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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全部周恩来，字翔宇，号飞飞。祖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出生于江苏淮安。 1910年春天，12岁的周恩来随堂伯父周贻谦到奉天银州（今辽宁铁岭），入银岗书院读了半年书。秋天，伯父周贻赓接他到沈阳人东关模范学校学习。这时，少年周恩来在老师的教育和《革命军》、《猛回头》等书刊影响下，已树立读书救国的大志。
1913年 8月中旬，周恩来考人天津南开学校。当时的南开，是一所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比较有名的学校，创办人严范孙，是晚清翰林，一位主张教育救国的开明人士。校长张伯苓，是一位非常爱国的很有名的教育家。在他们的主持下，学校不仅严格要求学生具有爱国意识，学好文化科学知识，锻炼好身体，而且提倡并支持学生开展多种多样的课外活动，组织各种社团，进行社会调查，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实际工作能力。
周恩来人学初期，国文、英文成绩欠佳，经过奋发努力，很快赶上，各科成绩均优。尤其是在南开教育的培育下，他“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初步爱国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在课外，他非常关心时事，经常阅读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报刊、书籍，如《民权报》、《民立报》、《大公报》和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的著作，以及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他还积极参与敬业乐群会、校风报社、新剧团、演讲会等学生社团的活动，担任各种负责工作。
在检察厅拘留期间，周恩来等团结难友学习政治、文化，开展文娱体育活动，周恩来在5月28日至6月7日期间，还连续 5次向难友系统地宣讲马克思主义。
在全体难友的坚强团结和共同斗争下，反动当局为挽回面子， 在经过形式上的审理之后，终于被迫于7月17日释放全体代表，天津各界立即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庆祝斗争的胜利。
2010-04-08展开全部一次理发师为周总理刮脸时，总理咳嗽了一声，刀子不小心把他的脸刮破了。理发师十分紧张，不知所措。周总理和蔼地说：“不用着急，这不能怪你，我咳嗽前没有向你打招呼，你怎么知道我要动呢？”这桩小事，使我们从周总理身上看到了一种美德——宽容。
1971年，基辛格博士为恢复中美外交关系秘密访华。在一次正式谈判尚未开始之前，基辛格突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个要求：“尊敬的总理阁下，贵国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成果震惊世界，那具女尸确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宝啊！本人受我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种地球上没有的物质来换取一些女尸周围的木炭，不知贵国愿意否？”
周恩来总理听后，随口问道：“国务卿阁下，不知贵国政府将用什么来交换？”基辛格说：“月土，就是我国宇宙飞船从月球上带回的泥土，这应算是地球上没有的东西吧！”
周总理哈哈一笑：“我道是什么，原来是我们祖宗脚下的东西。”基辛格一惊，疑惑地问道：“怎么？你们早有人上了月球，什么时候？为什么不公布？”
周恩来总理笑了笑，用手指着茶几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认真地对基辛格说：“我们怎么没公布？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就有一位嫦娥飞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宫住下了，不信，我们还要派人去看她呢！怎么，这些我国妇孺皆知的事情，你这个中国通还不知道？”周恩来总理机智而又幽默的回答，让博学多识的基辛格博士笑了
50年代，有一次，周恩来和一位美国记者谈话时，记者看到总理办公室里有一支派克钢笔，便带着几分讽刺，得意地发问：“总理阁下，也迷信我国的钢笔吗？”周恩来听了风趣地说：“这是一位朝鲜朋友送给我的。这位朋友对我说：“这是美军在板门店投降签字仪式上用过的，你留下作个纪念吧！”我觉得这支钢笔的来历很有意义，就留下了贵国的这支钢笔。”美国记者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
1960年5月，、周恩来一行视察长沙，工作之余，到江边散步。遥望橘子洲头，百舸争流，万帆竞发，逸兴遄飞，口占一上联：“橘子洲，洲旁舟，舟行洲不行”，此联动静相对，意境悠远，三个断句，两处“顶针”，“洲”和“舟”又是谐音，应对难度极大。对身边的周恩来说：“恩来，我一时江郎才尽，请你来个锦上添花如何？”周恩来才思敏捷，熟谙地理，了解长沙竟于百步之内得佳句：“天心阁，阁中鸽，鸽飞阁不飞。”天心阁系长沙市内一景，与橘子洲相对。即工整又流畅，整个对联浑然一体，两位伟人相对而笑。
一次，周恩来接见的美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总理阁下，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做马路？”他听后没有急于用刺人的话反驳，而是妙趣横生地说：“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之路，简称马路。”这个美国记者仍不死心，继续出难题：“总理阁下，在我们美国，人们都是仰着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低头走路，这又怎么解释呢?”周总理笑着说：“这不奇怪，问题很简单嘛，你们美国人走的是下坡路，当然要仰着头走路了，而我们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当然是低着头走了。”记者又问：“中国现在有四亿人，需要修多少厕所？”这纯属无稽之谈，可是，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又不便回绝，周总理轻轻一笑回答到：“两个！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
50年代初，有一次周总理在中南海勤政殿设宴招待外宾。客人们对中国菜的花样之繁多，风味之独特，味道之鲜美都赞不绝口。这时，上来一道汤菜，汤里的冬笋、蘑菇、红菜、荸荠等都雕刻成各种图案，色、香、味俱佳。然而，冬笋片是按照民族图案刻的，在汤里一翻身恰巧变成了法西斯的标志。贵客见此，不禁大惊失色，忙向周总理请教。对于这个问题，周总理也感到十分突然，但他随即泰然自若地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的一种图案，念‘万’，象征‘福寿绵长’的意思，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话音未落，宾主哈哈大笑，气氛更加热烈，这道汤也被客人们喝得精光。
周总理在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一直以德高望重，幽默风趣著称，不管在何种场合，遇到什么样的对手，周总理都能唇枪舌箭，以超人的智慧，应酬自如，对手甭想占到便宜。有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批评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狡猾的赫鲁晓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刺激，他说：“你批评的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言外之意是指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总理只是停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出其不意地将赫鲁晓夫射出的毒箭掉转方向，朝赫本人射去。据说，此言一出，立即在各国家传为美谈。
有一次，周总理从日内瓦开会回来顺道访问莫斯科。在为他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他用英语向苏联人祝酒。这时米高扬(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抱怨道：“周，你为什么不说俄语?你的俄语很好嘛!”这句话显然是很不友好的。周总理的方法是先不予理睬，他仍用英语回答说：“米高扬，该是你学习汉语的时候了。”以促米高扬说出不学汉语的原因。米高扬果然上钩，抱怨说：“汉语太难学了。”此话一出，周总理马上轻快地说：“没关系，下回到我们使馆来，我们将非常高兴地教你。”一下子将米高扬置于一种学生的地位
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同政府谈判。在我方义正词严面前，对方不但不接受，反而说同我方谈判是“对牛弹琴”！周恩来总理当即灵机一动，利用对方抛来的词语，将计就计，巧妙地回敬了对方：“对！牛弹琴！”在这里，周恩来总理把对方抛来的”对牛弹琴”这个成语巧妙地进行了结构上的调整，变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的“对！牛弹琴！”，从而既摆脱了困难，又迫使对方陷入无地自容的窘境。
1960年4月下旬，周恩来总理与印度谈判中印边界问题，印方提出一个挑衅性问题：“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吗？”周恩来总理说：“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远的不说，至少在元代，它已经是中国的领土。”
周恩来总理说：“中国的元代离现在已有700来年的历史，如果700来年都被认为是时间短的话，那么，美国到现在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不是美国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呢？这显然是荒谬的。”
在周恩来的反驳中，用了两个对比性材料来否定对方的观点。700年与100年相比较，你要否认700年而承认100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其结果是承认100年就得承认700年这个事实。对比在这里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一次记者招待会，周恩来总理介绍我国建设成就。一个西方记者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这涉及到国家机密，不可能直言相告。总理眉头一皱，很快答道：“有18元8角8分。”在场的人全都愕然。总理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面额为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共十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中国人民银行有全国人民作后盾，信用卓著，实力雄厚，人民币是世界上最有信誉的一种货币。”话音刚落，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总理有意回避问题的实质，以“总面额”替代“总金额”，于是堵了外国记者的口，又不损害招待会和谐的气氛。运用曲解，使语言犀利而风趣，充分表现出他过人的应变能力和高超的语言艺术。
一次，周恩来总理去某地视察工作，飞机着陆后，他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表示感谢。这时机械师正蹲在地上工作，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握手后就站在机械师身后耐心地等他，并示意别人不要惊动他。机械师工作结束后转过身来，才发现总理站在身后，不禁大吃一惊，忙说：“对不起，总理，我不知道您在等我。”
“没有，没有”，机械师赶忙说。周总理这种尊重别人，讲礼貌的好品质、好作风深深地感动了机械师和在场的所有人。
某次，一个美记者采访周恩来时，看见桌上放着一支美国派克钢笔。他以一种讥讽的口气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中国为什么还要用美国的钢笔呢？
周恩来淡淡一笑，答道：谈起这支派克钢笔话就长了。这是一个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他是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想，无功不受禄，就推辞。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收下了贵国的这支派克钢笔。
在一次招待会上，尼克松一次问周恩来总理：“总理阁下，中国好，为什么提出往苏联跑？”周恩来回答：“这不奇怪。大自然好，苍蝇还是要往厕所跑嘛！”一位西方女记者对着话筒匆匆问道：“周恩来先生，可不可以问您一个私人问题？”“可以的。”周恩来微笑着回答。“您已经60多岁了，为什么依然神采奕奕，记忆非凡，显得这样年轻、英俊？”场内顿时响起了友善的笑声和议论声。这正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问题。周恩来温和地笑了笑，待场内安静下来，才声音宏亮地坦然回答：“因为我是按照东方人的生活习惯生活，所以我至今都很健康！”翻译流利地译出周恩来的话，整个大厅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喝彩声，各国记者无不为周恩来的巧妙回答所折服。
1973年，基辛格造访中国，与其会晤，突然基辛格问道，听 说主席阁下正在学英语呢。听后立即风趣地说，是啊，只会几个单词，比 如“papertiger”（纸老虎）之类的。当时，引得众人开怀笑。其实早在延安 时期，就曾用“papertiger”这个词来形容反动派，后来还用这个词指帝国主义。
一次有位外国人问周总理：“你们中国人走路总是低着头啊，你看我们走起路来挺胸抬头的，多有气势啊。”
那是在一九五○年，有个小服务员比较顽皮，周恩来外出开会时，他便在总理办公室闹腾起来，把茶几上的玻璃板也给打碎了。值班人员发现后严厉批评了他，并打算把他调离工作岗位。周恩来回来后知道了，为那个小服务员打圆场说：“小孩子嘛，不懂事，何必计较”。还有一次，周恩来乘车回西花厅，正巧一位年轻服务员骑自行车从树荫下急驶而来，在拐弯处险些与他的车相撞。服务员急了，双手捏死了闸，结果连人带车翻倒在地。周恩来见状急忙下车，上前把摔倒的服务员扶起来，关切地问他摔伤了没有？左看右看没有问题，才回到车内。直到几天以后，他还记挂着这件事，向人询问这位服务员的情况。
一九五一年春，周恩来因病要到大连去休养。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了让周恩来行动方便，真正能得到休息，就建议他暂时把胡子留起来，好让人们认不出他。他听罢，哈哈大笑，说：“我是总理，是人民的勤务员，怎么能把我和群众隔开呢？！”来到大连后，周恩来利用这次机会到旅大各医院慰问志愿军伤病员，到附近参观，深入群众，搞调查研究。养病期间，大连、旅顺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有些人不能够理解，周恩来夫妇无儿无女，何至生活得这样清苦？留下钱做什么？一九五二年，周恩来在上海接见童年时代的同窗好友、表姐龚志如的时候，曾和她作过一次长时间的谈话。龚志如曾提到：“可惜你们没有儿女。”周恩来马上回答说：“谁说没有？我们有十个！”说着，伸出五个指头，翻了一翻，并用目光征求的支持。含笑点了点头。周恩来接着说：“十个！全是烈士的后代！全部由我们抚养和负担。”其实，就人们所知道的，由周恩来夫妇抚养大的烈士子女，又何止十个呢？！他们夫妇从来都把这些烈士遗孤看成是自己家庭的成员。
一九五四年的一天下午五点多，周恩来对秘书说：“群众反映现在北京市公共汽车拥挤得厉害，上下班要在路上浪费一、两个小时，今天咱们去乘公共汽车，了解一下情况，你们不要告诉保卫部门。”在北京图书馆汽车站，周恩来等群众都上去了，才最后上了车。果然车上很挤，没有空座，他往里走了几步，手握住吊环，站在了中间。人们在拥挤中顾不上东张西望，汽车行驶了两、三分钟后，站在他对面的一个乘客才大声叫起来：“哎呀！这不是总理吗？”“总理？”“总理？！”车厢里立即活跃起来。人们纷纷让座，周恩来坚决不坐。他挥动双臂一个劲地劝大家坐。一个乘客握住他的手问：“总理，你那么忙，怎么还来坐公共汽车？”周恩来笑着回答说：“我也来体验一下你们的生活嘛。”接着，就和乘客们攀谈起来，问他们的姓名，都是哪个单位的？住在什么地方？每天上下班需要多少时间？下了公共汽车，又上了无轨电车，在北京城转了大半圈。回来后，周恩来立即将有关领导同志找来，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和制定如何解决公共汽车拥挤问题的具体措施。他还指示：国务院各部门和有关单位，如有条件的话，都要用大车接送职工上下班。
一九五五年七月的一天深夜，周恩来还在紧张地工作着，突然下起了大雨。不一会儿，来到警卫战士站岗的地方，手捧雨衣亲切地对战士说：“总理让我给你送雨衣来了，快穿上吧！”接着，又说：“总理让我转告你，打雷下雨，不要在树底下站岗，那样有危险。”警卫战士接过雨衣，望着周恩来窗前的灯光，望着雨中离去的背影，热泪滚滚而下。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间，广西省一些地区发生严重自然灾害，一些干部对救灾未采取有力措施，饿死五百多人。周恩来听了这一事件的报告后，心情极为沉痛，他说：“我们的国家制度所以优越，就是因为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我们的人民政府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必须与人民息息相关。不关心人民疾苦或者关心不够，那是绝对不允许的。听到这种事是使我们气愤的，不管它是局部、一省、一县，就是一件事，都应引起注意，都必须严肃处理。”
一九五六年四月，周恩来观察了鞍钢几个大厂后，特意到鞍钢模范家属王秀兰家访问。傍晚时分，周恩来一进门，见王秀兰的爱人老杨夜班后还在睡觉，立即压低声音并回头示意后面的同志不要高声说话。王秀兰认出是周恩来，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赶紧要叫醒老杨，周恩来轻声制止了她。周恩来坐在炕沿上，喝着白开水，和这个工人家属象一家人一样亲切交谈着。他发现这个街道很偏僻，就问离商店有多远、针头线脑上哪儿买，吃水方便不方便；王秀兰说都方便，周恩来才放心。这时外面不少小孩扒窗看，周恩来就问王秀兰有小孩没有，王回答没有，周恩来说：“你知道，我也没有小孩，外面这些都是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好好培养革命后代。”并说：“你们街道干部做千家万户的工作，很辛苦，我要向你们学习。”他们亲切地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一年后，省委负责同志到京开会，周恩来还问：“听说鞍钢王秀兰有病，请替我问候她有啥困难没有？”
一九五六年五月的一个晴朗的星期天，周恩来来到了石景山钢铁厂工人宿舍，当时仅是山坡上的四排平房。周恩来首先来到动力厂一个钳工家里，小两口高兴地把周恩来迎进屋里。周恩来坐在床边，和他们叙家常。当他听说这个小伙子正在业余学校学习，就拿过课本，问他学到哪一课？“正学詹天佑这一课。”小伙子回答。“喔，这是我们中国伟大的工程师。”周恩来笑着说。又查看了小伙子的作业，夸他学得不错，鼓励他要努力学习。接着，周恩来又访问了一个业余教员的家。当他要到一个老工人家访问时，听说这个老工人上夜班，正在睡觉，他连忙摆手，并轻声说：“不打扰，不打扰，让他好好休息。”“周总理来到了铸造村！”消息很快飞遍了小小的工人村，人们放下手中的活计，飞跑出来，看望周恩来。他们多么希望他多呆一会儿。
可是，太阳偏西，他就要离开了。工人们依依不舍地送行，周恩来俯下身子，把靠他最近的一个孩子举起来，慈祥地笑着。
一九五六年七月，周恩来冒着酷暑，风尘仆仆来到上海进行调查研究。当他深入到一家钢铁厂的转炉车间观察生产情况时，看到炉前工人操作时汗流满面，炽热难当，就非常关切地询问车间负责人：“车间的温度有多高？”回答：“有四十多度。”周恩来马上提出疑问说：“我在夏天到过热带地区，那里的温度就是四十几度，但远没有你们这里这么炽热。”他随即指示：要关心工人的疾苦，改善工人的生产条件，做好夏季防暑降温工作。周恩来回到北京不久，国务院就向全国发出了《工业企业必须认真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的紧急通知，并督促各地迅速做好这项工作。各地工厂企业的防暑降温工作，很快得到改善和加强。
周恩来总理少年读书的时候，老师在课堂上问学生：“你们为什么而读书?”同学们回答得五花八门，周总理回答的却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他少年之时就有这样的志向，所以他的成就相当不凡。
我们要让孩子有高远志向。我问过很多家长：“你希望你的孩子以后能经营出什么样的人生？”父母一般会回答说：“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要求，只要他健康快乐就好了。”孩子从小你引导他不立志向，那他能有快乐人生吗？不行。所以我们说「取乎其善，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取法不了，了无所得。」你给孩子“你不用发展，你能吃饱就好。”的引导，那他怎么可能会有大的追求，大的成就。孩子的价值观直接受父母价值观念的影响，这个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
“玉不琢不成器”。中国文章里面很善用比喻。比喻对孩子的教育有很重要的作用。孩子的思维是形象思维，他还不能够进行抽象思维。尽量具体形象地让孩子去感觉，他就容易理解，并且牢牢记住。把学习比喻为逆水行舟，孩子能够感觉到——在水里划船，你不努力往前划，船就会往后走。还可以用斜坡骑自行车的比喻：你不蹬车，车子就会从斜坡上掉下去。璞玉再好，没有经过雕琢也还是一块石头。人假如不学习就没有办法了解圣贤人的这些大道理。而且人不仅仅要接受教育，还要接受磨炼才能有大成就。但现在的孩子怕吃苦，不能承受挫折和压力，这是小时候磨炼太少。
有二块颇具灵性的大石头，被挑选到一个新建的佛寺中雕刻释迦牟尼像。雕刻师发现第一块石头的材质比较好，决定先雕这块石头。雕刻过程中，这块石头一直感觉很痛，就对雕刻师说：“我撑不下去了，你别雕了！”雕刻师回答它：“你撑过二个星期就好了，那时候你就会成为万人膜拜的佛像，你只要再坚持一下你就有好的成就。”这块石头忍受着疼痛过了两天，它发脾气：“我不干了！”这块石头不配合，雕刻师就没有办法雕琢，只好把它先放在一旁。
雕刻师把目光转向第二块石头，他问石头：“我现在要雕刻你，会很痛，你能不能忍受？”第二块石头说：“我绝对可以忍受，你就尽你的能力去雕刻好了。”雕刻师得到这样的允诺，就放心大胆地工作起来。果然，在整个雕刻过程中，第二块石头都没有发出一声抱怨，它被雕刻师雕刻成了一座完美的释迦牟尼的佛像。佛像开光以后，来寺院里膜拜的人太多了，踏得寺院里尘土飞扬。寺院里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就把第一块没有完工被废弃的石头打碎铺在地上。那块因为怕痛而拒绝被雕刻的石头，就这样变成万人践踏的铺地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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