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作历史文化名人传记时，读者和出版方往往希望做到真实性与文学性的统一，即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力求生动传神，追求本质的真实，塑造出饱满的人物形象，具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性和可读性。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传记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门类，它就是史部的一科，但又带有文学性。然而，根据我的创作体会，真正做到真实性与文学性的统一却非易事。
真实性是传记写作的基本追求。离开了真实性，史传即丧失了生命；而文学创作的特点是虚构，即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传记创作中有一种虚构性文学传记。在我看来，其价值虽然不可低估，但毕竟只能视为文学创作。
我创作的《民族魂——鲁迅的一生》是一种史传，即无一字无来历，丝毫没有想象和虚构的成分；不仅追求本质的真实，而且注重细节的真实。如果缺失史料依据，我宁可让文字枯燥一些，也决不添枝加叶。30多年来，这部普及性的传记先后由北京出版社、中国社会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漓江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五次再版，近来《解放日报》又予以连载，在学术著作销行寥落的当下，这本书依然受到读者的厚爱，我感到十分欣慰。
要求人物传记“传信”，并不排斥必要的艺术加工。在文学作品形式诸要素中，第一要素是文学语言。我国古代的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得好：“言以文远，诚哉斯验。”意思是语言靠文采才能流传久远，这话是确实而应验的。所以，我力求锤炼语言，使文字明白、晓畅、生动、传神，以此增强该书的文学性。比如描写鲁迅去世的一段文字，有描写，有比喻，有排比，从鲁迅面容写到他的躺椅、毛笔、长袍，使读者回想起鲁迅笔耕不辍的一生，从而逐渐走出悲哀的氛围，进而缅怀他光辉的文化业绩。
增强史传文学性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是讲究叙事策略。《民族魂——鲁迅的一生》艺术上没有虚构叙事，一般采用第三人称客观叙事模式，但又尽可能避免平铺直叙。比如介绍鲁迅跟瞿秋白的友谊，我没有直接从他的第一次见面写起，而是先写1932年12月23日深夜，时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化名“史平”，乘坐黄包车到鲁迅居住的上海拉摩斯公寓接送瞿秋白夫妇安全转移的情景。由于陈云是党中央负责同志，又是鲁迅与瞿秋白友谊的历史见证人，由此开头，能吸引读者进一步了解鲁瞿交往的始末。
细节是构筑历史大厦的砖瓦。在现存鲁迅研究史料当中，我力求撷取那些既可靠而又生动的细节，以增强《民族魂——鲁迅的一生》的故事性和可读性。比如描写鲁迅临终的情景，我捕捉了许广平替鲁迅擦汗时，鲁迅紧紧握住了她的双手。而后回溯到1925年10月鲁迅与许广平定情的那个时刻，是许广平首先握住了鲁迅的手，而后鲁迅回报她以轻柔的回握。“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这两次握手的描写是根据许广平的两篇回忆录：一篇叫《风子是我的爱》，另一篇叫《最后的一天》。这些细节既生动感人，又确凿可信，成为我增强该书文学性的第三个举措。
真实性与文学性相统一是我的追求。但我也清醒地看到，《民族魂——鲁迅的一生》毕竟是我30多年前撰写的，对鲁迅精神世界的揭示不够深刻，对鲁迅作品文学层面的分析也有不足，各章节之间还有轻重失当之处。我希望今后有更好的鲁迅传记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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