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自1992年携《文化苦旅》横空出世以来，一路高歌猛进，几乎一枝独秀，风骚文坛内外。自1998年出版《山居笔记》、特别是1999年出版《霜冷长河》以来，余秋雨更是像模特一样频频招摇于五光十色的媒体之中，发表种种关于自己的书关于文化的谈话，不想却招来一派失望和嘘声，而原本拥趸他的一些读者也因对《霜冷长河》的失望而纷纷撤出余秋雨的文化广场。但这似乎并不妨碍余秋雨的名声和市场张力达到人生沸点牛市新高，与此同时余秋雨学术的空心化文化的泡沫化也一路攀升。“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古老命题似乎已经逼近余秋雨，人们不禁要问：余秋雨的红旗到底还能扛多久？
《文化苦旅》虽横空出世一炮打红，却并非大师文本。但余秋雨以“大师”自居并拒绝一切批评，从而导致他与真正的大师失之交臂，令人叹惜。
《文化苦旅》之前，余秋雨完成了《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艺术创造工程》等4部学术著作，这几部著作在20世纪80年代的学界有相当大的影响，当然也使余秋雨成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1987年“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等等。这是学者时代的余秋雨。在余秋雨看来，这些成就足以为自己的学者时代划上一个句号，而转入作家时代。
《文化苦旅》1988年起在《收获》上连载，引起文坛瞩目，但也仅仅停留在文坛内部。1992年《文化苦旅》先后在大陆和台湾出版，引起文坛内外重大反响，形成《文化苦旅》热，一时好评如潮，甚至被散文界的一些人士称之为“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大师级散文作家”。余秋雨理所当然地成为海内外传媒的热门人物，并开始周游世界，到处访问讲学和演讲。余秋雨似乎也自认为自己已成为今天五千年中国文化的代言人、当代中国文化大师。这一点在《文化苦旅》的序言中显而易见，因为余秋雨在序言中自比苏东坡，充满了文化大师的自信，似乎他的《文化苦旅》就是苏东坡“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大师文本。
诚然，《文化苦旅》的成功，是余秋雨个人选择的成功。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是耐人寻味的。
首先，是余秋雨自己“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使得文章精美漂亮文化迷人。
第二，余秋雨与山水风物历史精灵对话的所谓文化散文文体，为当代中国散文提供了一种新的散文模式，并以集团规模出击，不但填补了文化散文的一种空白，而且产生轰动效应。
第三，《文化苦旅》问世之时，正值中国痞子文学痞子文化及小品文盛行的时代，文坛和读者渴望充满文化关怀和深刻人文情怀的新人新作来平衡精神生态，余秋雨似乎如约到来。这是历史的机遇，王朔时代的机遇。
第四，语言性感，文化叙事小说化传奇化。余秋雨是个语言天才，声情并茂的语言是余秋雨散文迷人的景致，也是其制胜的法宝。
第五，书名智慧。“文化苦旅”虽然只有4个字，但它却十分天才地概括出了文化和文人的肖像。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天下无双的广告词，对读者和市场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再加上余秋雨不断自我炒作，因而它的畅销和商业成功之势不可阻挡。
《文化苦旅》的成就显而易见，但特定时代的热情并不能持久掩盖它的缺陷。随着岁月的演进，读者精神的沉静，它的公式化概念化自作多情矫揉造作，材料堆砌古文今译，思想情感难以融会贯通等等，都显示出这部散文作品的种种不足。余秋雨散文的最大问题如才子气太足聪明气太多，思想家的气度境界相对不足，传统文化中虚妄的伤感太多，现代意义上文化反思和批判严重缺失等，都决定了余秋雨只是一个一流的才子文人，而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家。“文化大师”对余秋雨来说实在是远未企及的梦想。但余秋雨拒绝了所有的批评，这影响了他对经验教训的吸纳和总结，更影响了他的思想胸襟，导致他以后的散文越写越差，以至到了《霜冷长河》，就已经不可救药了。
《山居笔记》完成于香港豪华别墅，文化苦旅变成“文化甜旅”。《文化苦旅》的成功使余秋雨丧失了为文为人的基本控制，从而显现了余秋雨文化散文的末路。
《文化苦旅》是余秋雨到全国各地参加各种会议之后辛劳的结晶，但这里面包含了作者的良苦文化用心和真诚的文学热忱。它是一种生命的奔赴，一种文化的视察，说它是“苦旅”应不为过。但《山居笔记》就不同了，它在《文化苦旅》的巨大成功和欢欣中命笔，完成于香港沙田的山坡。此山坡不是彼山坡，它是香港豪华别墅。文化的“苦旅”变成了文化的“甜旅”“美居”，大陆的人文山水，变成了东方明珠别墅美居里的历史人物对话。“苦旅”与“美居”，时代不同了，文学少了，文化多了；篇数少了，短篇变成了长篇；文学精思少了，理性色彩多了；平静心态少了，个人恩怨多了，而自我反省则彻底放逐。
《山居笔记》从《一个王朝的背影》开始，在这篇长文中，余秋雨穿行于历史人物文化传统国家政治民族之间，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悲剧感传递给时代，并产生了一种悲凉的呼应，体现了一种思想家的姿态。但随后的篇章却没有把这种精神气度和文化思考坚持下去。相反由于自我大师的感觉过于凸现和个人恩怨参与写作，使得《山居笔记》没有向更高的境界攀登。《苏东坡突围》一文中，余秋雨已十分明显地自比苏东坡，意味今天的自己像当年的苏东坡一样处于小人的包围中。“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一部中国文化史，文化大师捆押成被告，小人成为法官原告。这里余秋雨完全是大师式的议论大师式的历史判定。围攻余秋雨的小人是何人？余秋雨告诉我们，是揭发余秋雨“文革”历史的中老年作家剧作家，是批评余秋雨文化散文揭他硬伤的中青年批评家们，余秋雨认为前者是嫉妒他名利双收风流倜傥，后者是无事生非搞文化破坏借名人出名。《山居笔记》一书后面的“依稀心境”对批评他的批评家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可以说是《历史的暗角》在现实中的具体化，余秋雨对批评的否定丑化更加地赤裸，更加地傲慢无礼，它们既不是散文，也不是理论批评，简直就是“文革式的辱骂和诽谤”。
余秋雨一次次地在自己的所谓文化散文中，以大师自居；在一种古老的得意和阴阳怪气中把对手和中国批评界那点为数不多的批评活力丑化并斥之为小人兴风作浪。为《山居笔记》作商业广告的长序《可怜的正本》更是这种东西的集大成者。余秋雨那种千方百计挖空心思吹嘘自己赞美自己的手法和勇气令人叹为观止。然而在我看来，真正的大师应该是一种从容，一种自然，一种顶天立地的矗立。他们以自己天才的创造，无畏的智慧和伟岸的人格照亮人类，深刻地影响世界。他与空洞的宣言和自吹自擂无关。
《文化苦旅》的成功，使余秋雨在文坛内外过于天马行空踌躇满志，使其丧失为文为人的基本控制，这显现了余秋雨文化散文的末路，余秋雨自己深感文化散文难以为继，不得不在台湾版的后记中宣告“终结”。
《山居笔记》的这种写作令很多人吃惊，也使文坛内外大规模改变了对余秋雨的良好印象，但这是真正的余秋雨。
《霜冷长河》简直是既非文学也非文化的大杂烩，文化气场审美气场几乎完全衰竭，余秋雨却仍然要不遗余力市侩味十足地塞给读者。这让人想起走上不归路的气功大师柯云路，难道“文化大师”也要像柯大师那样奋不顾身往前走。
虽然余秋雨在《山居笔记》之后，受到强烈的批评和质疑，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依旧成为一个大众文化明星，借助《文化苦旅》的轰动效应，他仍然能频频曝光于各种媒体、左右逢源地出入于各种公众场合。余秋雨的市场效应及名人经济似乎注定是要持续下去。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聪明的他又推出了《霜冷长河》。
《霜冷长河》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余秋雨。如果说《文化苦旅》《山居笔记》还有些像文化散文的文本，而且学术的影子依稀可见，那么《霜冷长河》可说是既非文学又非文化的大杂烩，学术更是无影无踪，完全是一个世俗功利的人在谈世俗功利的人生。书里众多文章充满了大师气导师气和浓重的个人恩怨人身攻击，很多时候余秋雨自己站出来向别人示范，大骂对手走投无路后对他名利双收的嫉妒，大骂对手是小人骗子。第一辑，《老师》一文，借老师和自己学生之口，证明自己是当代“大名人”，并抨击所谓冒充他的揭发他历史问题的师长。《长者》则除了为自己“文革”的历史辩护外就是极力用王元化夫妇的美誉为自己脸上贴金，几乎要让读者晕倒。第二辑，论友情论谣言论名誉论嫉妒等等，事实上又是《苏东坡突围》和《历史暗角》的思想延伸。第三辑，讲的是侦探心理分析故事，当然也是一种特殊的人生。对于陷入写作困境的余秋雨来说，用这种老故事来做一个心理文化分析，当然是很轻松的写作、很容易凑字数。当然，他没有忘记辱骂一下揭他硬伤指他犯常识性错误的批评者。《文化敏感带》通过贬损否定知识记忆系统来讽刺挖苦打击别人对他散文中知识性错误的批评，甚至自以为高明地借用刘心武“江湖夜雨十年灯”丑闻为自己辩护。第四辑《灯下漫笔》以自己为人生典范，教导青年一代如何生存发展，其中讲到他们的作家朋友如何如何的造谣嫉妒，如何如何的小人，他自己如何如何的高风亮节。这本书的后记《秋千架》则是一篇地地道道的老婆颂，余秋雨对马兰美貌美德的吹捧，让读者肉麻和羞愧，目的显然是为自己和马兰的《秋千架》做广告、发展未来夫妻店的名人经济，余秋雨真是个做广告的天才！
读余秋雨《霜冷长河》，你会发现其写作更加坚硬更加模式化。文章看不出增删看不出润饰，更看不出心血的沉吟；行文失却了情感顿挫岁月跌宕，文字沦落了文采风华沉思韵致，所谓的风流蕴藉书卷弥漫则更是随着余秋雨的告别书斋而烟消云散。他太忙了，匆匆太匆匆。他要上电视他要接受记者采访他要演讲他要到各处去当顾问，写作简直成了马背上的事业，文化气场审美气场几乎完全衰竭，写作不可避免地沦落“风尘”。但余秋雨暂时还不能放弃写作，毕竟出书对他来说是最大的名利双收最发达的名人经济，岂能放弃？即使余秋雨“奉献”给读者的只能是“注水书”！
中外大师谈人生总是在饱读诗书历尽人世沧桑脱离功名之后、生命圆满心灵沉静大彻大悟之时，谈论生命意义人生真谛，让人茅塞顿开情感震颤灵魂升华。余秋雨所谓的谈人生却总是以自己为中心，个人恩怨乖戾怒气充分介入其中，真的是“秋风秋雨愁煞人”。《霜冷长河》让人失望让人遗憾让人恶心，让人感到余秋雨的确变成只要利而不顾名了。
著名评论家李庆西在《中华读书报》发表评论说：“余秋雨的作品一部比一部差。因为《文化苦旅》文章比较整齐编辑质量较高，而《霜冷长河》连这都谈不上，只是泛泛谈人生感受。这本书被列排行榜第一名是中国出版界的悲哀，说明我们确实缺少好书。”《霜冷长河》说到底是一种完全商业的写作完全商业的炒作是最典型的名人经济，这本书之后余秋雨还能卖什么呢？
《霜冷长河》或许是余秋雨为文为人的最后挣扎，是余秋雨江郎才尽的证明。当然，已经成为超级大众明星的余秋雨已经不在乎此道了。
需要指出的是，余秋雨“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多家报刊为《霜冷长河》做超级广告??《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这个“告全国人民书”把自我崇拜和对批评家的妖魔化发展到极致，他宣称自己是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原动力、批评他的批评家和媒体全是盗版集团雇佣的文化杀手，俨然一副“文化教父”的姿态。
学者出身的余秋雨如此浮躁如此“堕落”，令人伤心，他实在不应该走到这一步。“余秋雨在成为‘文化大师’之前是一个戏剧理论家，是一位很好的作家”(《文学报》1999年1月14日)，曾经热情赞美过余秋雨散文并多次为被批评的余秋雨辩护的剧作家魏明伦的哀叹让人感慨，这让人想起走上不归路的“气功大师”柯云路。难道“文化大师”余秋雨也要像柯大师那样奋不顾身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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