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是：早年的时光已然逝去，如果能够珍惜现在的大好时光，发愤图强，并没有晚。
意思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岁月不等人啊。此句话为季氏的家臣阳货劝说孔子从政时所说的话。以年岁匆匆，岁月不等人来提醒孔子，不可一生碌碌无为。
意思是：少年的时光很容易逝去，很难学有所成，因此一定要珍惜时光，每一寸光阴都应当珍惜。
展开全部国学者布鲁巴克：“最精湛的教学艺术，遵循的最高准则就是让学生提问题。”
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庭在“世界著名大学校长论坛”上所说：“如果没有好奇心和纯粹的求知欲为动力，就不可能产生那些对人类和社会具有巨大价值的发明创造。”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说过：错误本身是“达到真理的一个必然环节”，“由于错误真理才会发现”我国
布鲁纳：“使学生对一门学科有兴趣的最好办法势必使之知道这门学科是值得学习的。”
有位名人曾说过：“把热爱自己的专业和热爱自己的学生结合起来才是一个好教师。”
德国教育学家第斯多惠说过：“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
古人强调；“善诱者，善导。“现代教育理论认为：教学的真正含义是变“学会”为“会学”。本世纪年代，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学会生存》中明确指出：未来社会的文盲，将不是没有掌握一定知识的人，而是那些不会学习的人。
我国著名化学家戴安邦先生说过；“化学实验室应该是学生学习的最有效和收获最丰富的场所，培养化学科学素质，不仅要传授知识，最重要的是发展学生的智力。智力因素包括动手观测查阅记忆思维想象表达七种能力，其中思维是智力因素的核心。上述全部质量因素在化学实验教学中皆能得到一定的训练，而且非智力因素也与所增长。” 古人云：供人以鱼，只解一餐；授人一渔，终身受用。
爱因斯坦：如果把学生的热情激发出来，那么学校所规定的功课就会被当作一种礼物来领受。
我国著名化学家戴安邦先生指出：只传授化学知识和技术的化学教育是片面的，全面的化学教育要求，既传授化学知识与技能，又训练科学方法和思维。
“学源于思，思源于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思”是学习的重要方法，“疑”是启迪思维的钥匙。学必有疑，有疑比有所思。）
爱因斯坦有句名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心理学家研究也表明：人们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总是力求探索它，认识它；兴趣是一个人力求认识并趋向某种事物特有的意向，是个体主观能动性的一种体现。
有位教育家说过：“教学的艺术全在于如何恰当地提出问题和巧妙的引导学生作答。”
一个处在成长之中的人，最优秀的品格莫过于谦虚好学。好学使人进步，谦虚让人在进退之间游刃有余，加之必要的因缘际会，成功的果实也就触手可及了。但这对于一个艺术家的成长来说，却是远远不够的。
《景德传灯录》里说，佛家证道时，有三重境界：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很多人注意到这个哑谜中人的认知能力发生的变化，却往往忽略了其中微妙的内在纹路。第一重和第三重境界之间看似相同，实则不同；看似不同，实则一也。人生于世间，通过学习理解了什么叫山，在诗学中我们可以称之为命名；懂得一些道理之后，对我们的存在本身发生了怀疑，于是就有了“见山不是山”；怀疑让我们的存在无所适从，在寻找中得到了精神寄寓的所在，这就有了“见山还是山”，实际上是“信（仰）——怀疑——信（仰）”的一个过程。
这个看似徒劳的过程，其实包含了一个隐秘的变化：由最初无知的山到后来有知的山——最初的山是被他人命名的，而后来的山是被自我所重构。然而问题的重点仍然不在于认知，是通过后来相对稳固的认知，达到进入存在的真实世界的可能。
艺术的原理也是一样的。我常听到某某的文章风格是学习某某大家的，写得干净漂亮，受到很多人的称许和好评，这似乎也就不错了，于是这些人就渐渐满足于现状，在原来的领域和文字风格上精益求精。这些当然都是值得赞许的，但是对于一个艺术家的成长来说，却是远远不够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设想一种拥有短暂生命的动物，栖居在大地之上，有什么比认识他们自身更重要呢？“他只证明他自己，他唯一的证明就是他自己，所有对手都能一下子战胜他，但不是通过对他的反驳（他是不可反驳的），而是通过证明他们自己（卡夫卡《他》）”如果一个决定从事艺术的人，终其一生也不能真切意识到他自身的存在，不能尽量完整的表达出他的此生，有什么还会比这更悲哀呢？
当你理解到艺术是一个重新建构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认知世界、更重要的是认知你自身，那么你就不会去轻易地去相信一件事物，不会莽撞地去学习一门技艺，也不会草率的认为被世界所认可的价值是值得嘉许的了。在你的身上，怀疑、自嘲和反抗与日俱增，而在这一切之中，你会发现最不可信赖的，是你自己的意识、是你的判断能力。你看到这个扭曲的世界，看到自己陷入自身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你感到自身的可笑徒劳，甚至连可笑本身也变得可笑、连徒劳本身也变得徒劳。
总而言之，你感到认知是不可能的——当然确实是不可能的。在这广大的不可能中，你开始反抗，积极或消极的反抗：“这一切都是骗局：寻求欺骗的最低限度、停留于普遍的程度或寻求最高限度”。在第一种情况下，当你去追求善，你的追求往往欺骗了善，这和庄子说的有什么不同呢；在第三种情况下，你开始反抗，远远地避开善，这时你当然离善越来越远了；唯一可取的是第二种情况，既不去主动追求，也不积极反抗，听从你自己的经验的需求和身体的自然力。
这就回到了佛家所说的第三重境界了，那就是顺从自身的经验和自然力。但是艺术和佛家究竟是不同的，在佛家的第三重境界里，作为主体的人，是以一种忘我的静谧进入真实世界的，他们的我已经交给了他们内心的信仰；艺术家的不同在于他们没有忘我，虽然也听从自身的经验和自然力，但是证明自身的存在总是他们的心头大患，而存在总是迷雾重重，因此他们的反讽始终无法摆脱。当他们懂得一切之后进入世界，虽然面带笑容其实心如刀绞，虽然浪荡不羁实际却比谁都放不开，他们追求安静但是最终会自己放弃，他们热爱幸福但是最终无法摆脱自己……他们一生都无法得到平静和幸福，这几乎是可以断言的，但是也可以说他们在这样悲伤的平衡里，得到了一种奇异的平衡。这平衡和众人生活的平衡有什么不同吗？有什么相同吗？
当你真正明白自身尴尬而无法摆脱的处境，当你的生活已经已经逼得你走投无路，那么就可以取舍了。只要保持内心的仁恕和爱，价值的判断就不要在乎对错。在理想中每个人都应该成为艺术家，对于短暂的生命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迫切的了，但是在强大的时代和生活压力之下，真正成为的几乎没有一个。我们该说什么吗？我们不该说什么吗？
学习这个词展开来说，就是学而习之的意思。包含了认知和模仿两个过程。所有和艺术和存在有关的知识，当你不能以良好的方式进入存在的世界之前，你的认知既然不可能，那么你对它们的模仿难道值得称赞吗？我经常批评别人也批评自己，就是因为我们都很难真正进入自己的生活。
两年来我经常为自己的状态感到忧虑，也感到自卑。孙文波回答白夜时说：“如果我到现在还不能以一种自己的语言方式来写作，那么肯定就是失败的了。”但他果真做到了吗？我想也未必是这样，存在本身是不确定的，自欺欺人是难免的，我们所能做的是自欺欺人的相对性、以及我们面对存在证明自身的决心，当然，不能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力。
一个艺术家总是处在在路上的状态里。他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放弃。他顺从自己的自然力，但不能过于顺从；他对一切事物抱有反讽，但前提是对他们的热爱；他要抱有九分的怀疑，一分的肯定。九分的怀疑让他成为一个艺术家，一分的肯定至少让他不至于崩溃，得以成为一个人。
阅读这一行为，在我看来，本身就具备某种特殊的韵味，值得再三玩赏。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这种兼具手段与目的的阅读，并非随时随地都能获得。在《大英博物馆日记》的后记中，我引了刘义庆《世说
新语》“任诞篇”里的王子猷夜访戴安道的故事。真希望“读书”也能到达这个境界：“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考试？何必拿学位？何必非有著述不可？当然，如此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读书”，是一种理想境界，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什么叫“读书”，动词还是名词，广义还是狭义，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读书，还是“学得好不如长得好，长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读书？看来，谈论“读书”，还真得先下个定义。
“读书”是人生中的某一阶段。朋友见面打招呼：“你还在读书？”那意思是说，你还在学校里经受那没完没了的听课、复习、考试等煎熬。可如果终身教育的思路流行，那就可以坦然回答：活到老学到老，这么大年纪，还“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一点也不奇怪。
“读书”是社会上的某一职业。什么叫以读书为职业，就是说，不擅长使枪弄棒，也不是“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过去称读书郎、书生，现在则是教授、作家、研究员，还有许多以阅读、写作、思考、表达为生的。
“读书”是生活中的某一时刻。“都什么时候了，还手不释卷？”春节放假，你还沉湎书海，不出外游览，也不到歌厅舞厅玩乐。
“读书”是精神上的某一状态。在漫长的中外历史上，有许多文化人固执地认为，读不读书，不仅关涉举动，还影响精神。商务印书馆出版加拿大学者曼古埃尔所撰《阅读史》(2002)，开篇引的是法国作家福楼拜1857年的一句话：“阅读是为了活着。”这么说，不曾阅读或已经告别阅读的人，不就成了行尸走肉？这也太可怕了。还是中国人温和些，你不读书，最多也只是讥笑你俗气、懒惰、不上进。宋人黄庭坚《与子飞子均子予书》称：“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问题是，很多人自我感觉很好，照镜从不觉得面目可憎，这可就麻烦大了。
这四个定义都有道理，得看语境，也看趣味。以前说“学而优则仕”，现在变了，是“仕而优则学”——这后一个“学”，当然是装模作样的了，“‘官大学问大”嘛。中国特有的学历高消费，让人哭笑不得。如果有一天，连学校里看大门的，也都有了博士学位，那绝不是中国人的骄傲。眼看着很多年轻人盲目“考博”，我心里凉了半截，我当然晓得，都是找工作给逼的。这你就很容易明白，很多皓首穷经的博士生，一踏出校门，就再也不亲近书本了，还美其名曰“实践出真知”。
想到这些，我才格外欣赏那些不为文凭，凭自家兴趣读书的人。在北大教书，自然是看好自己的学生；可对那些来路不明的“旁听生”，我也不敢轻视，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教室里有位子，你尽管坐下来听。这种不太符合校规的通融，其实更适合孔夫子“有教无类”的设想。
拿学位必须读书，但读书不等于拿学位。这其中的距离，何止十万八千里。1917年，蔡元培到北大当校长，开学演讲时，专门谈这问题，希望学生们以学问为重，不要将大学看做文凭贩卖所(《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第二年开学，蔡先生再次强调：“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日后回想北大十年，蔡先生很得意，以为他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大学的想像(参见《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以及《自写年谱》)。现在看来，蔡先生还是过于乐观了，成为“贩卖知识之所”的大学，以及视大学为“养成资格之所”的学生，当今中国，比比皆是。
大致感觉是，今日中国，“博士”吃香，但“读书人”落寞。所谓“手不释卷”，变得很不合时宜了。至于你说读书能“脱俗”，人家不稀罕；不只不忌讳“俗气”，还以俗为雅，甚至“我是流氓我怕谁”。
现在流行一个说法，叫“经济学帝国主义”，说的是经济学家对自家学问过于自信，不只谈经济，还谈政治、文化、道德、审美等，似乎经济学理论能解决一切问题。于是，讲机会，讲效率，讲成本核算，成了最大的时尚。你说“读书”，好吧，先算算投入与产出之比，看是否值得。学生选择专业，除个人兴趣外，还有成本方面的考量，这我理解。我不谈这些，谈的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以及精神状态的“读书”。
作为一种物质形态的“书籍”，与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的“读书”之间，有某种微妙的关系，值得仔细钩稽。这里所谈论的“读书成本”，带有戏拟的成分，可博诸位一笑。
那是一则现代文学史上的公案。这么多劝学诗文，最有趣的，莫过于《礼拜六》的说法：“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健康，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也就是说，读书好，好在既便宜，又卫生。“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王钝根《礼拜六出版赘言》)《礼拜六》诸君越说越邪乎，甚至在报纸上登广告：“宁可不娶小老嬷，不可不看《礼拜六》。”这下子可激怒了新文学家，叶圣陶撰《侮辱人们的人》，称：“这实在一种侮辱，普遍的侮辱，他们侮辱自己，侮辱文学，更侮辱他人！”宁肯不娶小老婆云云，当然是噱头，不可取；可也说出实情：随着出版及印刷业的发展，书价下降，普通人可以买得起书刊，阅读成为并不昂贵的消费。起码比起大都市里其他更时髦的文化娱乐，是这样。我说的不是赌博、吸毒或游走青楼等不良行为，比起看电影，听歌剧，观赏芭蕾舞、交响乐来，读书还是最便宜的——尽管书价越来越贵。
现在好了，大学生在校园里，可以免费上网；网上又有那么多文学、史学、哲学名著，可以自由阅读乃至下载。好歹受过高等教育，工作之余，你干什么？总不能老逛街吧？听大歌剧、看芭蕾舞，很高雅，可太贵了，只能偶尔为之。于是，逛书店，进图书馆，网上阅读等，成了日常功课。可问题又来了，阅读需要时间。
十几年前，在香港访学，跟那里的教授聊天，说你们拿那么多钱，做出来的学问也不怎么样，实在让人不佩服。人家说，这你就外行了，正因为钱多，必须消费，没时间读书。想想也有道理。大家都说七七、七八级大学生读书很刻苦，他们之所以心无旁骛，一心向学，除了希望追回被耽误的时光，还有一点，那时的诱惑少。不像今天的孩子们，目迷五色，要抵抗，很难。我的经验是，穷人的孩子好读书，一半是天性，以及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一半则是无奈，因太时尚太高雅的娱乐玩不起。不过，没关系，这种选择的限制，有时因祸得福。作为生活方式的读书，对财力要求不太高，反而对心境和志趣要求更高些。
在学界享有盛名的《读书》杂志，创刊号上有一名文《读书无禁区》，直接针对那时的诸多清规戒律。人为地划定禁区，说这些书能读，那些书不能读，未必有效果。历朝历代，那么多令，全都行不通。越是朝廷查禁的书，读书人越感兴趣。不是说“雪夜闭门读”吗，那可是很高雅的。就说《金瓶梅》吧，经常被禁，可士大夫家置一编，不放在桌子上而已。
读书没禁区，可阅读有路径。也就是说，有人会读书，有人不会，或不太会读书。只说“开卷有益”，还不够。读书，读什么书，怎么读？有两个说法，值得推荐。一是淸末文人孙宝瑄的，他在《忘山庐日记》中说，书无新旧，无雅俗，就看你的眼光。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反过来，以旧眼读新书，新书皆旧。
林语堂说的更有趣：只读极上流的，以及极下流的书。中流的书不读，因为那些书没有自家面目，人云亦云。最上流的书必须读，这不用说，谁都会这么认为。可为什么要读极下流的书呢？极下流的书里，泥沙混杂，你可以沙里淘金——因为社会偏见，很多先知先觉者的著述，最初都曾被查禁。还有一点，读这种书的人少，你偶尔引述，可以炫耀自己的博学。很多写文章的人，都有这习惯，即避开大路，专寻小径，显得特有眼光。这策略，有好有坏。
金克木有篇文章，题目叫《书读完了》，收在《燕啄春泥》(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中，说的是历史学家陈寅恪曾对人言，少时见夏曾佑，夏感慨：“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他当时很惊讶，以为夏曾佑老糊涂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才觉得有道理：中国古书不过是那么几十种，是读得完的。这是教人家读原典，不要读那些二三手文献，要截断众流，从头说起。
其实，所谓的“经典”，并不是凝固不变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甚至不同性别，经典的定义在移动。谈“经典”，不见得非从三皇五帝说起不可。善读书的，不在选择孔孟老庄那些不言自明的经典，而在判定某些尚在路上、未被认可的潜在的经典。补充一句，我主张“读经典”，但不主张“读经”——后者有特定含义，只指向儒家的四书五经，未免太狭隘了。
谈到读书，不能不提及阅读时的姿态。你的书，是搁在厕所里，还是堆在书桌上，是放在膝盖还是拿在手中，是正襟危坐还是随便翻翻，阅读的姿态不同，效果也不一样。为什么？这涉及阅读时的心态，再往深里说，还关涉阅读的志趣与方法等。举个大家都熟悉的人物，看鲁迅是怎样读书的。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中说，自己有个“随便翻翻”的阅读习惯：“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叶内容”；不用心,不费力,拿这玩意来作消遣，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要翻，已经过时的书也要翻，翻来翻去，眼界自然开阔，不太容易受骗。
这“随便翻翻”的意思，接近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可必须记得，鲁迅说了，这不是读书的全部，是“当作消闲的读书”，“如果弄得不好,会受害也说不定的”。这就是鲁迅杂文的特点，怕你胶柱鼓瑟，说完了，自我调侃，甚至自我消解，让你培养独立意志与怀疑精神。确实如此，鲁迅还有另一种读书姿态。
就拿治小说史来说，鲁迅称：“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不是信》)。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三书，与《中国小说史略》相对照，不难发现鲁迅著述态度的严谨。比起同时代诸多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才子来，鲁迅的学术著述实在太少；许多研究计划之所以没能完成，与其认真得有点拘谨的治学态度有关。可几十年过去了，尘埃落定，不少当初轰动一时的“名著”烟消云散，而《中国小说史略》却依然屹立，可见认真也有认真的好处。
回到读书，该“随便翻翻”时，你尽可洒脱；可到了需要“扎死寨，打硬仗”的时候，你可千万马虎不得。所有谈论大学校园或读书生活的，都拣好玩的说，弄得不知底细的，以为读书很轻松，一点都不费力气。你要这么想，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挂在口头的轻松与压在纸背的沉重，二者合而观之，才是真正的读书生活。
在重视学历的现代社会，读书与职业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大学里，只讲修心养性固然不行，可都变成纯粹的职业训练，也未免太可惜了。理想的状态是，不只习得精湛的“专业技能”，更养成高远的“学术志向”与醇厚的“读书趣味”。
读书必须求解，但如何求解，有三种可能性：好读书，不求甚解——那是名士读书；好读书且求甚解——那是学者读书；不读书，好求甚解——这叫豪杰读书。后面这句，是对于晚清“豪杰译作”的戏拟。自由发挥，随意曲解，虽说别具一格，却不是“读书”的正路。
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必须跟下面一句连起来，才有意义：“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里关注的是心境。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如何解说？为自家功名读书，为父母期待读书，或者为祖国富强而读书，都有点令人担忧。为读书而读书——据叶圣陶称，郑振铎谈及书籍，有句口头禅“喜欢得弗得了”(《西谛书话序》)——那才叫真爱书，真爱读书。读书这一行为自身，也就有了意义，不必“黄金屋”或“颜如玉”来当药引。将读书作为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或者像龚自珍自嘲的那样“著书都为稻粱谋”，那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古之学者，读书有得，忍不住了，只好著述；今之学者，则是为著述而读书。今日中国，学术评价制度日渐刻板，学美国，“不出版，就死亡”。于是，大家见面，不问读了什么好书，只问出了什么新书，还有申请到什么课题。真不知道如果不报课题，还读不读书。我的感觉是，这种为著述而读书的习惯，很容易使阅读失去乐趣。
作为学者，你整天手不释卷，如果只是为了找资料写论文，也会走向另一极端，忘记了读书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教训。十几年前，为了撰写《千古文人侠客梦》，我猛读了很多好的、坏的武侠小说。读伤了，以致很长时间里，一见到武侠小说就头疼。真希望有一天，能完全卸下学者的盔甲，自由自在地读书。我写过两本闲书《阅读日本》和《大英博物馆日记》，那不是逞能，而是希望自己能恢复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以及阅读乐趣。
阅读这一行为，在我看来，本身就具备某种特殊的韵味，值得再三玩赏。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这种兼具手段与目的的阅读，并非随时随地都能获得。在《大英博物馆日记》的后记中，我引了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篇”里的王子猷夜访戴安道的故事。真希望“读书”也能到达这个境界：“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考试？何必拿学位？何必非有著述不可？当然，如此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读书”，是一种理想境界，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陶渊明所说的“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是很多读书人的共同体会；不仅“忘食”，还可能忘了生死。刚才提到的《阅读史》中，有一幅摄于1940年伦敦大轰炸期间的照片，很感人。坍塌的图书馆，靠墙的书架并没倒下，瓦砾堆中，三个男子还在怡然自得地阅读。这固然是对抗厄运，坚信未来，但也不妨解读为：“阅读”已经成为必要的日常生活，成为生命存在的标志。这本书中，穿插了大量关于书籍以及阅读的历史图像，很好看；遗憾的是，关于中国的，只有一幅16世纪的版刻，描述秦始皇焚书情景。
读书，读什么书？读经典还是读时尚，读硬的还是读软的，读雅的还是读俗的，专家各有说法。除此之外，还牵涉到不同的学科。我的建议是，读文学书。为什么？因为没用。没听说谁靠读诗发了大财，或者因为读小说当了大官。今人读书过于势利，事事讲求实用，这不好。经济、法律等专业书籍很重要，这不用说，世人都晓得。我想说的是，审美趣味的培养以及精神探索的意义，同样不能忽略。当然，对于志向远大者来说，文学太软弱了，无法拯世济民；可那也不对，你想想鲁迅存在的意义。
两年前，香港学者饶宗颐先生在北大演讲，提到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跟他说的两句话：中国文学世界第一；研究中国，从文学入手是最佳途径。公开发表时，这两句话都被删去了，大概是怕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以为是挟洋人以自重。可后面这句，其实很在理。从文学入手研究中国，照样可以广大，可以深邃。而且，我特别看重一点：从文学研究入手，容易做到体贴入微，有较好的想象力与表达能力。所有这些，都并非可有可无，不是装饰品，而是直接影响你的学问境界与生活趣味。你看外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他们的著作中对于文学经典的引述与发挥，你就明白，中国学者对于文学的阅读，普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浅。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确实应该发扬光大，因此，建国学院，修清史，编《儒藏》，我都没意见。我想提醒的是，今天谈“传统”，有两个不同的含义。晚清以降，中国人与西学对话、抗争、融合，并因此而形成的新文化，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新的传统。比如，谈文学，你只讲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不讲鲁迅，行吗？说到现代文学，因为是我的老本行，不免多说两句。不是招生广告，而是有感而发。尽管我也批评五四新文化人的某些举措，但反对将的疯狂归咎于五四的反传统。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以及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很多人开始头脑发热，大谈“民族自信心”，听不得任何批评的声音。回过头来，指责五四新文化人的反叛与抗争，嘲笑鲁迅的偏激与孤独。我理解这一思潮的变化，但也警惕可能的“沉渣泛起”。
说到读书的策略，我的意见很简单：第一，读读没有实际功用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第二，关注跟今人的生活血肉相连的现当代文学；第三，所有的阅读，都必须有自家的生活体验做底色，这样，才不至于读死书，读书死。
古今中外，“劝学文”汗牛充栋，你我都听了，效果如何？那么多人真心诚意地“取经”，但真管用的很少。这里推荐章太炎的思路，作为演讲的结语。章先生再三强调，平生学问，得之于师长的，远不及得之于社会阅历以及人生忧患的多。《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10年”条有言：“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而在1912年的《章太炎先生答问》中，又有这么两段：“学问只在自修，事事要先生讲，讲不了许多。”“曲园先生，吾师也，然非作八股，读书有不明白处，则问之。”合起来，就三句话：学问以自修为主；不明白处则问之；将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相勾连。借花献佛，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读书的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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