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5月27日高尔基从克里米亚来到莫斯科。6月1日他去凭吊了儿子的墓地。回到家里，他感到不舒服，体温骤然升高。病情十分严重，以至3―5日之间不得不紧急举行会诊。一位专程从列宁格勒赶来的教授参加了会诊。
一个至今未解之谜一直把6月1日和18日这两个日子隔开……现在就让我们试图稍稍掀开这个死亡之谜的遮盖物。
阿廖沙.彼什科夫从小酷爱捕鸟，长大后也是一个酷爱鸟儿的人。对于他这样一个在一心渴求发财致富却又如同被关在牢笼里的市民阶层那恶劣环境中长大的人来说，与其他人相比，鸟儿更成了行动往来、快速飞驰、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象征―――自由的象征。大概，他不止一次地回想起那只被他堂兄掐死了的可怜的麻雀……这是他的自传体三部曲中最具感染力的情景之一。
早在1893年，高尔基写了一篇寓言情的东西：《撒谎的黄雀和爱真理的吸木鸟》。大约过了两年，写了《鹰之歌》。1899年在库列平家里又写了《鹰之歌》的新篇，其中有“勇者的奋不顾身乃处世之道”的语句，后来这语句成了驰名的英雄主义的代名词。
勇者的奋不顾身……是的，他常常表现出这种奋不顾身的精神，现在说起来也还是问心无愧的。然而，常常，是否就是永远？特别是在最后几年……那一幢并不合他心意的百万富翁里亚布申斯基的豪华别墅不是变成一个镀金的笼子了吗？
有个时候，他喜欢在草原上生篝火。后来，在他的一生中始终保持着这个习惯。也许，他最喜欢的还是火光和鸟儿。要知道，篝火可以使他想起那只美丽的正在飞同人所不知的地方的火鸟。可现在，他只能获准欣赏一种篝火―――一种缓缓地吞噬着烟灰缸里划过的火柴棍和烟蒂的篝火……
他或许还想起了早在20年代初写给罗兰的那封信。不过一年前，他还在高尔基家里做客呢。
他意识到自己说了不少的话，因而也渐渐地觉得冷起来，尽管说话外表上是快活的样子，但内心变得冷若冰箱。
1936年6月，高尔基感到死神将至，仔细注视起自己，注视起死亡的进程。直到这时，他还希望“跳起来”，再一次坐到那张他已习惯了的写字台(比一般的写字台高，以免控背拱肩)旁去描述发生了的事情……
尽管他并不愿意，但由于种种原因，近一两年来还是越来越多地去想死亡这件事。有一次，他去参观他的一位老相识―――杰出的油画家涅斯捷罗夫的工作室。他注意到一幅早在1928年画好的肖像画《水塘边的姑娘》。他十分赞赏这位姑娘全新的心境―――不是修道院里那种令人沉闷的心境，而是一种与个人的社会积极性紧密相连的心境。可是，涅斯捷罗夫为他的高尔基家里画的那幅《生病的姑娘》……多半是不可救药的了……
更早一些时候，在详细而关切地回复加米涅夫关于出版《思想录》的来信时，他就对于用唯物论观点编写“流芳百世的思想录”的可能表示怀疑，认为这种思想是教会思想……
但是，他并不怕死。他懂得，死亡不过是从存在到不存在的转化。死亡不是心脏停止跳动的一刹那。死亡，实际上从不愿意生存便开始了……
然而，总的说来，全球性的问题越来越使他焦虑不安。他仿佛要尽力登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以期描绘一个完整的世界。他在纸片上扼要地写下了这样几点：
作家研究生命直到最后一息。当他已经完全不能从外面用新的事实来充实自己的时候，他便把视线转向自己濒于不存在边缘的灵魂深处。他悄悄地放上一本E？塔尔列的《拿破仑传》―――这是他所读过的无数的书籍中的最后一本―――拿起一支用小纸片裹着的铅笔来写，而全然不顾标点符号的规则：“东西发沉书籍铅笔杯子一切看起来似乎都比原来的小……”“极其复杂的感觉。两种交替出现的反应连结在一起：神经感觉迟钝―――仿佛神经细胞逐渐衰竭―――表面蒙上灰烬和所有的思想都黯然失色。
作家离开人世的许多弄不清的情况引起了他被毒死的说法。渐渐地，这种说法在同时代人与后代的脑海里扎下了根。一位很久以前、在本世纪初就和高尔基一起共事，但对俄国发生的事件在认识上存有分歧的侨民鲍里斯.扎伊采夫在50年代初曾强调指出作家死亡的离奇性：“……高尔基？海燕？伊里奇的朋友？那时候，可以想象他曾那么渴望的革命会给他敬上一杯毒酒吗？”
这“一杯毒酒”的概念从此不仅深入俄国百姓，而且深入世界各国人民的意识之中。这正如一位著名的美国问题专家说的，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当代美国读者对高尔基所怀抱的崇敬心情。
但流传得最广的说法，仿佛是斯大林派人给高尔基送去了一盒有毒的糖果。这是被判了25年劳役，后又被流放到北极地带的普列特涅夫教授披露的。
这种说法看起来还真是那么回事(这是作者从著名画家、1966年在纽约出版的《我的会见日志：悲剧系列》一书的作者尤里.安年科夫的途述中摘引出来的。顺便说说，这本书还收入了一篇以极为友善的笔触描写高尔基的特写)。
“1936年高尔基在苏联猝然死亡之谜至今未解，尤其是在关于医生未遂‘犯罪阴谋’被揭露出来之后……
“我相信……普列特涅夫教授的坦白词，他是个有名的医生，曾经和另外几位医生给高尔基治疗……”“我们给高尔基治的是心脏病，可他所感到的与其说是肉体上的痛苦，不如说是精神上的痛苦：他一再以自我责备来折磨自己。在苏联，他觉得没有自由，强烈地渴望回到意大利。其实，高尔基在力图回避自己―――他已没有更大的反抗能力了。然而，克里姆林宫那个疑心重重的暴君最担惊受怕的是著名作家公开反对制度。因此，他同平时一样，在必要的关键时刻想出了最有效的法子。这一回，他的做法就是赠送一只精美的糖果盒。是的，一只用鲜艳的丝绸带装饰得非常精美的粉红色糖果盒。总而言之，是美的诱惑！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糖果盒摆放在高尔基床前一张夜间用的小桌子上。高尔基热情好客。这一回，他慷慨地把糖果分送给两位在其身边工作的护理员，自己也吃了几粒。一小时后，三人开始胃痛，痛得撕心裂肺，又过了一个小时，三人一起死亡。立即作了解剖。结果？不出我们最坏所料，三人均因中毒身亡。
“我们几个医生缄默不语。即便在克里姆林宫官方人士对高尔基的死因作出纯属欺骗的解释时，我们也没有予以反驳。然而，我们的缄默并救不了我们。高尔基被谋害的传闻迅即在莫斯科传开，说斯大林把他毒死了。斯大林听到这些传闻心里很不痛快。必须转移人民的注意力，把它置到别的方面。一定要找到别的罪犯。最简单的办法自然是把罪责归咎于医生。医生们因被指控毒死高尔基而被投入了监狱。医生毒死高尔基图个啥？愚蠢的问题！不消说，是受了法西斯分子和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指使。结局吗？结局你们都知道了。”
普列特涅夫的证言最先见诸于德国女记者勃里基塔.格尔兰发表在1954年《社会主义通报》杂志上的文章。她是1948年在普列特涅夫领导下的一个营地医院当医士时与普列特涅夫相识的。他们相识的时间不长，只有几个月。大概是这位年事已高的教授(那时他已78岁)对她产生了好感，也不愿意把秘密带进坟墓，便把秘密和盘托出，告诉了自己的女同事。
关于瓦克斯别格提出的第二个比较重要的论据。他援引了1941年9月2日普列特涅夫和其他许多无辜者在奥尔洛夫监狱地下室被处决的有关资料(当时有154人遇害)。
可是，我们不禁要问，在战争初期，在德国人快速进攻的条件下，哪能绝对地估计到在什么时候处决什么人？也许，在那种条件下，甚至有人想把普列特涅夫作为很有价值的见证人保上来。不过，谁又能知道，哪怕是那个贝利亚。战争的车轮会转向何方？又是怎么个转法？……总之，有关人们悲惨遇害的日期完全是人为确定的，这种事情听得多了。
经过对各种可能因素的思量，我们对格尔兰提供的消息原觉得尚有可信之处，但细细推敲起来，还是感到没有说服力。首先，方法本身就是幼稚的。派人送来糖果，而且还有两个没有任何人证实的护理员的死亡。这怎么不叫人想起斯大林派人给克鲁普斯卡娅送去的那只赫赫有名的大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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