看重1905年革命失败后高尔基作品的价值，认为高尔基三十五年里的心血结晶二十巨册的文集， 可以称是上是部 “近代俄国的民族史。”
整个二十年代，我国的有关高尔基的评介文章和书籍，在数量上超过了同时期我们对其他所有外国作家的评介。
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有很明显的提高。高尔基及其他俄苏名家在中国的影响日趋扩大。这期间我国出现了三次评介高尔基著作的高潮，并且出现了一大批数量可观的成果。其中大部分是纪念性的文章，另外一些专著、评传等，大多也是根据苏联、日本等国研究者的著作编译或改写过来的，较少中国人的独立见解。只有茅盾的《高尔基》、周扬的《高尔基的浪漫主义》、胡风的《M高尔基片断》以及鲁迅、瞿秋白、巴金等人的论文和序跋，能代表三、四十年代我国高尔基研究的高水平。
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坛出现一种片面化的倾向：有些人仅仅抓住高尔基创作中的几部作品，一再宣传他的革命意识。瞿秋白很有代表性。他翻译过《高尔基论文选集》、《高尔基创作选集》、《高尔基伟大的普洛艺术家》等文，还写过《关于高尔基的书读邹韬奋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和《“非政治化的”高尔基读〈革命文豪高尔基〉二》等文。译文和论文在观点和意图上具有一致性。基本上都是对高尔基各个时期的主要创作与俄国革命的关系进行描述。总观瞿秋白对高尔基的翻译和评介，他注重的是作家、作品与革命的关系，强调的是作家的革命意识。
鲁迅翻译过高尔基的《俄罗斯童话》、短篇小说《恶魔》和文章《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还有一些苏联、日本等国研究者的高尔基研究论文，并为不少高尔基作品的中译本写序言和介绍，同时又在许多文章、书信中论及高尔基。
鲁迅十分反感有知识的人摆出上等的姿态，极其赞赏高尔基始终如一的平民意识，以此谆谆告诫文学青年。另外，当大多数评论者死死抓住几部作品不放，纷纷热衷于高尔基某些作品对俄国革命的意义、积极高扬高尔基的革命意识时，鲁迅发现了高尔基在剖析俄罗斯国民性方面的功力和成绩。仅从《俄罗斯童话》中的十六个篇幅短小的故事中，鲁迅就洞察到，高尔基 “写出了老俄国人的生态与病情。”这种敏锐与深刻，首先来自鲁迅本人的思想艺术追求。这种追求恰好与高尔基的艺术追求发生了精神上的契合。高尔基在第一次俄国革命失败后，将关注的焦点从改造社会环境，转向重铸俄罗斯人的民族灵魂。高尔基创作生涯上的这一重大转折，不为一般读者察觉，也少有研究者探讨。只有鲁迅从作家、评论家和翻译家的多种角度，准确地把握了高尔基创作道路中期的这个转变，从而找到了一位异国知音。鲁迅对高尔基的平民意识以及他的深刻的人民性有着透彻的理解，并积极宏扬倡导，其用意在于增强中国现代作家们的平民意识和人民性。
这一努力使得人道主义、人民性在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中得以承续、强化。鲁迅、茅盾、瞿秋白、邹韬奋、巴金、路翎、艾芜、蒋光慈、胡风、张天翼、夏衍、王西彦等众多的中国现代作家和知识分子都注意到，平民意识是高尔基精神的核心，人民性是高尔基创作的力量源泉。两者贯穿于作家的全部作品中。不少作家将高尔基作为具体的学习与借鉴的范例，他们所受到的影响和对高尔基思想的不同把握，也常常体现在他们自我的文学创作中。例如茅盾，他也象鲁迅一样，十分注意高尔基作品中的平民意识。三、四十年代他曾多次谈到，来自社会底层的高尔基，在成功之后，也始终没有抛开平民意识。
三、四十年代，对高尔基的评价文字和翻译在量上压倒其他任何外国作家。这一绝对的优势表明了中国知识阶层的对高尔基的兴趣及热情。这股热情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那时每一个中国人都处在为新生的共和国献出一切的高昂情绪中。红色苏联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我国社会文化生活诸方面崇敬、效仿的楷模。在这样的时代中，高尔基和他的作品受到格外的推崇。
在19491966年的十七年间，纪念性、回忆性、介绍性的评介高尔基的文章占绝对优势，但有份量的不多，大多数内容都很空泛，真正属于研究性质的论文很少。另外，研究课题的选择面十分狭窄。即使有关高尔基的研究著作，绝大多数不是撰写，而是翻译或编译。
这一时期我们对高尔基的评介有两大特点：竭力突出高尔基的革命意识、政治斗争意识；有意强调高尔基的“人学”思想，人道主义精神。由于十七年间的社会氛围，前一种倾向占压倒一切的优势。评论者们一窝蜂地涌向高尔基的少数几部作品，象《母亲》、《海燕之歌》等。大家乐此不彼地反复阐释这些作品的政治意义，对现实斗争的指导作用，却对高尔基的创作整体视而不见。可见，三、四十年代我国文学界对高尔基的偏识还在起着作用。
这样，通过评论界以偏概全的引导，在一般中国读者视野里高尔基是一位以文学创作为政治斗争服务的典型，是一位善于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的作家，又是一名俄国革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歌手。这一强大的宣传导向甚至影响到“文革”前后出生的一代年轻人。记得我们上幼儿园和小学的时候，精神文化生活少得可怜。在翻来复去读的几本小人书中，笔者印象最深的就是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从那里我们这代人知道了：高尔基从一个苦大仇深的流浪儿，成长为一个“根红苗正”的无产阶级作家。他给我们的印象不过是只会像海燕那样高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之类口号式的话。
从五、六十年代我国对高尔基的评介、研究可以窥见，这个时代造就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明显具有接受与服从的特征，它使一代人丧失了旺盛的创造力和灵活的理解力。但是也有冲破禁忌的特例。有一些评论者力求从整体上把握高尔基思想与创作的特质，着力强调高尔基“人学”思想、人道主义精神这一代代相承的俄罗斯文学的优秀传统。
1950年出版的肖三的著作《高尔基的美学观》，是我国系统阐述高尔基美学思想的首部专著。该书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高尔基创作的精髓。1957年，钱谷融发表的《论“文学是人学”》一文，联系当时文坛的实际，把高尔基文艺思想的核心与反对极左文艺观念相联系，很有意义，但可惜的是，这一关于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的思想的探讨，没有引起评论界去进一步研究高尔基的文学观。
1962年，继钱谷融之后，吴泰昌发表了《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辩》。该文认为文学是“人学”，属后人的误传，并非高尔基本人的原意。高尔基只是把文学当作“人学”或“民学”的源头。同年发表的许之乔的《“人学”短笺》持相反的观点。文章指出，高尔基确曾称文学为“人学”。“文学是人学”集中体现了高尔基的一个重要的美学思想。“文学是人学”的问题触及到文学的本质、目的、作用等敏感的区域，统因此许之乔的文章的观点也没有得到我国评论界的普遍接受。
粉碎“”后，历史进入一个新时期。从 1977 年1987 年的十年间，我国各报刊发表的高尔基研究论文近二百篇，还有一些我国学者自己编写的高尔基研究专著和普及性的小册子问世，象陈寿朋的《高尔基美学思想论稿》、《高尔基创作论稿》，谭得伶的《高尔基及其创作》。长期锁国，与外界情况隔绝，一旦开放便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这时，苏联及其他国家高尔基研究专家们的论文、专著也被译介过来。谭得伶的《高尔基学简论》一文，较系统地介绍了苏联高尔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薛君智的《英美的苏联文学研究》，介绍了西方学者对高尔基的评论。这些成果，给复苏不久的高尔基研究提供了一些新信息，对干我国研究者有所参照与启发，但长期的思想禁忌久已渗透在我们的文学观念、研究方法和思维套路之中，因此这些信息引起的反馈面并不大。
1980年，刘保端以《高尔基如是说“文学即人学”考》一文，激起关于“文学是人学”的又一轮探讨。文章同意吴泰昌1962年提出的观点。李辉凡针锋相对，以《我国高尔基文艺思想研究中心的几个问题》和《论高尔基的人道主义》两篇文章，强调不必去深究高尔基是否说过“文学即人学”，重要的是从他的多次言论和整个创作思想去思考。李辉凡还建议今后最好将“文学即人学”这一用语改为“文学是人学”。继而，吴元迈又撰文进一步阐明：高尔基在谈论文学是“人学”时，并非一般的人学，而是艺术领域的人学。李辉凡、吴元迈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基本上得到评论界认可。
随着文学视野的扩大，文学交流的加强，我们的高尔基研究的领域也得到了开拓。研究者开始涉及以往未敢涉足或未予深入探究的一些问题。陆人豪注意到高尔基重视批判小市民习气；张羽对于高尔基著作中的造神论观点加以探讨；李辉凡深入考察高尔基的人道主义思想
进入八十年代，伴随着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一些研究者把比较的方法引入高尔基研究。有不少文章专论高尔基与列夫托尔斯泰、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等俄苏作家的关系；还有一些将高尔基与鲁迅、茅盾、郭沫若与中国作家加以比较。这类论文尽管深度不一，但都具有锐意求新的特点，是对我国长期单向化的高尔基研究的一种反拨。
曾几何时，中国许多作家、评论家把翻译和介绍高尔基的作品当作中国人民的精神食粮，当作自己的战斗任务之一。
多少年来，我们自以为已经很了解高尔基“中国革命文学的导师”，其实不然。正如叶水夫在1981年大连高尔基学术讨论会上的开幕词中所说：“高尔基研究虽然已有很长的历史，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弄清楚的问题还是不少的。” 但这种状况至今仍未有多大改观。 个中原因也许恰似约翰班扬说过的一句话： “我因为背上的重负，不能够按我要求的速度那样走去。”
在高尔基研究的领域，大家都迫切地感到需要新的经验，但又往往欣赏旧日经验的安全。
近几年，在中西文学交流势不可挡的总趋势下，惯于顺从的中国人似乎对一切已有定论的外国作家，都要重新审视、重新评判。这是可喜的现象，因为在历次政治浪潮中，我们大多习惯的不是独立思考，而是按一种既定的要求材料去否定某个人，也否定自己，在精神上完全丧失了自我。
对待高尔基的态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曾经红极一时、被我们偶像化了的高尔基，在意识流、朦胧诗、黑色幽默、荒诞派面前，显得落伍了，大有“门前冷落鞍马稀”之势。人们把对极左文艺路线、庸俗社会学的厌烦情绪统统倾泄到高尔基身上有的大学教师不愿谈高尔基，有些研究者不愿谈高尔基与中国作家的影响关系，某些作家不屑一谈高尔基对自己创作的影响一沾高尔基，好象就有很不情愿的感觉。这种引导致使一般读者也对高尔基产生厌倦心理。
看来，“非此即彼”的传统认知方法是根深蒂固的。更新文学观念、转换观察视角、深化具体研究并不仅是肯定过去被批判的作家，或是否定以往被肯定的作家。
其实，高尔基的思想和创作，就是一个丰富而复杂的世界。作家的精神世界广博而深邃，作家的艺术追求多元化、立体化、远非《母亲》、 《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能够代表的。
令人高兴的是，我国评论界已有人潜入高尔基艺术世界的深层，进行大胆突破。如汪介之的论文《高尔基与中国》就力图公正客观地考察高尔基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弥补庸俗社会学对高尔基的贬毁，向中国读者呈现一个不被拔高的高尔基，奉献一个丰富多采的高尔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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