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以历史文化大散文见长、下笔动辄万言的余秋雨，在古稀之年一反常态首度尝试“短文体”。近日,余秋雨首部短篇散文集《雨夜短文》出版，将阅历、感想、智慧浓缩在一篇篇笔调轻松又有分量的小篇幅散文里。
元明清时代的文学风光，已经让给了戏剧、小说。这些作品的体量都很大，就像是一重重山丘，不管是攀越它们还是环绕它们，都要花不少时间。而且远远看去，在攀越和环绕的人已经很多，我们还要加入进去吗？
我不反对年轻朋友攀缘和环绕这些作品，但不赞成沉陷在里边。因此，作为一个攀缘和环绕过很多次的过来人，要在山口的坡台上提示几句，让他们从容地进去，从容地出来。
这种提示，不是讲解，不是导游，因此越简短越好。记得我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课程时，与各系学生有一个“闪问闪答”的环节，学生的提问和我的回答，都像闪电一样快速简短。后来，根据讲课记录整理出版的《北大授课》，不管是海内外的哪一种版本，最受读者欢迎的总是“闪问闪答”部分。
很想以“闪问闪答”的风格来对付长篇作品。但由于那些作品包含的问题很复杂，几经试验都难于“闪答”，而只能“短答”。
这种“短答”，会被很多专家看到，因此要短而准确，短而在行，短而胜长，很不容易。
短问：中国四部古典小说，产生的时间顺序如何排列？文化的等级顺序又如何排列？
短答：时间顺序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很巧，文化的等级顺序也这样排列，一阶阶由低到高。
短问：那就先问第一台阶，《三国演义》。您认为这部历史小说的文化价值何在？
短答：第一次以长篇故事和鲜明人物，强烈地普及了最正宗的“中国观念”，即大奸、大义、大智。大奸是曹操，大义是关羽，大智是诸葛亮。这种普及，社会影响巨大。
短答：与正宗观念反着来了，“流寇”被看作了英雄，认为他们是在“替天行道”，这就颠覆了天理和道统。英雄人物武松、鲁智深、李逵、林冲写得很生动。宋江则是一个在“江湖道德”和“正统道德”之间的徘徊者。
短答：砍得好。英雄们上山了，施耐庵就下不了山了。一个总体行动已经结束，他无法继续，只能硬拖。
短答：能。更换一个方位，加上悲剧意识和宗教意识。我有过几个具体设想，这儿就不说了。
短答：对。《西游记》出现了一种寓言式的象征结构，这在小说中很是难得。鲁迅说它“实出于游戏”，我不同意。
短答：第一象征是，自由本性，纵横天地，必受禁锢；第二象征是，八十一难，大同小异，终能战胜；第三象征是，师徒四人，黄金搭配，处处可见。
短问：终于要面对《红楼梦》了。我们耳边，有红学家们的万千声浪，您能用一句话，来概括这部小说的意涵吗？
短答：以极为恢弘的大结构，写出了五百多个人物，其中宝玉、黛玉、王熙凤、晴雯可谓千古绝笔。这么多人物又分别印证了大结构的大走向，那就是大幻灭。
短问：红学家们对作者曹雪芹的家族有大量研究，您能用最简单的语言说两句吗？
短答：在清代“康雍乾盛世”中，曹家在康熙初年发达，雍正初年被查，乾隆初年破落。曹雪芹过了十三年的贵族生活后，辛苦流离。三十八岁开始写这本书，四十八岁就去世了。
短答：这不公平。高鹗当然比不上曹雪芹，但他保持了全书的悲剧走向，写出了黛玉之死和宝玉婚礼的重叠情节，都难能可贵。见过几种续书，他的最好。没有续书，很难流传。
短问：除了这四部，还有几部小说也比较著名，您能约略说几句吗，例如《金瓶梅》？
短答：《金瓶梅》很重要。《三国》中的历史人物、《水浒》中的英雄好汉、《西游》中的神仙鬼怪都不见了，只写日常市民，这些人也没有像样的故事，因此情节淡化。这样的作品当然不会来自说唱艺术，是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小说。
短答：有。它表现了暴发商人如何让传统社会结构崩塌，崩塌时看不到一个好人。
短问：《金瓶梅》后来最受诟病的，是露骨的色情描写。这种诟病是否出自封建保守思想？
短答：文学天地很大，色情描写应该容忍。不怕露骨，只怕粗鄙。《金瓶梅》在这方面粗鄙了，甚至肮脏了，跌破了美学的最后底线，因此很难为它辩护。
短问：还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影响也很大，《聊斋志异》。这本书内容很杂，又荒诞不经，为什么会这么出名？
短答：《聊斋》的各种故事中，有一抹最亮眼的异色，那就是狐仙和人的恋爱。很多读者都把这些狐仙看作了幻想中的恋人，因为她们生气勃勃，非常主动，机智任性，无视规矩，这是人世间的女友很难具备的。
短答：要弥补现实，当然必须突破现实。一突破，连情节都变得艳丽奇谲、不可思议了。于是，一种特殊而陌生的美，压过了恐惧心理。为了美，人们宁肯拥抱不安全。为什么戏曲、电影都喜欢在《聊斋》中取材？因为它在弥补现实的同时也弥补了艺术。
一部部厚厚的小说，竟然用这么简洁的语言来评说，似乎包含着一种故意的逆反心理。这也有好处，通过远视、俯视、扫视，我们发现了这些文学丘壑的灵窍所在。如果反过来，采用近视、逼视、久视，很容易一叶障目。
正是在匆匆扫视中我们发现，仅仅这几部小说，也都在不长的时间里完成了勇敢的文化背叛。《三国演义》首先以浩荡的情节和鲜明的形象，翻转了历来儒家的道义传扬方式；《水浒传》则以一座梁山，反叛了三国道义；到了《西游记》，一座梁山已经不够玩的了，从花果山、天宫到一个个魔窟，都是孙悟空反叛的连绵“梁山”；《金瓶梅》反叛三国型、水浒型、西游型的各类英雄，以彻底非英雄化的平民腐烂方式，让人别开眼界；《聊斋志异》则把人间全都反叛了，送来夜半狐仙的爽朗笑声；《红楼梦》的反叛就更大，把繁华、人伦、情爱，全都疑惑地置之其内，又决然地拔身而去……
由此可见，创造就是反叛，反叛得有理有据，又有声有色。如果把文化创造仅仅看成是顺向继承，那一定是艺术生命的“穷途”，会让那么多英雄和非英雄、那么多人杰和鬼魅，都嗷嗷大叫。
正是在一层层反叛的过程中，艺术创造日新月异。你看，仅仅这几部小说，仅仅在人物塑造上，《三国演义》的类型化，《水浒传》的典型化，《西游记》的寓言化，《金瓶梅》的群氓化，《聊斋志异》的妖仙化，实在是琳琅满目，更不必说《红楼梦》在幻灭祭仪中的整体诗化了。
面对如许美景，我们不能不心生敬佩。与欧洲艺术界形成一个个流派不同，中国的这些小说作家没有流派，而是一人成派，一书成派，不求追随，拒绝沿袭，独立天地，自成春秋。
更让我们敬佩的是，他们所处的时代并不好，个人的处境更潦倒，却能进入如此精彩的创作状态，实在不可思议。我常想，不必去与楚辞、唐诗、宋词比了，只需拿出古典文化衰落期的这几部小说，就会令我们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化深深羞愧。知道羞愧还好一点，问题是我们总不羞愧，永远自信满满，宏词滔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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