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的最后三年时光

　　高尔基这只曾经热情呼唤过1905年革命风暴的“海燕”，竟在十月革命前后连续发表了80余篇文字，表达了自己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为什么这位被称为...

　　高尔基这只曾经热情呼唤过1905年革命风暴的“海燕”，竟在十月革命前后连续发表了80余篇文字，表达了自己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为什么这位被称为“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的作家，却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与斯大林等人无法相处，备感孤独?

　　1933年5月9日，高尔基乘坐的“让-若列斯”号苏联贸易轮船汽笛长鸣，驶离意大利那不勒斯港，取道伊斯坦布尔，于5月17日抵达敖德萨。从那里，高尔基再改乘火车，途经基辅，5月19日回莫斯科。

　　离开之前，高尔基已经住了10年的“伊尔-索里托”别墅中的全部家具物品，都原封不动地留在那里。临行前两天，他还和往常一样写信把自己返回的最后日期告诉了罗曼罗兰。这些情况似乎表明，高尔基本来是打算回来过冬的，或者在离开时，他还没有最后决定是否返回。当然他更无法想到，生命所给予他的，只剩下最后三年时光了，而且这是根本无法平静的三年。

　　回国后的高尔基对待所谓“反对派”的态度，也远不是斯大林所希望的。1935年初，《真理报》发表了扎斯拉夫斯基的一篇批判高尔基的文章，使得盛怒之下的高尔基要求办理重去意大利的护照，但是遭到拒绝。高尔基又“接二连三地向斯大林提出抗议”，“他已忍无可忍”，可是这一切仍属徒劳。

　　同年6月23日至7月21日，罗曼罗兰和他的夫人到莫斯科访问。罗曼罗兰发现：高尔基曾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发表讲话，反对盛行的浮夸风。

　　罗曼罗兰回国后于8月25日对日记作最后校定时补记的内容，曾这样勾画高尔基的内心世界：“我感到在他心底，有着一种隐藏着的深深的忧郁。这不仅仅是因为不久前他痛失爱子，忧郁构成他几乎所有作品的一种底色。就天性而言，他本是一位悲观主义者，因为他在童年时代就过早地目睹了人间的贫困与丑陋这头不幸的老熊，虽然被缠上桂冠，备受礼遇，但在灵魂深处他对所有这些功名利禄都极为冷漠。他宁愿舍弃这些，换回往日流浪汉的独立自由。他的心灵承受着悲伤、怀旧和痛惜的重负;他试图以令人陶醉的热情和周围群众的信任来消除根深蒂固的悲观主义。这些群众吸引着他，其实他理应引领群众!我非常爱他，也可怜他。他很孤独，尽管他几乎从未有过独处的时候!我觉得，假如我和他单独在一起(且若能消除语言障碍)，他会抱住我长时间地无声痛哭。”

　　一回到苏联，高尔基就明显地感觉到极左文艺思潮已经渐渐地被政策化、制度化。当时文学生活中的普遍现象是：“阶级斗争”观念被引入文学领域，文学工作几乎完全被纳入政治轨道，文学变成了政治的附庸，它为政治服务似乎已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于这一切，高尔基十分反感。他一方面坚决抵制极左政治和行政力量对文学的干涉和控制，一如既往地努力保护遭到不公正对待的作家，另一方面又严厉批评文学中粗制滥造的现象，反复呼吁要提高文学的质量，千方百计地制止文学的滑坡。

　　1933年，一部描写农业集体化的长篇小说《磨刀石农庄》发表后，因为其“体现了斯大林讲话的内容”而受到《文学报》的热烈赞扬;同年，另一小说《动力》，也被《真理报》社论认定为“党的工作者的指南”，而那些不欣赏这部作品的人们则受到该报的谴责。

　　然而，高尔基却在他的文章《论散文》中，对这两部应时之作持批评态度，指出它们的作者使用了拙劣的、“时髦的”、矫揉造作的语言，认为文学中的这类粗枝大叶和粗制滥造的现象是不能容忍的。

　　高尔基对极左文学思潮和政策的坚决抵制，更不可避免地引起文学界极左势力的乘机反扑。1935年1月20日，《真理报》发表了《读者短论：文学的腐败物》。这篇文章指责加米涅夫 (他刚刚被作为“新反对派”主要成员之一而受到政治审判)任社长的科学院出版社决定印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群魔》，具有某种政治目的，称这部作品为“旨在反对革命的污秽的谤书”。大力支持科学院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和加米涅夫本人的高尔基，则被叫做“文学的腐败物”。

　　1月24日，高尔基发表《关于〈群魔〉的出版》一文，回击指责，重申坚决赞同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群魔》，同时声明自己这样做是因为反对把合法的文学变成向读者暗中兜售其奸的非法文学。但就在第二天，即1月25日，《真理报》又刊出另一篇文章《关于高尔基的意见》，直接把矛头指向高尔基，批判他的所谓“自由主义”。文中提到：如果按照高尔基的意见，那么为了解“阶级敌人”的思想体系，不仅要出版19世纪60-70年代的破烂货，还要出版当代的同类货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著作，这不就是要打开闸门，让粪便污水泛滥成灾吗?

　　作为一种答复，高尔基随即撰文再次回击。然而，他的文章均被《真理报》扣压，一直未能发表。

　　敢于拒绝发表高尔基文章的《真理报》主编梅赫里斯，早先曾担任过斯大林的私人秘书。这一切绝非偶然。显而易见，高尔基对极左文学政策的抵制已经引起了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强烈不满和直接干涉，他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就当时的苏联文学发表自己意见的可能性。

　　眼前这个三十来岁，鬓角却有丝丝白发的小伙子叫做赵坤，固镇县仲兴乡村落里走出去的大学生，此刻他正和村里的几位贫困户给蚯蚓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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