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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全部余秋雨的文化散文，起源于他的《文化苦旅》，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文化苦旅》应该说对于拓宽当时中国散文的走向及突破其困境与注入生气是有所帮助、有所贡献的，因为他是以学者的目光、学者的心灵来打量山水风物、品评历史精魂，但是余秋雨的散文之所以走俏，除了其自身的散文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优胜之外，也跟《收获》的连载不无相关[1]，同时又跟余秋雨的四处讲学，到处演讲、传播己说不无关系，可以说余在讲学的过程中也制造了一大批自己的忠实读者（依我看来，恰恰是这批年青的读者在其后成为了他的不断出版的书籍的购买军主力――当时几乎清一色都是在校的大学生，他们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水平，同时又因应试教育之苦而导致文化、历史知识的断层和欠缺，急需弥补，余的文化散文恰恰能够起到这个补课的作用。），同时也跟余秋雨在评论界所受到的吹捧和贬损相互交织而更激发了社会广大读者的好奇和跟进有关，诸多种种，从而导致了“余秋雨热”的持久不散的现象。可以说，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恰恰是给当时软弱无力、格局狭隘、囿于个人悲欢的散文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以思想潜扬和格局开阔而取胜，这普遍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期间的知识大众和青年学子寻觅和重新打量中国山水风物和历史文化的心理向度和精神需求。因为现实的政治已不容许轻易和随便放言，而随之而来的经济狂潮更是席卷了无数社会大众的不安稳而烦躁的心，而在文化领域，学者们普遍遁入了精神学术和著书立说之中，先前的一套已经不行了，得另建一套话语体系和理论框架，便应运而生。至于文化领域中的艺术，也自有其运行的轨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小说，显著者莫过于贾平凹的《废都》和陈忠实的《白鹿原》，一写现实，一写历史，相得益彰，彰显了那一时期的主流艺术形态。而在散文界，呼唤散文变革之声、之气早已弥漫开来，余秋雨的散文，以一学者的人文游记忽入文坛，既得益于《收获》的彰显，也慢慢自成体系，由此扩大开去，终成一家。这底子里，通过打量历史，或许能够看得更加清楚。彼时也，国中诸多学者纷纷遁入学术，学生逼入考试，社会逼入经济，人心转向金钱，弃理想而取实利，摈高尚而取世俗，社会转型之风风起云涌，前路之向多乃不明，国人乃注重当下及享受（极则致腐败），少谈主义和理想，更可谓潮涌大江流。在此当中，余氏之散文应运而生，风行天下，实有时势所造成之因素。非唯人力而已，亦仰时势。(文章阅读网
一、作品有思想，有力量，有艺术，能够吸引人。前面还说过，有壮气，有神气――这一点越到后面的散文越容易看出，毕竟心高气壮了，不似先前的“文化苦旅”了，变成有些仪式形式了。他几乎每写一书，都尝试一种新的形式，回避前书所写和所采取的形式，力图别开生面，[3]这种努力总是值得赞许的，而且辛勤之下，总有不菲收获。老实说，无论怎么壮阔，总有狭窄之处，无论怎么丰美，总有蔽秕之处。有些作品虽然理性过重，但是他铺陈得开，张扬得来，而且他能够收放自如，气势贯通。深入挖掘之处，即使就像一篇论文，他也能够自圆其说。应该说，余秋雨于散文写作，实在是有他独到的目光和手法的（他是带着探索和试验写的），这个独到的目光和手法就是以他多年的学术训练为功底的，以他多年的学术思考作为基础底子的。由此可见，倘若没有深厚的学养，要想把知识转变为思想，把见识转化为文字，实在有时就只差那么一筹，隔着那么一层什么。这种融会贯通和点铁成金的力量，余秋雨委实比众多散文作家高出一筹。但他相对于那些老而弥到者譬如巴金，又委实差着一截。但是余秋雨的“文化人格”构建的呼声和人文关怀的情思，及其对文明的追索和追问，实在是比建国后出生的众多作家精深。其文化散文之所以能够吸引国内众多的读者，不无这个主要的原因。人文安慰和人文关怀实是社会知识大众的心灵鸡汤，其营养成份非某些枯燥的学术论文和政治宣传所能比拟，其丰富的营养也有助于健全一代青少年的心智灵明。
二、不能不看到，广大社会读者对于历史和文化知识的普遍欠缺，对于此种既有高雅成分又包含有文化知识和历史知识的独到挖掘、而又能够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的文化书籍的需要，实在是余秋雨散文热的外界因素。读者就是作者的上帝。完全可以这样说，是中国这个转型时代的中国读者创造了余秋雨现象。可能有人会说，你怎么不看东南亚一带海外华人读者对余的热爱呢？我会告诉他，那些人再怎么多，也比不过中国大陆的读者。没有中国大陆的读者的厚爱，怎么有一开机首印数十万册月多之内就一销而空的奇迹呢？
中国自后实行的普遍的高考教育制度，已经造成了中国目前最大的教育缺陷――应试教育导致众多的偏科和无知。无知应该是青少年的通病。应试教育造成了一批历史知识欠缺、人文知识欠缺、科技知识欠缺、心理知识欠缺的学子，可以说，知识欠缺是我们这个时代青年学生最大的弊病。知识残缺不全的、文化修养不高的众多的大学生和更其数目庞大的社会男女青年，在其人生的道路上混沌摸索，似清醒又糊涂，既盲目而坚韧，目标单一而又爱好多样，可以说，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恰好能够给他们补上一课，能够给他们补上一门通俗历史的课，一门文化修养的课，所以在这一点上，就不难理解青年男女对余书趋之若骛的现象了。据余的文字，上海某地下行业之从业年轻女性，其坤包里三样东西，其中之一就是余的散文。这虽然是个案，但和余的散文巨大印数一印证，似乎又可见人心向善。不管有些人怎么贬低余的散文，事实上，很多人没有能够像余写到这个份上。所以余秋雨的文化散文能够吸引广大的读者，也就不难理解了。老实说，如果众多的读者对于历史知识、文化知识，有相当的了解和掌握，那么他们未必会那么喜欢余秋雨的散文，因为当你掌握到那样一种程度的时候，你就会对他所谈的事物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你就不会轻易跟着他的笔触走了，结果你可能就不会接受他的散文。即使接受，也是有所保留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解，倘若心智比较健全，知识比较丰富，目光比较全面，那么你可能就不会那么容易跟着他走了，不会那么受他影响了。但是，也要看到他所谈的一些文化主题是带有共同性的、普遍性的，你很难拒绝对这些文化主题有所认同。这就是余秋雨思想的独到之处。
三、余秋雨在他的文化散文中，往往摸索出了一个个主题，大的几个就是：建立健全的文化人格，追寻文明的踪迹和“穴位”（用他的话来说），思考中国历史的重大难题，文明和野蛮构成的对应和传承等；用古时的话来说，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充满了入世的精神，余秋雨对它们的探讨和追踪，以及相关的思考和启悟，完全充满了当代知识分子入世的精神，敢想敢为的作风。可以说是接继昔往，传之今后。[4]可以说，余秋雨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对于中国二十多年来的教育利弊得失，内心也多少了然，加之他对若干历史现象的考察、研究和总结，尤其对学术之研究之方式，亦有深刻的洞察，所以他从散文构建开始，就呼唤建立健全的人格，尤其是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文化的传承有着别人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一呼唤未尝不有对着广大青年学子而发的深意，因为余深知青年学生乃祖国的未来，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至于国民，建立健全的人格，则于社会的进步功莫大焉！这一思考和呼唤，可以说是接续着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的话题和主题的，是一脉相承的。此后，他扩大到文明的高度上去了，则更见其远见和意义。（诚然有人会说文明这个话题及其深远意义，非余发见，但余在散文中一以贯之的探讨和寻找，实有着别人不可替代之重要意义。）诸多重大的话题，涉及到时代的种种，涉及到文化的种种，面积之大，深度之广，难度之巨，可以说在当代文化的散文史上，无人与之伦比！其意义，倘若余氏晚年深掘开去，在理论上自成一格，那么，恐怕余氏在思想文化史上，亦留一名耳！即使如文化人格论者、文明论者，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改造和建立健全的人格，则是我们当代社会所必需，完全是当务之急，于此一端，余氏即有所贡献。所以说，余秋雨的散文自有其对当代社会的、对文化的积极的建议和应对意见，这一点，也是吸引广大读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罢。
四、余秋雨的文化散文，能够在社会上形成长久持续不去的余秋雨散文热的原因，也跟他持续不断的受到攻击、诽议（非难）、盗版等打击和他不断的反驳、反击有关。持续不断的媒体宣传，无论好话坏话，皆可以扩大一个人的知名度，引起广大社会读者的关注，引起潜在的购读欲望，进而一定程度上引起购读潮，从而帮助了余氏文集的促销。换言之，余秋雨的散文热，一半在于媒体的跟捧、宣传、非难和炒作，这些文学之外的传媒力量，在现代可以说威力无比，无孔不入！媒体的这种宣传和推出能力――这种既可以说是炒作也可以说不是炒作的功夫――甚至把他塑造成了一个文化明星式的人物――尽管余秋雨的本意未必如此，但确实也有这样的迹象。学者触电乃时代之需，应时而作，余的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也甚为可嘉，这样一来二去，两相互为交用，无形中又为他制造了许多潜在的读者，无形中又为他的散文热火上加油。如果没有传统媒体的如此众多的版面宣传（无论正面反面），如果没有现代立体媒体的庞大的覆盖率和广泛受众，我相信余秋雨的散文不会热到这个程度，他的散文销量不会高到如许惊人的地步！也就是说，余秋雨之所以能够红遍中国，很大部分、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媒体的炒作、造势、宣传。尤其是几个别有用心的人对他的文革问题的不断逼他“忏悔”的问题和事件，更是哄动一时，以致闹到打起了官司，搞得众语纷纭，混淆不清。开始闹腾很大，最终却是平静的庭外和解（？）。实在也是有所得，有所伤。
回到传媒来说，余秋雨因为名声在外，又持着自己的知识实力，曾经有一段，不断担任公共电视媒体的嘉宾，这一现象，既可以说是信息时代知识分子走向公共化、公众化的适时而动，套用余的话大意来说，即是现在和过去不同了，知识分子应该敢于走向公共媒体和发出自己的声音；从另一些人的反向来看，又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学者）耐不住寂寞，抵抗不了诱惑，有心成为明星人物的举动。以我个人之见，我还是赞成和支持余的出镜，因为这是时代潮流，虽然不一定好，但总得有人尝试。而且，可能余秋雨也需要这么一个机会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来宣扬自己的主张，来演说自己的心得体会，因为他毕竟负着传承文化和传递文化的使命。电视传播文化，在现代已经成了当仁不让的受众最广的传媒利器，余秋雨怎么能够不好好利用它呢？一次演讲，面对的可能就是几百个学生，演讲完了就完了；而在电视传媒上出现，他面对的观众何止几百个人，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和千万，那么对于提高自身的知名度、扩大自身的影响、传播自己所思考的文化都是有一定的帮助和效果的，即使受邀者以传播文化为己任，不以名利为意，但终究在无形之中，名士的风度依然深入到庞大的社会观众心目中去。至于引起众说纷纭，那则是难免和别人的事了。 但我们也不能由此而认为余秋雨是借机炒作自己，而是说他趁水推舟，借力打力，或者公正地说双方相互合作（可以看作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应时而动的一种文化行为），那么余秋雨的这些行为，都为自己的散文增加了、积累了许多潜在的读者。又因为他的散文的确是写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上一些不容回避的文化问题，很有吸引力，只要你拿起了他的散文，读下去，慢慢地你就会被他吸引，欲罢不能，你就会被他思考的问题而引发你的思考，你就会跟着他追寻下去。这种诱惑――艺术的诱惑也好，思考的诱惑也好，总之余秋雨做成功了，起码对于普通读者他是成功了。他的背后，归根到底是他的思想和知识在起支撑作用，归根到底是他的作品在吸引人。如果没有这一点，他再怎么样出席电视公开场合，再怎么样作秀都没有用，那只是一时的电视人物而已；但余秋雨显然跟这有所区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散文将他和别人区别开来了。
为了寻找中华文化的灵魂，他在长期钻研典籍后离开书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辞职远行，考察并阐释了大量中华文化的遗迹。他所发现并写到的地点，后来大多成为海内外民众争相游观的热点。在这过程中，他又创造了“文化大散文”的崭新文体而开启一代文风。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晚期开始，为了对中华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他与凤凰卫视合作，冒着生命危险贴地穿行四万公里当今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亲身考察了人类全部重要古文明的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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