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80年，作家。作品《寂静之城》2005年获国内科幻文学最高奖项“银河奖”，《风雨〈洛神赋〉》获2010年人民文学奖散文奖。《破案：孔雀东南飞》等短篇获2012年朱自清散文奖。代表作《古董局中局》入选第四届中国“图书势力榜”文学类年度十大好书。出版新书《龙与地下铁》。
作为80后作家，马伯庸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源源不绝的奇思妙想，难怪人称“鬼才”。他的文章亦庄亦谐、轻松有趣，甚至喜欢恶搞，但背后往往有翔实的资料作支撑。对于创作，对马伯庸影响最深的是王小波。王小波说，一个人活在世上一定要做有趣的事，看一些有趣的书。直到现在，马伯庸还记忆犹新，并把这句话作为自己恪守的原则。而写作对马伯庸来说就是为了“好玩”，他用笔墨谈笑风生，将脑海中一闪而过的灵感付诸笔端，形成文字，分享给志趣相同的人，让他们会心一笑。这就是他创作的初衷。
马伯庸的创作思路向来无规律可循，在完成有关古董鉴定、收藏、设局的《古董局中局》之后，他又大开“脑洞”，将古今文明大胆结合，在上班做地铁的路上构思出了这部《龙与地下铁》，“致每一颗飞跃天际的少年之心”。“多年前我还在施耐德电气上班的时候，每天坐地铁都人多拥挤不堪，我闲来无事就开始幻想地铁上每个人身上隐藏的故事和他们离开地铁以后的人生。地铁之上的幻想游戏，不仅帮助我打发了难熬的通勤时光，也为我提供了无数的奇思妙想。后来，我在微博上写了一篇小说，用来纪念自己的上班族生涯，也就是现在出版的《龙与地下铁》。”
新报：你的作品中大多是文史类，很少涉猎奇幻冒险题材，这次怎么想到创作《龙与地下铁》这样一部小说？
马伯庸：可能大家对我的创作轨迹不太了解，我原来入门就是写奇幻的，后来慢慢才转向文史类。所以这次写《龙与地下铁》，应该算是重操旧业、故地再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写作周期，在地上站得久了，偶尔也会想在天上飞飞。
新报：你在自序中说这部小说是纪念自己的上班族生涯，从辞职至今，专职写作的生活还习惯吗？是否过上了你想象中“自由散漫”的生活？是否还会怀念曾经边上班边创作的忙碌？
马伯庸：自由散漫指的是心态，其实我现在比上班时候还忙，不过好在自己可以自由支配时间了，可以一口气熬几个通宵，也可以随时扔下工作跑去外地旅游。虽然也会怀念做上班族的日子，不过我想肯定是回不去了。老板肯定受不了我这种自由散漫的员工。
马伯庸：我对这个头衔的看法比较中性，一方面这是大家对我的认可，我很高兴；一方面也有点无奈，过于强调“鬼”，会把我其他方面的努力都给掩盖掉。我记得从前有个作家接受采访，记者说大家都说你是天才，作家是这么回答的：天才并不是一个好词，它会让大家觉得我的成就是老天爷赐予的。事实上，努力和勤勉和天分同等重要。
谈起自己与文字的渊源，马伯庸说从儿时开始，他就特别喜欢读书，阅读量大了以后，他就开始偏向文科——据说数学考试从没有及格过。他自己也说，父母都是高级工程师，他一直对两个工科生能生出一个偏文科的孩子感到神奇。从最开始在网上发表一些杂文，到2005年，他创作了出道作，以三国为背景的谍战小说《风起陇西》，受到读者喜爱。此后，马伯庸频频拿奖，开始受到主流文学界的认可。写作对于马伯庸而言，单纯是出于兴趣，否则他不可能在朝九晚五的工作之余还能高产到每年平均出版两到三本小说。虽然现在辞了职专职写作，但当上班族的十多年，马伯庸每天都要坚持写三四千的文字，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文笔不“退化”。
马伯庸：我家里有个大书架，里面全是书。我小时候就喜欢爬上去翻，我爸也不禁止，随便看。有些书看得懂，有些书看不懂，反正乱七八糟胡乱读，结果就读杂了。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发算数本。算数本的格式是上面一个长条横格，用来写横式，下面一个长方宽格，用来写竖式。我发现这个特别适合画小人书，上面写句话，下面画漫画，吭哧吭哧画了好多本。老师发现以后，全给没收了，全班通报批评。但下了课，同学们都找来让我接着写和画。那应该是我的第一部作品了吧……不过那会儿可没想过会坚持到现在，我和老师都没想到。
新报：没辞职之前，除了兼顾朝九晚五的工作，你的创作还十分高产，一年平均能出版两到三本小说，回头看看，那时候怎么会有这么旺盛的创作精力？是如何安排写作时间和工作生活的？
马伯庸：归根到底，还是兴趣使然。我没把写东西当成任务，而是当成和打篮球、玩游戏、看电影类似的休闲。大部分人不会觉得休闲活动很累，所以我也不觉得写作很累。正相反，写作很好玩，让我脑海里每一个模糊的想法逐渐清晰浮现，落实在文字上，这很有快感，比打游戏通关还过瘾。所以大家怎么平衡娱乐和工作，我就怎么平衡写作和工作的。原来还有班上，现在不上班了，那就更不用担心平衡问题了，每天写作就等于每天玩，多开心啊。
马伯庸：开始写作还是作为业余爱好，但后来越来越觉得时间不够用了，所以决定告别上班族的生涯，把更多精力投注在写东西上。我年纪也不小了，写作也很耗费体力和脑力，得趁着有体力和精神头的时候多写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写作应该算是我的人生规划师。
历史题材的小说千差万别，但马伯庸有自己钟情的风格，他将自己的创作定位为“写历史可能性小说”，“这类小说不是历史论文，没必要和历史完全一致。当然，前提是要告诉读者，这并不是真实的历史，如果挂羊头卖狗肉，宣称‘最接近历史真实’，那是不可取的。”
新报：用真实的历史材料写故事，你强调要“开脑洞”，到底什么是你说的“历史可能性”写作？如何平衡真实史实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
马伯庸：所谓历史可能性写作，指的是在真实历史的缝隙中构建自己的想象。它有两个前提：第一，真实历史不能改变，变了就没意思了，还不如去写架空；第二，在保证第一的前提下，给予同一事件不一样的解释。比如说，马谡失街亭，这是历史真实，我们可以开脑洞想象他是因为别的原因丢失，但我们不能说马谡没失街亭。大仲马说过，真实历史是一枚钉子，挂起文学创作的大衣。我很赞同，不过我觉得不妨多挂几个钉子，把大衣钉在墙上，会看起来更有趣。
马伯庸：重构历史是一种智力游戏，玩家必须在限定的条件下达成目的。所以乐趣就在于突破重重障碍取得成立的成就感。
新报：你的行文思路常常天马行空，题材也没有局限，能说说那么多稀奇古怪的点子都来自哪里么？会不会有“卡壳”的时候？
马伯庸：平时的灵感来源就是胡思乱想，这个大部分人都做得到，不过我会都记下来。这个能做到的人就不多了。我觉得所有人都有创作灵感，区别只在会不会系统地记录下来。我也有卡壳的时候，那就果断调头，去琢磨其他东西，有时候玩着玩着就想通了。
马伯庸：会提供给我大量的创意，虽然其中百分之九十都没法用，但剩下百分之十却弥足珍贵，每一个都值得拓展成一篇正式作品。搬运工靠体力，科学家靠智力，在我看来，作家就得靠胡思乱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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