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我与同学吵架，手中的铅笔顺势戳到了对方肩膀上，父亲知道后当着那位同学的面，在我肩膀相同的位置上同样戳了一下，并领我到那位同学家当面向人家父母道歉。1978年，我升高中之前的一天，父亲对我说：“人都要有远大的志向，不能因为自己的出身与贫苦而改变；成功靠的是孜孜不倦的追求与勤奋刻苦的努力。”因此，我就暗暗下决心，一定好好读书，改变自己的人生。
掐指一算，我在苏州工作已经31年了，离退休的年龄也不过7年时间。岁月有尽，大道无痕。此生我虽然没有做出过轰轰烈烈的事业，只在平凡的岗位上从事着不起眼的工作，就像机器上的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但我始终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胸怀国家心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这种爱岗敬业的“小草精神”，值得称道与颂扬。当下浮躁的氛围中，尤其要重视“小草人格”的塑造，培育年轻一代甘于奉献的品质，养成适应时代要求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对此，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做到了，我骄傲！”
也许有人要发出疑问：一个平凡的人如何能自冠“小草精神”的美誉？我的理解非常简单，只要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干好本职工作，干一行爱一行，就是对国家和人民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鲜花可贵，但绿叶更不可或缺。我没有金钱、权力或显赫的名声，但我有踏实肯干、正直善良的灵魂，不贪财、不媚贵、不畏恶，做个夜深不怕鬼敲门的正人君子。家庭和睦、孩子成人、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心态谦和，自然幸福满满。当然，我作为一名党员，还必须按党章党纪党规来严格要求自己，言行表里如一。
夏成华，1964年8月出生于大丰县丰富乡（现三龙镇），1986年7月本科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先后在苏州经济干部管理学院、苏州物资集团公司、苏州市体改委供职，现为苏州市发改委规划处处长。
之所以我能够成为今天正能量的模样，我要感恩故乡的水土，是那里的父母、亲人、师长输送给我成长之初的宝贵营养，使幼苗迎着风雨茁壮生长。
父亲在我成长中付出了巨大心血。父亲生性耿直，能言善辩，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以理服人。他上过私塾、早年参过军，然后一直当民办语文教师，改革开放后才转为公办性质。我从小就跟在他身边，一直到读完初中才分开。父亲对我慈爱有加，生活上照料无微不至，但管教非常严厉，是非曲折容不得半点含糊，我调皮捣蛋时经常挨打。记得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次我清早起来用语文书挡住，然后偷看连环画书《闪闪的红星》，被正在批改学生作业的父亲逮个正着，挨打不可避免，体罚用的小竹子都打裂了，我身上顿时“皮开肉绽”。有一回我与同学吵架，手中的铅笔顺势戳到了对方肩膀上，父亲知道后当着那同学的面，在我肩膀相同的位置上同样戳还一下，并领我到那同学家当面向人家父母道歉。1978年我升高中之前的某天，父亲对我说：“人都要有远大的志向，不能因为自己的出身与贫苦而改变；成功靠的是孜孜不倦的追求与勤奋刻苦的努力。”因此，我就暗暗下决心，一定好好读书，改变自己的人生。
老师对我的学习关怀备至。我对三龙小学的赵培华、陈秀棠老师，斗龙初中的于步义、夏湘文、许国富老师，新丰中学的刘泰隆、单士才老师记忆尤为深刻，他们教学专心致志、生动活泼、才思敏捷。1978年我考到新丰中学高中重点班，不过在班上的入学分数垫底，直到1980年高中毕业学习成绩仍起色不大。我的语文、政治、英语稍好，数理化水平太差，导致先后两次高考名落孙山。新丰中学的老师却一直很支持我，教育引导我慢慢来、不气馁。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高中语文刘泰隆老师一直当我的班主任，生活上非常关心学生，嘘寒问暖；思想教育、纪律管理从不松懈；上课严肃认真、板书工整、字体优雅、知识丰富、思维缜密、分析入理。数学单士才老师烟瘾很大，无名指上的熏痕一目了然。他喜欢聪明的学生，上起课来神采飞扬，语调抑扬顿挫，教材烂熟于心，题目信手拈来，特别是对平面几何证明有深入研究。关键时刻，老师们常给我指点迷津。1981年我高考再次落榜时，刘泰隆老师仍叫我放下包袱，并做我父亲的工作让我转文科，好好复习再考一回。
还有许多亲朋好友、邻居、同学和其他老师给我许许多多帮助与支持，鼓励我树立人生的理想，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现任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院长的初中同学李扣庆（他1981年考进上财，后读研留校）在我高考复习期间还专门从上海买了复习资料邮寄给我，并写信给我加油打气。刚从山东大学校长任上调到厦门大学做校长的张荣，1979年从新丰中学考入南京大学物理系，他的励志故事一直在学弟学妹之中传扬。我感同身受，仰望星空，虽遥不可及，但理想从此坚定。
想起这些点点滴滴，我总是倍感温暖，时而魂牵梦绕，时而泪眼婆娑。故乡，不仅是生我养我的沃土，而且也是我凝炼人生价值的起点。
1982年，我从新丰中学考入上海财经学院（1984年改为上海财经大学）贸易经济专业，1986年本科毕业后被分配到苏州工作，在职期间获得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这种改变，对我一个苏北农村孩子来说的确是件好事，从此生活轨迹超出想象，走南闯北，阅历多、眼界阔，有能力做不少事情。当时的“农转非”着实令我兴奋了很长时间，“天之骄子”的感觉常溢于言表。
不过，现在重新审视起来，恐有另一番感觉，“起了大早，赶了个晚集”，我为此付出了一生的乡愁。独在异乡为他客，个中滋味仅自知。结果可能并不重要，值得回味的是百折不挠的过程。
从19岁起我就离开家乡，至今整整35年，然而我无时无刻不牵挂那里，因为那里有我的根，祖祖辈辈、生生不息。之前的往事更是恍如昨日发生的一般，历历在目、永世难忘。
过年是我童年里最美好的回忆。祭灶、掸尘、上香、点烛、放鞭炮，大年三十上坟给祖宗烧纸钱；贴春联、年画、挂落；杀猪、烙饼、蒸年糕、买果子馓子、炒花生瓜种葵花子、切芝麻糖、包饺子、做圆子等等，年年大致一样，忙得不亦乐乎，人人脸上洋溢着喜庆的色彩。我家老屋曾有个碓（dui），每到年关，舂米声夹杂着欢声笑语日夜不断，邻居、亲朋好友常来舂糯米面。每到这个时候，我感觉得神仙的日子来了，吃好东西，穿新衣新鞋，收压岁红包，还能不做事情只顾玩；另外是和平时清苦日子有天壤之别，因此我常想为什么不能天天过年。
与家人团聚的日子总是难以忘怀。我记事的时候，全家7口人，爷爷、奶奶、父母、姐姐、大弟和我，后来又增添了小弟。爷爷的长相有些像鲁迅，但没留胡子，印象中表情严肃，爱发脾气。爷爷在方强中学做厨子时，我还没有上学，和奶奶一起同他住过学校宿舍，看得出来他对我这个长孙重视的程度，有好吃的当然先给我。1972年冬，爷爷因病去世，在葬礼上，8岁的我虽有些紧张，但并不害怕，配合着大人做好各种仪式，亲戚都夸我乖巧。奶奶小脚，脸上总是笑嘻嘻的，幼年常和奶奶睡在一起，她爱唠叨家常，对我百般疼爱。奶奶大约是上世纪90年代初去世，活到80多岁，那天我从北京出差特地转飞盐城赶到老家，遗憾的是没能见上最后一面。母亲勤劳节俭，爱子如命。母亲曾经读过县里的师范学校，后因故解散，只得乡下务农，大多数时间是在生产队做会计，到上世纪80年代又恢复待遇并安排到乡供销社工作到退休。我大约2岁时突然昏厥，父母不知跑了多少路才把我救过来；我10岁左右，有一年夏天在河里游泳嬉戏，左脚不小心踩在河边倒放的钉耙上，三个铁齿扎在脚底，顿时鲜血直流，母亲眼疾手快，急忙抱起我，淌着齐腰深的河水到对岸大队卫生所包扎、打破伤风针，事后也没有责备我的粗心大意。
看电影、买连环画书、听收音机是我少年时期最大的乐趣。只要电影放映队一到我们生产队，晚上我一定会提前回家吃好饭、洗好澡，搬上小板凳，早早占据有利位置。我爱看故事片，国产的《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钢铁战士》《看不见的战线》《上甘岭》《小兵张嘎》《地道战》《奇袭》《铁道卫士》《野火春风斗古城》《勐垅沙》《早春二月》《欢腾的小凉河》；朝鲜的《卖花姑娘》《金姬和银姬的命运》；前苏联的《列宁在1918》《在人间》；阿尔巴尼亚的《地下游击队》《第八个是铜像》；越南的《阿福》；印度的《大篷车》。我那时不喜欢看京剧样板戏，即使去看也是在现场睡觉，拖长的唱腔像催眠曲，只记得银幕上开场的“静”和结尾的“完”；对越剧、黄梅戏的态度也基本差不多。此外，我习惯用零花钱买小人书，攒了了几十本，现在已不知散落何方；家里有个台式收音机，我一般收听《每周一歌》、观众点播的电影插曲、长篇小说连播。
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给我的生活有充实的感觉。十几岁时，每逢周末或寒暑假，我都会参加劳动，不管是在家里挑猪菜，还是到生产队挣工分，但总的说来比姐姐、大弟弟做得要少。夏天，我主要是在棉花田里捉虫子（按条数记工分）、山芋地里拔草（按工时记工分）；冬天，我和姐姐、弟弟一起挖猪吃的胡萝卜（按斤数记工分）。这些劳动的出勤率，我相对较高，能为家里分担生活压力我感到欣慰。
由于父母依然居住在老家，我几乎逢年过节都回去住数日，不知不觉中，家乡的变化越来越大、越来越好。曾几何时的大丰飞轮厂、化肥厂、酒厂、淮南纱厂、大丰一招、大中集新华书店、人民百货商场已不见踪影，丰富、方强、渔业等不少乡镇名称也因合并销声匿迹，城乡面貌焕然一新。道路交通便捷，生态环境优美，开发区工厂林立。麋鹿之乡、荷兰花海、沿海高速、大丰港、苏盐沿海合作开发园区、上海光明集团等名声在外，建设成效显著。泥螺、带鱼、黄鱼、鲻鱼、鲳扁鱼、爬蟹、麻蛤、蛏干、虾米、蛤蜊、蚬子等虽然日渐稀罕，但家乡的味道尤存。在未来的2-3年，大丰将进入高铁时代，与上海、苏州、无锡同城化1小时通勤圈正在由童话变为现实。大丰的后发优势开始显现，随着盐城被列入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规划建设，大丰人民的美好生活指日可待。我为家乡人民的勤劳智慧点赞，也为家乡追赶时代迎来锦绣前程感到欣慰与自豪。
以上这些早已尘封在我的心底，只有碰到家乡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知己、老友、同窗，才有机会打开这记忆的闸门，共同回味美好的旧日时光，就像珍藏的老酒越品越香。爱国诗人艾青在《我爱这土地》中的结尾恰到好处地表达了我对家乡的情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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