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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炎黄子孙心中，自古以来有一种图腾———龙，那是我们中国人的图腾，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企盼中国龙腾飞，企盼中华民族振兴是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时光如梭、岁月如歌，回眸新中国建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历史，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了从解决人民生活温饱问题到构建和谐社会的跨越，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大国，世界瞩目中国，中国龙腾飞了。 七十年代当我在山西雁门关外的一家贫脊、苍茫的国营农场读小学、初中的时候，课堂上老师经常描述着我们这样的国情———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中国领导着六亿神州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 八十年代，我就读于山西大学经济系，我想探究出自身如何摆脱贫困，国家如何走向富裕发展的路子。推开政治经济学的大门，从经济学的眼光看世界，我理解了每日三餐啃窝头，是由于国内粮食总产量很低，1976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只有305.5斤，而美国1976年人均粮食产量(只统计谷物、大豆两种)达2123.4斤，是我国人均产量的6.95倍。 中国从第二代领导人始，实施了令全世界瞩目的伟大改革，改革涉及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还有看不见的思想理论体系。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首次突破是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实践中，农村开始了以家庭承包土地改革，一条政策一下子解决了十亿人的温饱问题，这是一条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受益人数最多的举措。八十年代改革指向城市，工商企业开始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企业承包经营改革与打破职工固定工资实行超产奖励的根本不同点在于触及了企业经营体制，承包者可以因超额完成承包指标而获得巨大的收益，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孕育资本家创造了条件，同时极大地促进了工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新中国从物质奇缺的供应制到市场上产品玲琅满目，是缘于工业企业经营制度改革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神来之笔。但是，企业承包制，也有负作用，像短期行为，像包盈不包亏等，在此历史时期，我有幸作为经济学的大学生，也积极参与其研讨之中。1988年我撰写的论文《从经营机制看承包经营责任制的过渡性》在《北方经济》发表，1989年我在雁北日报发表了《看不见的手》指出政府应多运用看不见的手———价值规律来引导经济发展，同时要减少行政干预经济的手段。理论界、学术界在积极探寻推进社会主义经济高速持续发展的有效模式。 中国经济理论的第二次飞跃是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这一理论阐述得最清楚的莫过于1992年春天著名的南巡讲话了，他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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