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50年代的小学教科书上有好几篇列宁的故事。40多年后，苏联旧事解密，才知道那些故事(《列宁在理发室》、《送给孩子们吃》等)是作家左琴科编出来的。当时他“跟不上形势”，被官方认定为落后作家，于是编创了那些列宁的故事。发表后甚至还遇到过麻烦。比如他被人告密，说他写的《列宁与卫兵》中，那个叫嚷着的“小胡子”就是影射斯大林。但那些有关领袖高尚品德的故事编得的确让我们感动过。当时我读小学，老师还常常讲领袖们少年时的各种美德，比如“从小爱劳动”的故事，说他不但从小爱劳动，还喜欢帮助别的农民。比如下雨了，他不收自己家谷子，却帮助别人家去收。我听这样的故事，大约在1957年和1958年。
十年后，当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我插队去了农村。当我真正成了农民后，却对“从小爱劳动”的说法产生了怀疑。我的疑问是：一个从事过农业劳动的人会有许多从事其他职业所不具有的经验，而1958年在农业问题上犯的几乎全是常识性错误，这就让我无法相信他亲历过农业劳动。比如，一亩地究竟能打多少粮食，在种地人是常识。我种地一年后，基本了解了在正常耕作状态下江南地区稻麦两季的亩产量，这以后也了解了北方的情况。
有些决策的失误不一定涉及人的立场观点，思想品格，或者是智商。刮起“浮夸风”时，从河南遂平县卫星公社“小麦亩产1760公斤”的牛皮迅速发展到四川省郫县“水稻亩产45217.58斤”的超级牛皮，前后只有3个月的时间。信以为真，甚至为粮食多了没地方存放而担忧———过去我们总认为，这是身居高位，脱离群众，听信了部下的糊弄。此说自不必置疑，但我认为，作为长期从事农动的，作为很早就懂得“农村包围城市”的，他的经历中可能有一点被大家忽略了，即，他虽然出生在农村，但他不是一个地道的合格的农民，他没有认真参加过农业生产劳动，也没有农业经验的积累。
我在插队期间多次和农民翻仓晒谷子，许多右倾“农民”告诉我，如果亩产线万公斤的话，那差不多等于把高三四十厘米的打好的稻谷堆在一亩地上！这是个极简单的算法，任何只要对农业生产有一点点了解的人都可以估算出来。在1969年，我插队的第二年，贫下中农这样告诉我，原先的地主富农也这样告诉我。
当时准许我们看的读物极少，而“文革”中反复看过的一本《西行漫记》，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的怀疑。请看斯诺《西行漫记》记载的自述：“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长者必须仁慈的话来回敬”；“他指责我懒惰，我就反驳说，年纪大的应当比年纪小的多干活，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干活”；大约13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这次离家不过是一次出走，后来还是劝回来了。在读了一些书以后，他又说，“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可以说，在父亲的眼里，不是一个合格的庄稼人，不愿意从事艰苦的农业劳动，否则就没法解释他和父亲的那一次次冲突。
也许正由于不喜欢田间劳动，只想“扫天下”的“鸿鹄之志”，使没有留心这方面的知识，而在需要运用这方面知识去思考的1958年，他终于想不起“梨子的滋味”了。
我们以前批判孔夫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完全可以不负责任(就是如今说孔老二懒惰不辨菽麦也无所顾忌)，现在议论少年时是否爱农业劳动，想来也不该是什么原则错误吧。我当然不会喊什么“我们再也不受骗了”，从此与谁一刀两断，我只是觉得，我们做教师的，无论如何不要把从前别人骗我们的东西再拿去骗学生。(摘自2010年第3期《钟山风雨》吴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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