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的“杭州模式”

　　“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唤醒沉睡的数字，促进民生服务数字化转型，形成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社会数字治理系统解决方案，这是杭州送给数字经济时代的一份礼物。”

　　推开齐同军位于杭州西湖区云栖小镇的办公室大门，所有的来访者都会大吃一惊。

　　作为杭州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数据资源处的处长，齐同军的工作是专门与数据打交道，但他的办公桌却“一贫如洗”——没有记者想象中的N块屏幕，没有数字飞转的多种设备，面前只有一台笔记本电脑。

　　“不用怀疑，我真的在这里办公。”齐同军显然已经习惯了这种诧异，“我所有需要的数据都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上，可以随时随地办公。我想用这样的方式争分夺秒，用数据资源让公共治理人员的工作再高效一点，老百姓的生活再便捷一点，多省下的时间可以去陪家人，可以去晒太阳，可以去追求理想生活……”

　　三年前的2016年4月，就是在齐同军办公室所在的云栖小镇，突然进驻了100多名来自不同领域的人员，杭州市可能在进行某个大项目的传闻不胫而走。

　　猜测仅仅维持了半年。10月，在同一地点举行的云栖大会上，杭州正式向全球宣布，启动杭州城市数据大脑建设。城市数据大脑技术总架构师、阿里巴巴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坚在会上的那句“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红绿灯与交通摄像头的距离”迅速刷屏。

　　王坚的这句话还有下半句：“它们都在一根杆子上，但是从来没有通过数据被连上”。但一年以后，当他再次在云栖大会发布城市大脑1.0时，已经可以自豪地宣布“数据被连上”的阶段性胜利：试点中河-上塘高架22公里道路，出行时间平均节省4.6分钟，约为10%；在萧山，104个路口信号灯实现无人调控，车辆通过速度提升15%，平均节省时间3分钟，通过信号灯智能调控，120、119等特种车通行速度更是最高提升超过50%。

　　正当外界为这一系列数据激动不已时，更多人关注起另一个问题：“城市大脑”的首创为何是在杭州？在这么短的时间，它为什么已经在数个领域取得阶段性胜利？

　　这个正式组建于2017年6月的部门，主要职责之一是推动数据资源在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领域的应用，组织实施城市数据大脑等重大项目的建设。

　　其实，全国有许多地区都成立了与大数据相关的管理部门，比如浙江省内的温州、宁波，其他省份的青岛、长春、广州，等等。但作为政府组成部门的正局级单位，却仅有杭州市数据资源管理局和贵阳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委员会。

　　“从2000年起，杭州就提出了‘构筑数字杭州，建设天堂硅谷’；2014年又在全国率先提出发展信息经济智慧应用，将信息经济列为全市‘一号工程’。”提到数据资源管理局的独特地位，齐同军回顾起了杭州数字经济的发展历程。

　　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通过了《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首次将数字经济列为G20创新增长草图中的重要议题，标志着以数字经济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已经成为各国共识，杭州成为中国首提“数字经济”的城市。

　　“有了这样的背景，再加上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数据的采集、获取成本越来越低，其开发和利用变得可能，成立数据资源管理局在杭州就显得水道渠成了。而且，城市大脑的研发和实践也需要一个协调各方的机构来统筹。”齐同军对《环球》杂志记者说。

　　这个局以数据资源管理命名，则体现了设置这一部门的顶层设计理念。“现在的城市以土地为资源来发展，但未来的城市是以数据为资源的。城市的发展空间是有限的，网络发展的空间是无限的。数据是死的，但是把它当作资源，它就能活起来。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关键的数据资源，新的业态绝不可能从这个城市发起，未来就缺少了发展的可能，”齐同军说，“而管理，就是引导和带动，我们会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和文件，让全社会都体会到数据资源带来的生产力，让全社会都来重视数据资源。”

　　数据资源管理局最先要做的工作，就是理顺数据归集协调机制，整合信息资源，构建政务数据共享体系。这个在别的城市也许并不太容易做到的事，在杭州却以极快的速度实现了。“我们早就打破了思想壁垒，对数据做到无条件归集，有条件使用。”齐同军说。

　　数据的归集与共享马上体现在民生问题的管理上。“最多跑一次”改革在2017年底就已经交出了不俗的成绩单：公民凭个人身份证“一证通办”事项达494项，率先实现不动产产权证“60分钟当场领证”，85%的新设企业可按“一件事”标准在网上办理商事登记……

　　2018年7月，杭州市委十二届四次全会明确提出聚集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并宣布了打造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的行动计划，对今后五年数字经济的发展进行了总体谋划和部署。

　　这为城市大脑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带来了更大的期待。数据的归集与共享使大脑有了“中枢系统”，而行动计划为大脑的前进指明了方向。就在行动计划出台的2个月后，城市大脑的“百日攻坚”正式打响。2018年12月29日，“杭州城市大脑（综合版）”发布，从交通领域扩展到城管、医疗、旅游等六大领域，发展速度令人咋舌。

　　“我们短期内的目标是希望将城市大脑扩大到10个领域，每个领域至少有两个场景的运用，新拓展的领域包括市场监管、亚运、住房保障、安全等。”齐同军说。

　　在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信息经济推进处处长黄左彦看来，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杭州经济增长和产业转型的核心引擎，带动了城市服务、社会治理、百姓民生、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全面升级。

　　《环球》杂志记者在杭州城管局采访杭州数字城管信息处置中心信息管理处处长何江时，他多次被电话和同事的工作汇报打断，“平台、接入、支付宝、小程序、端口”是他在这些对话中不断冒出来的词语——很难想象，这是曾让小贩们胆寒的“城管来了”中所提到的城管工作人员。

　　“我们现在着力推进的智慧城管，就是要改变城管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让他们知道，这个城市的运行离不开城管，我们的服务随处可见，同时也让老百姓参与到城管的工作中来，让他们和我们一起治理这座城市。”何江说。

　　在何江办公室楼下的城管受理平台，占据一整面大墙的屏幕滚动播出遍布在这个城市400多个采集员实时报告的各种城市管理问题，从交通护栏老化、井盖破损到汽车违停等等，不一而足。在记者采访的当天下午四点多，报案数已高达8037例，而屏幕前面工作的受理人员将这些报案根据其内容和规模，立案了7721起，并将它们交给有关部门处理，再根据处理情况进行结案。

　　受理平台的旁边，是协同平台，由供电公司、电信运营商以及城区政府各部门抽调的人员组成。“有许多城管的问题是需要各方协同处理的，以前各部门间互相推诿，现在有了这个平台，几个部门的人面对面，可以共同来处理，效率提高了，问题也更容易解决。”何江说。

　　不过，这两个已经为很多城市“照搬”的平台，现在已不是何江关注的重点，让他备感压力的是“城管如何嵌入城市大脑”这一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考验。

　　这个已经在城管领域工作十几年的年轻干部，目睹了城管人员老化、机构改革等给城管工作带来的压力，“城市越扩越大，城市管理的内容更多也更细致，但人员却没有增加，甚至还在减少，唯一的出路就是向技术、向数据要生产力了。”

　　何江指出，杭州目前已经从数字城管升级到智慧城管，主要在三个方面努力。第一个就是用技术代替人工，“我们在井盖、桥梁等公共设施上安装传感器，不仅能实现24小时无休监控，更能提供人工看不到的信息，比如桥梁的承载能力、微小变形情况等，处理问题更及时，也能及时防止危险情况的发生。”

　　第二个努力的方面是拓展管理的内涵，将管理转化为对市民的服务，最直观的就是推出“贴心城管APP”，不仅在上面发布城管的工作内容，使市民更了解城管，而且市民们可以将自己发现的城管问题，比如违停、井盖缺失等，通过APP上报，还能实时看到上报问题的处理，实实在在地参与到城市管理中来。

　　政策研究分析平台则是第三个要努力的方面，它是大数据大展拳脚的领域，也是城市数据大脑在城管领域落到实处的最好体现。“我们想用大数据思维来解决城市管理中的规律性问题，提高政策制订的科学性和前瞻性。”何江说。

　　停车成为政策研究分析平台运用的第一个场景。何江笑着说，在红绿灯与交通摄像头的距离解决了之后，现在要解决的是车与停车场之间的距离，做到智慧停车。“我们在贴心城管APP里有一个‘先离场后缴费’的应用，可以让我们驶离停车场后自动收费，不需要再像以前还要扫码交费再抬杆，这样可以节省时间，用户体验也会更好”。

　　不过，先离场后缴费只是智慧停车中的极小一部分。“你们来采访的时候，我们停车系统接入覆盖的泊位数据刚好达到50万个，我们把不断变化的泊位数据通过APP、小程序等方式提供给市民，让他们不仅知道自己与停车场的距离，也知道停车场的停车状况，不用再无谓地排队。”何江说。

　　但智慧停车可以做得更多。何江解释说，停车数据迭加上导航软件提供的交通数据和用户的OD（出发点到目的地）数据，以及交警的卡口数据等，就可以算出某个区域的停车需求。“我们建立了一个模型，将杭州分成12000多个区域，计算出每个区域的停车难度指数，并描绘出热力图。以前我们的政策制订是根据经验的，现在有了科学的数据支撑，就可以根据实时变化的热力值来制订更准确的限行政策，以及规划停车位的设置。比如停车难度指数特别高的地区，就可以布设更多的停车位，而不是哪里有空地就规划在哪里，而且布设多少停车位也可以根据数据算出来。”

　　研究分析平台还可以根据数据判断出某些频繁出现停车难的地点，比如医院附近。“杭州是浙江省医疗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因此这里的医院面对的是全省甚至周边省份的病人，而病人因为身体原因，非常有可能是乘车前来。目前医院车位有限，违停情况就非常多，进一步造成了拥堵。我们通过数据分析，证实城市许多停车盲点就是在医院附近，正在探索方法来解决问题，比如是不是像酒店那样设立上下客区，以及将周边小区空闲停车点推荐给开车来医院的人等等。停车难的问题难以彻底解决，但我们希望可以做到最大程度的缓解。”何江说。

　　停车只是“城市大脑”在10个目前拓展的领域中的一个场景。“杭州在制订行动计划时，强化顶层设计，以城市大脑建设统筹各行业各领域数字化建设应用计划，将城市大脑打造成为深度链接和支撑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协同联动发展的城市数字化治理综合基础设施。”黄左彦对《环球》杂志记者说。

　　“数字第一城是数字系统治理之城。我们的城市每天都在产生巨量的数字，它们是城市活动的轨迹，也是城市治理的密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唤醒沉睡的数字，促进民生服务数字化转型，形成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社会数字治理系统解决方案，这是杭州送给数字经济时代的一份礼物。”黄左彦充满信心地说。

　　从2014年以来年均增长22%，对全市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50%以上，线个季度保持两位数增长，2018年突破万亿达到1.08万亿……

　　这是黄左彦向记者展示的杭州数字经济发展的成绩单。他特别提到，随着杭州市打造数字经济第一城的努力，数字技术变革和数字产业变革高度契合，这一领域的原有优势企业已经“再上一层楼”，比如海康威视、大华等6家企业上榜了2018年全国电子百强，阿里云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全球第三。

　　其实，“城市大脑”的建设可以被视为杭州政企合作的“杭州模式”，即政府提供场景、匹配相关专业力量，由阿里云领衔的各领域领军企业共同参与研发，形成的成果用以支持企业向外拓展，实现外溢效应。在《环球》杂志记者采访的过程中，许多采访对象认为，这是数据城市大脑飞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杭州数字经济取得不俗成绩的典范模式。

　　据黄左彦提供的数据，在数字安防产业，杭州企业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50%，全球超过30%。在这一领域，不得不提的一家企业，就是大华股份。

　　这家从做视频设备起家的企业，如今将自己定义为以视频为核心的智慧物联解决方案提供商和运营服务商。在位于杭州的大华股份大楼里，整整两层的展示空间用各种“黑科技”全面展示了大华在交通、消防、物流、制造、家居等几十个领域提供的智慧服务方案。

　　在这些展示中，智慧消防的运用让记者印象深刻。比如，古建筑中使用智慧消防，在前期可以通过传感器监控电线老化等各种有可能导致火灾的隐患点，在意外发生火灾时可以通过热感应等先进的视频技术及时发现火点，以最快的方式通知值班安保人员以及周边最近的安保人员，甚至在安保人员出现怠工情况时可以越级直接通知上级主管人员。更具科技感的是，在救火过程中，还会出现可以代替救援人员冲进火场的机器人。

　　“救火机器人不仅仅是代替人冲进火场喷水或泡沫那么简单，”大华的子公司浙江华消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国权告诉记者，“它还可以检测到事故现场环境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气体浓度，并经过计算，超标时可以发出报警；通过可见光、热成像双目云台摄像机侦察现场环境并实时传回第一手的视频数据，为指挥部部署灭火救援力量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张国权透露，2019年11月杭州市将成立中国第一支机器人消防大队。“以前的消防机器人还需要配备服务人员，而且十分沉重笨拙，因为材质的原因根本不能深入火场，故障频发。现在结合最新的技术以及大数据，就完全不同了。它可以独立作业，深入一线，甚至可以算出消防人员需要带多少条水带到场救火，不会再出现现场水带不够需要再次返回消防站的情况。”

　　智慧消防不仅可以用于公共服务，还可以民用。大华的无线烟感设备在感知家里出现异常情况时，自动鸣警笛，同时向主人手机端推送警报信息，主人通过手机可以查看家里的情况，如果是误报或已经有人处理，可以通过手机关掉警报，如果真的有发生火灾的可能，可以直接向小区保安报警，“将一切扼杀在萌芽状态”。

　　“火灾比车祸、疾病更可怕，它会无情地夺走一个家庭的一切。使悲剧尽可能地不发生，是我们企业一直致力在做的事业。”张国权严肃地说。不过，提到智慧消防解决方案的应用，他马上兴奋起来：“大华智慧消防业务已经应用于文物古建、高校、金融、医疗、司法、监狱等各个领域，在重点单位、连锁企业、区县的消防平台，都有大华的身影！”

　　张国权一年有250多天在路上，奔跑全国乃至全球将大华HOC智慧消防解决方案落地应用，而他背后的百余名研发人员，仍在努力研发新技术、新产品及应用方案，并将重点聚焦在“安消”融合领域。

　　2019年4月，大华与另外19家杭州数字产业企业一起，在杭州市政府牵头下组团参加了香港国际资讯科技博览会。这是杭州首次整体向境外推介“城市大脑”，在旅游、医疗、停车和交通比较成熟的领域做了现场实时交互式演示。用杭州市发改委城市国际化推进委员会副主任钮健的话来说，杭州的确是“C位出镜”，成为多国及地区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打卡胜地”。

　　在四天的展会期间，杭州代表团安排了4场参展企业与8个西亚、东盟国家及其城市的项目合作对接会。其中，沙特两天之内就与代表团接触了四次，并飞到杭州考察云栖小镇，还在机场向杭州代表团继续询问相关细节。“沙特想在2020G20利雅德峰会期间实现智慧警务和智慧交通，对这方面很感兴趣。”钮健说。

　　在钮健看来，这次杭州“城市大脑”推介的最大特点，就是政府牵头企业，用“城市大脑”这一无形的概念带上实体的数字产品，而这些参展企业的背后，还有无数为它们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中小企业，“大企业通过自身力量可以进行海外布局，但对于整个城市的数字产业发展仍是碎片化的，因此，有必要通过各种方法，引领更大的产业集群出海，大手拉小手，做到数字产业‘集团出海’，这可以成为新形势下政企和谐共振的杭州模式。”钮健说。

　　阿里云交通行业首席架构师张琪伟向《环球》杂志记者透露，“城市大脑”在吉隆坡第一阶段的建设已经完成，200多个道路路口将接入“城市大脑”，通过红绿灯动态调节、交通事故检测、应急车辆优先通行，缓解吉隆坡拥堵的交通情况。实地测试显示，通过“城市大脑”的调节，吉隆坡救护车和消防车通行时间节省了48.9%。

　　目前，吉隆坡的“城市大脑”是杭州城市大脑的第一个海外版本，但未来，根据每个国家或城市所需的服务内容、治理模式以及法律基础，“城市大脑”将会继续延伸出多个海外版本。“不管具体实践如何变化，它的理念以及精髓是不会变化的，都是利用数字来治理，这是杭州可以向世界有所贡献的一种现代城市治理体系。”钮健说。

　　同时，杭州及其企业开始出台与“城市大脑”、智慧安防等相关的行业标准，并希望这些标准能上升为国家乃至国际标准。

　　不过，钮健坦言，虽然杭州在云计算、大数据、数字经济的商业模式探索上表现不俗，产业集群也颇具实力，但在数字产品的硬制造等领域仍存在短版，“所以我们在输出的同时，也欢迎整个世界，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到杭州打造数字经济第一城的建设中来。数字合作，是杭州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可以走的创新之路”。

　　为此，杭州及其企业在城市数据大脑的整个建设过程中一直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张琪伟说，2017年11月“城市大脑”入选了国家人工智能开放平台，也是唯一入选的城市治理开放创新平台。“这意味着阿里会拿出自己最擅长干的事，比如大数据和云计算，使相关领域的专家可以根据这些数据进行科学研究，并得出科学成果。而我们在平台的应用市场会将这些成果与企业对接，使它们实现商业转化，企业可以得益，而科研也因为这些收益得到了更好的支撑，做到产学研一体。”

　　王坚曾在提到“城市大脑”时畅想，因为有了“城市大脑”，一个城市在未来可能只需要今天1/10的土地、1/10的水资源，甚至1/10的电力，就可以支撑美好的生活。

　　“杭州在1000多年前的南宋时期，就达到了当时人类在城市文化文明和经济社会建设的最高成就，成为东方文化的重要交流城市。今天，杭州既要继承城市文明的辉煌成就，更要发挥现有优势去引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相信杭州可以为亚洲、为全球提出一个可持续发展、高效节约的城市治理‘中国样本’。”钮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