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这是封建社会一代明君唐太宗的至理名言，它把学史的重要性已经表达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到现在，我们仍然将它视为座佑铭，充分体现了理性之光的极强穿透力、感染力。那么身处现代的我们该如何学习历史尤其是党史呢？笔者认为，学史首先应当心存敬畏。
心存敬畏方能以史为镜。农村有句俗语说死者为大，不管生前是何样的人，有多大的怨仇，一旦死去，左邻右舍也都会前去瞌几个头，以表达对仙人的悲痛之情。这种通俗质朴的感情其实就是一种人的本能的反应。正如对待历史一样。所谓刀光剑影暗，鼓角铮鸣远，眼前当下是稍纵即逝，只有过去才是永恒，永永远远地存在着，对于我们和后人，这就是无价的瑰宝，无尽的宝藏，只是在没有眼光的人眼里，看不到它的价值。然而不管看到看不到，历史的价值永远客观地存在着，闪耀着，供有心人去挖掘，去赏析，去寻找，去顶礼摩拜。心存敬畏不只是一时的心情，而是对历史的严肃认真持久的一以贯之的科学的心境。以这种心境来对待历史，学习历史，有利于人们对历史进行理性的思辨的思考，有利于看到历史的真实面目，有利于认识历史本原，有利于还原历史，有利于我们深刻地学习、借鉴、探索、思考，以实现以史为镜。
心存敬畏是我们最好的学史心态。他老人家对《二十四史》的痴迷世人皆知。据张贻玖回忆说；“对于这部《二十四史》，从五十年代开始，到七十年代生命历程结束时，无论在京还是外出，无论健康或生病，他都用了相当多的时间，锲而不舍地攻读不辍，几乎全都通读了一遍，重点史册、篇章还二遍、三遍、四遍地读。”又据芦狄所说读二十四史，有些扉页已经磨损，从《史记》到《明史》，繁圈密点，划线加批，比比皆是，颜色有红有蓝，有铅有墨，新迹旧痕，判然可别。可见二十年中，这部史书被阅读的情况。从他圈点批注的情况看，不仅认真细致地通读了这部历史巨著,而且在每一部书的封面上都清楚地标写出卷、册的数目和分类，对一些他喜欢的传记，他都一一注明其所在的册数和卷数。以《辽史》为例，他在这部书的封面上列出了“本纪三十、志三十二、表八、列传四十五，总计一百一十五卷”这样的总目，然后在下面写了一段话：“《辽史》总例一百一十五卷而本纪、志、表、列传，分数总和为一百一十四卷，错在志十七上，又有十七下，和其他条体例不合，按其它各项条例，则应为十七、十八，应加改正。类推，则志当为三十二卷。”可见他每读一史前，就要对全书结构有一个总体了解，他能考察出《辽史》的实有卷数和总列卷数不符，这不是一般读史的人所能注意到的，足见其读史之认真。没有敬畏之心是做不出这样的举动的。
心存敬畏就是坚持辩证唯物史观。只有心存敬畏我们才能以严谨务实科学审慎的态度对待历史，研究历史，把握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及其矛盾运动作了科学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可以说这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全面深刻而准确的概括，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正是由于心存敬畏，对历史进行全面科学准确把握，辩证唯物史观才得以诞生，并对我们产生着并将继续产生强大的指导作用。
只有心存敬畏才能确保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同史学领域右的或“左”的思想倾向做斗争。所谓右的思想倾向，就是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唯物主义已经“过时”，或者干脆主张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亦即主张用非唯物主义思想指导我们历史研究。所谓“左”的思想倾向，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割裂开来，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以他们的个别论述取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使之成为束缚历史研究的僵死的教条。无论左的还是右的，都是对待历史不负责任的表现，都是非科学的态度和方法，都是我们在学习历史中应该坚持予以抨击、抛弃和打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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