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六年级的女儿，放学回来开始背诵教材第一课：《山中访友》，文下注明作者为李汉荣。长长的课文让女儿皱眉，她天真地央求我，能不能给李汉荣说说，文章以后写的短一点好不好?
记得去年发表我文章的那期《文苑·经典美文》杂志上，头篇文章就是李汉荣的《心说》。李汉荣先生长我17岁，是当代知名的诗人、散文家，我们素昧平生，只不过彼此文字同时刊于某本杂志，谈何捎信给人家?然而，女儿稚拙的话语，无形中勾起了我们对当下语文教材编辑的一番感触。
近日媒体关注各地教材的“换血”，网友对诸多经典课文“被踢出”教材议论纷纷。有人力挺新教材，认为课文更新是必然;有人大惑不解，惊呼“鲁迅大撤退”。在一片喧嚷声中，我倒显得出奇地冷静。
我认识的许多诗人和作家朋友，往往以自己作品能够跻身大中小学教材为荣。退而求其次，如果能够被权威选本或年鉴收录，那也是相当惬意的事情。曾几何时，我也迷信教材和选本神圣，对作品进入教材的作家顶礼膜拜。毋庸讳言，教材针对的是大中小学生，其受众的广度和深度不言而喻。难怪大家对教材的变更如此敏感。
随着年岁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多，我对教材的认识也发生了些许变化。和编全国教材的专家有过接触，入选教材的作家有的成了我的良师益友，罩在教材上面的那层神秘面纱被渐渐揭开。著名诗人牛汉先生说，自己的诗文被语文教材选用，他还是在书摊上发现的，教材的编辑者竟然“疏忽”了告知作者。我的一首诗歌，被中国诗歌学会主编的选本收录，后来入编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汶川大地震诗歌经典》一书。整个过程尽管偶然，但我知道，这与一位著名诗人老师的赏识是分不开的。
教材也是人编的，编者总喜欢在前言里客气一番，我觉得在那份客气里有实实在在的东西在。每个时代都有时代的局限，何况置身时代变革里的编者?前一段有学者质疑朱自清名篇《背影》中的个别地方有违“交通规则”，初看起来，质疑者小题大做，对名家“大不敬”。但是，这种“鸡蛋里挑骨头”的勇气，不也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吗?
鲁迅的文章寓意深刻，闪烁批判的锋芒，影响和濡染了一代代人，谁也不能否认。说老实话，我也是鲁迅先生的忠诚“粉丝”。入选教材的鲁迅文章，曾经对我年轻的心灵产生过强烈的震撼。当听到鲁迅的部分文章退出教材，我难掩失落。静下心来，我又觉得几分释然。
清人赵翼诗曰：李杜文章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鲁迅读多了，换换口味也未尝不可。据说，巴金以“自我忏悔的形式，从反省自己的软弱开始，逐渐进入对全民族的灵魂的拷问”的文章进入教材，何等必要!《十八岁出门远行》出自“先锋派”作家余华之手，它的入选教材，带来了时代的青春气息。一些反应时代特点的经济类和科普类文章成为教材，正当其时。
在我看来，所谓的“鲁迅大撤退”无须过分担心。鲁迅作品在调整后的各地语文教材中仍有相当比重，鲁迅并没有“过时”。好作品价值意义的体现，能否被教材选录只是一个方面。我上小学时，因人为因素入选教材的某些应景文章，今天早已沉入岁月的烟海，悄无声息了。
时间才是最好的试金石，暂时进入和走出教材，原不必太过在意的。教材内容的调整和更新应该成为常态，要不，女儿怎么能够读到当代作家李汉荣先生这样清新优美的新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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