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屠格涅夫诞辰200周年，托尔斯泰诞辰190周年，高尔基诞辰150周年。无论从名声还是年龄，这3位都是大师中的大师。他们的作品出现在无数严肃的书单里，和一脸惶恐的年轻读者的书桌上。
3月15日晚，在这个春风沉醉的晚上，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人民文学出版社带着3位作家的9本自传体小说，邀请读者来聊聊大师的成长与初恋。大概受这个主题感召，全场座无虚席。
从19世纪到20世纪，俄罗斯文学出现了帕斯捷尔纳克所言的“天才成群诞生”的壮观场景。在数十位世界级作家济济一堂的文学圣殿，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又占据着十分独特的地位。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文飞评价，屠格涅夫是第一个赢得欧洲声誉、乃至世界声誉的俄罗斯作家，“聋哑的俄国最终借助他发出了声音”；托尔斯泰是巅峰的巅峰，C位的C位；高尔基则是对中国人来说如雷贯耳的名字，苏联文学的掌门人。
大师的盖棺定论通常十分严肃，但如果把时间轴往回拉，大师也曾是年轻人，成长与爱情，都被他们写进了小说里。
屠格涅夫的6部长篇小说在中国读者中享有盛誉，其实同期创作的还有爱情系列小说——《阿霞》《初恋》《春潮》，而且都与屠格涅夫的亲身经历有直接关系。《阿霞》女主角的身世，和屠格涅夫的非婚生女儿几乎完全相同；《初恋》写的是他胆怯而热烈的初恋，他自己都承认“根据真事写成，不加一点修饰”；《春潮》开始部分的情节，和屠格涅夫在法兰克福一家糖果店邂逅店主女儿的经历毫无二致。
托尔斯泰被称为“俄罗斯的良心”，在我们印象中似乎永远在思考宏大的社会命题。而在《童年》《少年》《青年》中，他展现了另一面——一个依恋母亲、家庭老师、朋友的淘气孩子，一个对世界怀有无比美好情愫的懵懂少年，一个开始承受失败与挫折的贵族大学生。
相比前两位出身贵族，高尔基的幼年饱尝艰辛，这个笔名就意为“最大的痛苦”。《童年》写了底层儿童的酸甜苦辣，《在人间》是穷苦少年的奇幻漂流，《我的大学》是高尔基在作一个严肃的人生选择：做兽、做鬼、做神，还是做人。
这3个三部曲都是作家的自传体小说。从创作时间上看，屠格涅夫是在生命暮年，书写对青春的爱情记忆；托尔斯泰是在青年时期，对自己踏上社会之前的青少年时代，所作的生命记忆和自我个性的反思；高尔基的三部曲，则是他中年时期，对自己走入社会后的人生记忆和社会生活的记录思考。
时间不同，心境就不同。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建华说：“比起外在社会的翻天覆地和被历史洪流裹挟的思想与艺术思考，青春爱情书写愈益显示出其独有的风采和魅力。屠格涅夫在阅尽世事万象和情感繁芜之后，记录下日常生活中的爱情往事，无关乎社会、善恶，只关乎欲望、感情、美丑。”
屠格涅夫终生未娶，他在作品中从来就是神圣爱情，质疑婚姻的。然而，他笔下的爱情又是奇特而充满悖论的矛盾体，所有的爱情故事都带着磨难的苦味。幸好，爱情这件事，不仅存在于作家的书上。
屠格涅夫的自传体三部曲中，《阿霞》和《初恋》的译者萧珊是巴金的妻子。她与巴金因文学相爱，在巴金的建议下开始翻译屠格涅夫——因为巴金自己就是屠格涅夫的铁杆粉。巴金在1964年12月24日致萧珊信中写道：“刚才曹葆华来……用俄文对照读了你译的《初恋》，大大称赞你的译文。”《阿霞》出版后，萧珊用翻译稿费给女儿买了一架钢琴。
“文革”期间，萧珊与巴金一同受难，1972年因病不治。巴金把妻子的骨灰盒放在卧室，把她的译作放在骨灰盒旁。后来又写了《怀念萧珊》等文章纪念妻子，“在我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掺和在一起”。屠格涅夫终身未娶，但他的作品见证了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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