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读者都知道《文化苦旅》一书的作者是谁——是余秋雨。早已有人对该著作及其作者归纳出几个“最”：《文化苦旅》可谓是中国图书史上遭遇盗版最多、争议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它给余秋雨带来盛名同时，却也让他成为近三十年来中国文化界最富争议，且争议最为持续的名人之一。而今，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新版《文化苦旅》，我赶忙买来一本先睹为快。
一直来我对余秋雨及其作品较为关注，原因之一是我与他不仅是同乡，而且还是同宗祠的子孙，我的老家离他的老家颇近。此前美国华文作家喻丽清、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李忆莙等海内外文友来我家作客，我都顺便陪同他（她）们参观了余秋雨老宅。我这样说并非如同民国时期不少文人爱称“我的朋友适之先生”那样借胡适大名来抬高自己，实际我与余秋雨没有特殊往来，他是他、我是我，我没有必要傍他，只是出于同乡同宗情谊加以关注，有时也说些公道话而已。这里提一下此事，是因为本文在后面将有提到有关家乡的一些内容。
读了新版《文化苦旅》，知道它与在我书架上的旧版有很大不同。它是余秋雨三十年歷史文化散文经修订后的自选集，由其本人亲自编选。全书分“中国之旅”、“世界之旅”、“人生之旅”三大部分。与旧版相比，新版全新和改写的篇目达三分之二以上。这里应肯定两点：一是对此前争议中的正确批评，作者採取了积极酌改的态度；二是作者也与时俱进，认识更加深化，心境更加从容淡定。他对“苦旅”作了专门阐述：并不是指旅行之苦，而是指创造之苦；由创造之苦连接了人生旅途，这便是文化的宿命。
我特别注意到，余秋雨殚精竭虑，将公认的名篇《牌坊》、《道士塔》、《莫高窟》等全盘新写或者大幅度改写。我最感兴趣的是新的《牌坊》这一篇目，因为我们的家乡以前正多牌坊，直至“文革”才被全部铲除踪迹。牌坊在我们家乡一般都叫“牌楼”，多是用石料建成的门洞式的纪念性建筑物，上面刻字标榜功德。旧时代牌坊名为“纪念”，实是宣扬封建礼教，尤其是“贞节牌坊”，而余秋雨正是针对家乡贞节牌坊而发。我是一九九二年版《慈溪县志》编辑之一，其中有关牌坊的内容正是由我责编。据清光绪《慈溪县志》载：自宋以来，歷代旌表节妇至五千馀名，因而石製贞节牌坊也甚多，仅观城一个区就有三十一座。至一九四九年，家乡现境尚有二十七座。旧志亦称当地“穷困，衣食难及，何谈节烈”；贞节牌坊耗资颇巨，亦非平民能及。因此节妇多出殷实人家。家乡牌坊最宏伟精緻的是鸣鹤洋塘节孝牌坊，离余秋雨老家仅三里地，秋雨对其印象极深；牌坊虽在“文革”中被毁，但我把它的照片编入志中。
余秋雨在新版的《牌坊》篇目中，运用以往罕用的剧情写法（他大学读的是戏剧文学系），将“烈女与空墓”这一线索大加渲染。为什么家乡那么多立了贞节牌坊的自杀女子，墓中却是空的？“我怀疑，她们实际上并没有自杀，而是由她们的父亲悄悄转移了。”于是，半夜的小船，简薄的行装，无人的棺木，装扮的大殓……而父母亲真的嚎啕大哭，因再也见不到女儿了，也不知道她会流落到何地。
秋雨将一个原有的文化反思篇章，脱化成一个意蕴繁复的戏剧故事。而这一戏剧故事，恰恰又是我在修志时所忽视的，因我早就听闻许多贞节牌坊中的烈女，其墓却是空的之传说，但未加考究与记载，颇感遗憾。看来余秋雨的这一新改内容并非空穴来风。
新版中另两篇新改名篇《道士塔》和《莫高窟》中，运用适时的“穿越”，将敦煌经卷的命运植入现代性拷问。旧版中批判针对道士王圆?，新版则指向名为嚮导实为汉奸的蒋孝琬。王圆?，蒙昧可恕；蒋孝琬熟读经典，深知文物价值与走私后果，竟然甘心为虎作伥，是可忍孰不可忍。对蒋的行为展开的批判，令人信服。
其他的也不再一一述评。总之新版《文化苦旅》，展示了更为广阔歷史与地域空间、文化与文学空间，引发读者更多的思考：如同是古文明的希腊、印度与中国文化究竟不同在哪儿？中华文明既不中断又不湮灭的原因何在？中国文化优点明显，那么缺点呢？等等。“苦旅”让人“苦”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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