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一的女儿，被老师要求阅读鲁迅先生“朝花夕拾”中的一篇文章《范爱农》，说来女儿是排斥的，读了好几遍，不太喜欢。是呀，现在的孩子对于那段历史不甚了解，关于里面的词语和句子也都感觉怪怪的，读着犹如嚼蜡般难受，就一遍遍问我，这篇文章什么意思？都说些什么，反正应付过去就行，老师也不会深究。
古有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万事从小做起，读书就像吃饭，不能总挑食，不然还如何博览群书。
美国有个“福特公司”，福特是一个人，他大学毕业后，去一家汽车公司应聘。和他同应聘的三四个人都比他学历高，当前面几个人面试之后，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既来之，则安之。他敲门走进了董事长办公室，一进办公室，他发现门口地上有一张纸，弯腰捡了起来，发现是一张废纸，便顺手把它扔进了废纸篓里。然后才走到董事长的办公桌前，说：“我是来应聘的福特。”董事长说：“很好，很好！福特先生，你已被我们录用了。”福特惊讶地说：“董事长，我觉得前几位都比我好，你怎么把我录用了？”董事长说：“福特先生，前面三位的确学历比你高，且仪表堂堂，但是他们眼睛只能“看见”大事，而看不见小事。你的眼睛能看见小事，我认为能看见小事的人，将来自然会看到大事，一个只能“看见”大事的人，他会忽略很多小事。他是不会成功的。所以，我才录用你。”
俗话说：“一滴水能反映出太阳的光辉。”一张废纸也能折射出一个人的道德情操和敬业精神，也能折射一个人、一个民族的爱国情怀、民族精神，还能折射一个企业、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程度。
大道至简，悟者天成。无论佛家还是道家，许多深奥的哲理，都蕴藏在浅显的日常生活的琐碎小事中。
就像这篇“范爱农”，老师逼迫着阅读，可见学生的不自觉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办公室的氛围十分安静，于是，我静静的看了几遍此文，要不然，我真的回答不上来女儿的问题，失去了父母是孩子第一位老师的身份，既然是第一位老师，就应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去影响孩子。
习惯的养成，绝非一日之功，只要开始，什么时候都不晚。阅读的乐趣，在于懂，在于用心交流，在于用心陪伴。
记得上初中的时候，读鲁迅的作品，晦涩难懂，不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资料，即使强压着背会，考了 一个高分，过后也忘得一干二净。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关注鲁迅，了解鲁迅的生平，加上自己的阅历，才慢慢的好像知晓了一些关于文章中的故事。
在东京的客店里，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学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专爱打听社会上琐事的就看《二六新闻》。一天早晨，辟头就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大概是：——
大家一怔之后，便容光焕发地互相告语，并且研究这刺客是谁，汉字是怎样三个字。但只要是绍兴人，又不专看教科书的，却早已明白了。这是徐锡麟，他留学回国之后，在做安徽候补道，办着巡警事物，正合于刺杀巡抚的地位。
大家接着就预测他将被极刑，家族将被连累。不久，秋瑾姑娘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徐锡麟是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人心很愤怒。有几个人便密秘地开一个会，筹集川资；这时用得着日本浪人了，撕乌贼鱼下酒，慷慨一通之后，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荪的家属去。
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吊烈士，骂满洲；此后便有人主张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会众即刻分成两派：一派要发电，一派不要发。我是主张发电的，但当我说出之后，即有一种钝滞的声音跟着起来：——
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象在渺视。他蹲在席子上，我发言大抵就反对；我早觉得奇怪，注意着他的了，到这时才打听别人：说这话的是谁呢，有那么冷？认识的人告诉我说：他叫范爱农，是徐伯荪的学生。
我非常愤怒了，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于是便坚执地主张要发电，同他争起来。结果是主张发电的居多数，他屈服了。其次要推出人来拟电稿。
我觉得他的话又在针对我，无理倒也并非无理的。但我便主张这一篇悲壮的文章必须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因为他比别人关系更密切，心里更悲愤，做出来就一定更动人。于是又争起来。结果是他不做，我也不做，不知谁承认做去了；其次是大家走散，只留下一个拟稿的和一两个干事，等候做好之后去拍发。
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
然而这意见后来似乎逐渐淡薄，到底忘却了，我们从此也没有再见面。直到革命的前一年，我在故乡做教员，大概是春末时候罢，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见了一个人，互相熟视了不过两三秒钟，我们便同时说：——
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他眼睛还是那样，然而奇怪，只这几年，头上却有了白发了，但也许本来就有，我先前没有留心到。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谈起自己的经历来，他说他后来没有了学费，不能再留学，便回来了。回到故乡之后，又受着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可容。现在是躲在乡下，教着几个小学生糊口。但因为有时觉得很气闷，所以也趁了航船进城来。
他又告诉我现在爱喝酒，于是我们便喝酒。从此他每一进城，必定来访我，非常相熟了。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连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一天我忽而记起在东京开同乡会时的旧事，便问他：——
“怎么不知道。我们到横滨，来接的不就是子英和你么？你看不起我们，摇摇头，你自己还记得么？”
我略略一想，记得的，虽然是七八年前的事。那时是子英来约我的，说到横滨去接新来留学的同乡。汽船一到，看见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将行李放到税关上去候查检，关吏在衣箱中翻来翻去，忽然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来，便放下公事，拿着子细地看。我很不满，心里想，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呢。自己不注意，那时也许就摇了摇头。检验完毕，在客店小坐之后，即须上火车。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坐位来了，甲要乙坐在这位子，乙要丙去坐，做揖未终，火车已开，车身一摇，即刻跌倒了三四个。我那时也很不满，暗地里想：连火车上的坐位，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自己不注意，也许又摇了摇头。然而那群雍容揖让的人物中就有范爱农，却直到这一天才想到。岂但他呢，说起来也惭愧，这一群里，还有后来在安徽战死的陈伯平烈士，被害的马宗汉烈士；被囚在黑狱里，到革命后才见天日而身上永带着匪刑的伤痕的也还有一两人。而我都茫无所知，摇着头将他们一并运上东京了。徐伯荪虽然和他们同船来，却不在这车上，因为他在神户就和他的夫人坐车走了陆路了。
我想我那时摇头大约有两回，他们看见的不知道是那一回。让坐时喧闹，检查时幽静，一定是在税关上的那一回了，试问爱农，果然是的。
到冬初，我们的景况更拮据了，然而还喝酒，讲笑话。忽然是武昌起义，接着是绍兴光复。第二天爱农就上城来，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我被摆在师范学校校长的饭碗旁边，王都督给了我校款二百元。爱农做监学，还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
“情形还是不行，王金发他们。”一个去年听过我的讲义的少年来访我，慷慨地说，“我们要办一种报来监督他们。不过发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还有一个是子英先生，一个是德清先生。为社会，我们知道你决不推却的。”
我答应他了。两天后便看见出报的传单，发起人诚然是三个。五天后便见报，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
这样地骂了十多天，就有一种消息传到我的家里来，说都督因为你们诈取了他的钱，还骂他，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你们了。
别人倒还不打紧，第一个着急的是我的母亲，叮嘱我不要再出去。但我还是照常走，并且说明，王金发是不来打死我们的，他虽然绿林大学出身，而杀人却不很轻易。况且我拿的是校款，这一点他还能明白的，不过说说罢了。
果然没有来杀。写信去要经费，又取了二百元。但仿佛有些怒意，同时传令道：再来要，没有了！
不过爱农得到了一种新消息，却使我很为难。原来所谓“诈取”者，并非指学校经费而言，是指另有送给报馆的一笔款。报纸上骂了几天之后，王金发便叫人送去了五百元。于是乎我们的少年们便开起会议来，第一个问题是：收不收？决议曰：收。第二个问题是：收了之后骂不骂？决议曰：骂。理由是：收钱之后，他是股东；股东不好，自然要骂。
我即刻到报馆去问这事的真假。都是真的。略说了几句不该收他钱的话，一个名为会计的便不高兴了，质问我道：——
我就不再说下去了，这一点世故是早已知道的，倘我再说出连累我们的话来，他就会面斥我太爱惜不值钱的生命，不肯为社会牺牲，或者明天在报上就可以看见我怎样怕死发抖的记载。
然而事情很凑巧，季弗写信来催我往南京了。爱农也很赞成，但颇凄凉，说：——“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罢……。”
我懂得他无声的话，决计往南京。先到都督府去辞职，自然照准，派来了一个拖鼻涕的接收员，我交出账目和余款一角又两铜元，不是校长了。后任是孔教会会长傅力臣。
报馆案是我到南京后两三个星期了结的，被一群兵们捣毁。子英在乡下，没有事；德清适值在城里，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刀。他大怒了。自然，这是很有些痛的，怪他不得。他大怒之后，脱下衣服，照了一张照片，以显示一寸来宽的刀伤，并且做一篇文章叙述情形，向各处分送，宣传军政府的横暴。我想，这种照片现在是大约未必还有人收藏着了，尺寸太小，刀伤缩小到几乎等于无，如果不加说明，看见的人一定以为是带些疯气的风流人物的裸体照片，倘遇见孙传芳大帅，还怕要被禁止的。
我从南京移到北京的时候，爱农的学监也被孔教会会长的校长设法去掉了。他又成了革命前的爱农。我想为他在北京寻一点小事做，这是他非常希望的，然而没有机会。他后来便到一个熟人的家里去寄食，也时时给我信，景况愈困穷，言辞也愈凄苦。终于又非走出这熟人的家不可，便在各处飘浮。不久，忽然从同乡那里得到一个消息，说他已经掉在水里，淹死了。
夜间独坐在会馆里，十分悲凉，又疑心这消息并不确，但无端又觉得这是极其可靠的，虽然并无证据。一点法子都没有，只做了四首诗，后来曾在一种日报上发表，现在是将要忘记完了。只记得一首里的六句，起首四句是：“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中间忘掉两句，末了是“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
后来我回故乡去，才知道一些较为详细的事。爱农先是什么事也没得做，因为大家讨厌他。他很困难，但还喝酒，是朋友请他的。他已经很少和人们来往，常见的只剩下几个后来认识的较为年青的人了，然而他们似乎也不愿意多听他的牢骚，以为不如讲笑话有趣。
一天，几个新的朋友约他坐船去看戏，回来已过夜半，又是大风雨，他醉着，却偏要到船舷上去小解。大家劝阻他，也不听，自己说是不会掉下去的。但他掉下去了，虽然能浮水，却从此不起来。
他死后一无所有，遗下一个幼女和他的夫人。有几个人想集一点钱作他女孩将来的学费的基金，因为一经提议，即有族人来争这笔款的保管权，——其实还没有这笔款，大家觉得无聊，便无形消散了。
文中变色的字体，划线的句子，都是我要和女儿讨论的内容，里面包含了作者的心里活动，作者的情绪，历史事件，作者对待事物的看法等等。每个人同时读一个故事，看法总是不一样的，所以阅读的乐趣在于与女儿年龄层级和认知的交流上。
鲁迅先生在《范爱农》中追叙作者在日留学时和回国后与范爱农接触的几个生活片段，描述了范爱农在革命前不满黑暗社会、追求革命，辛亥革命后又备受打击迫害的遭遇，表现了对旧民主革命的失望和对这位正直倔强的爱国者的同情和悼念。
范爱农（1883—1912），名肇基，字斯年，号爱农。清末革命团体光复会成员。浙江绍兴皇甫庄人。他诞生于一个破落的幕僚家庭，三岁丧父，5岁失母，与妹妹靠祖母抚养成人。范爱农在浙江绍兴府学堂求学期间，在徐锡麟的教诲下，范爱农思想进步，学习勤奋，成绩优良，是绍兴府学堂的高材生，也是徐副办的得意门生之一。1912年，落水遇难。鲁迅先生在《朝花夕拾》一书中专门写了一篇《范爱农》表达对他的同情。
1905年冬，范爱农随徐锡麟夫妇赴日留学。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应陈子英之邀前往横滨迎接，就在这时开始与范爱农相识，官吏检查范爱农等人的行李时翻出给师母带的绣花的弓鞋，鲁迅看到后嗤之以鼻，摇了摇头，被范爱农看到了，范爱农从此对鲁迅不满。范爱农等人在火车上互相让座，鲁迅又看不过去，摇了摇头。
1907年日本留学生们接到安徽巡抚恩铭被刺杀、范爱农的老师徐锡麟被杀的消息，举办同乡会时他反对鲁迅等人主张发电回国的想法，专门跟鲁迅作对，并从此一直与鲁迅作对。
后来范爱农由于没钱上学，受到轻蔑，排斥，迫害，只得在乡下教几个小学生糊口。革命的前一年再次遇到鲁迅，两人熟识了，范爱农解释了为何当年与鲁迅作对，鲁迅表示歉意，两人冰释前嫌成为好友。
绍兴光复后范爱农十分高兴，来找鲁迅去绍兴，鲁迅当了师范学校的校长，范爱农当监学，工作认真勤奋。报馆案风波后鲁迅去了南京，范爱农失去了工作，失业后陷于穷困之中。一次跟朋友去看戏，坐船回来，在大风雨中不幸落水致命。范爱农的一生正代表着那时正直的知识分子的际遇和境况。
赏析：精彩的外貌描写,寥寥几笔,却勾勒出了范爱农的形象,整个人跃然纸上,极其生动形象.
2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
赏析：有些孩子气的话语,道出了自己最开始对范爱农极差的印象,但也为后文对范爱农的悼念起了反衬的作用.
赏析：他乡遇故人,不知道两人是怎样的心情,“嘲笑和悲哀”,简练的文字,却意味深长.
赏析：很平实的话语,不知道为什么读起来却觉得彻骨的悲凉.范爱农死了,没什么人待见他,倒是“我”,还想着他是不容易淹死的.
5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赏析：这句话描写了“光复绍兴”后,衙门里人的着装,非常华贵,开始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以为只是简简单单的描写,可是一句“天气还并不冷”就让我陷入了沉思：鲁迅先生在这里又补充说一句,到底有何深意?我想是为了讽刺那些人吧,在未光复绍兴时,畏畏缩缩,根本不敢站出来说话,连钱店掌柜都是军械司长,现在光复了,就知道穿大袍了,这句话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作者对死难者的同情与身肩的责任感.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