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黑暗中的苦工，一个月阳光下的欢唱”。很多人因为中学课文《蝉》中诗一样的描写而知道了法布尔，知道了《昆虫记》。在一般的印象中，法布尔是个昆虫学家，《昆虫记》是一部科普小品。这部享誉世界的名作曾经为法布尔赢得过诺贝尔奖候选人的荣誉，但却不是因为其科学贡献，而是由于其文学成就。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如果某位作者能够同时享有科学家和文学家的桂冠，无疑将被视为难得一见的“跨界”现象。如果有人向你介绍一位卓有成就的理论物理学家，同时宣布他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诗人，你一定会忍不住向他投去些许惊异的目光，或许还会在心里默默地感叹，这人怎么会长了两个脑子、拥有两副心肠？而他本人在谈论他的诗歌时，可能从不涉及他的物理学研究对象；当他在思索复杂艰深的物理学命题时，可能从来没有兴起过一丝诗情。
但《昆虫记》与此不同，它是凝结了法布尔一生昆虫学研究成果的著述，同时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在当时，将法布尔看作是一位文学家，似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法布尔传记的作者勒格罗在书中引用了一封给他的私人信件，信中写道：“法布尔确实是目前文学界最高尚、最贞洁的名人之一，是学识渊博的博物学家，是在现代含义上最出色的当之无愧的诗人。”这或许可以启发我们，值得惊叹的不是法布尔的“跨界”之举，而是《昆虫记》的“无界”之相——科学与文学之间，本来并非如今被看待的那样泾渭分明。
据说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法国，许多生物学家热衷于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写成文学式的著作。因为已经太过习惯于某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我们今天的读者或许不无困惑，科学与文学为何能在他们那里融洽地相处、合而为一？一般看来，文学是感性的、审美的，科学是理性的、思索的，分别由不同的大脑分区来管理。但同样作为人的精神活动，其终极意义皆在于“人”，或者说在于人如何理解、如何面对自身以及所处的环境。正如十八世纪法国著名博物学家布封所言：“诗、历史和哲学都有同样的对象，并且是一个极伟大的对象，那就是人与自然。”
在记述每一种微小生命的生活细节时，法布尔从不吝于表达他的惊奇与感动。比如，在详细描述了对蟋蟀发声原理的观察研究后，他感叹道：“八月的夜晚，在那无比安宁的氛围之中，我的确听不出还有什么昆虫的鸣唱，能有意大利蟋蟀的鸣唱那么优美清亮……我的蟋蟀啊，有你们陪伴，我反而能够感受到生命在颤动；而我们尘世泥胎造物的灵魂，恰恰就是生命。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我身靠迷迭香樊篱，仅仅向天鹅星座投去些许心不在焉的目光，而全副精神却集中在你们的小夜曲上……”
他把昆虫们看成“建筑工”“木工”“矿工”……看成是他的伙伴和熟识的朋友。他在观察与实验时的耐心、细致，他在这过程中享受到的无上乐趣，他对自然和生命持续一生的真挚热情，使人情不自禁地要跟着他一起，由衷地赞美蟋蟀的鸣唱。
我们自然无法忽视科学与文学之间的巨大差异。况且，时至今日，学科自身的发展，已经让诸如理论物理学这样的前沿学科变得体系繁杂、艰深曲折，令一般人群难窥堂奥，和夜空下鸣唱的蟋蟀之类自然无法相提并论。
不过在一般人眼中，科学家与文学家之间那种天差地别、近乎“老死不相往来”的对比印象，或许仅仅是一种由教育制度、学科制度等原因造成的成见、误解或者说错觉罢了。对于真理的热爱和追求，是科学发展的原动力，同时也可以是一种诗意的情怀——如果没有成见的干扰，这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吗？
1911年，法布尔被法国文学界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时，已经88岁高龄，四年后便去世了。他自幼生活在贫困的农户之家，全凭自学完成学业，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饱受贫困之苦，至多勉强维持温饱。直到1910年，家人和朋友为纪念他从事工作50周年而举行了一次庆祝会之后，“他一下子变成了举国闻名的人物”，人们终于发现了这位默默无闻的伟大人物，甚至连部长和国家元首也相继亲自登门拜访。条件之艰苦与成就之巨大，一生之默默无闻与晚年之荣耀辉煌，形成强烈的对比。
人们在讨论法布尔战胜困境的原因时，往往更多地谈到他对自然世界的强烈兴趣，却忽略了从兴趣到事业，背后所必需的意志和勇气。
“如果在这小小的世界中（我已成为这个世界的史学家），我缺乏一种持之以恒地探索真理的勇气，那么我就会——而且早就可能——撒手不干了。”
确乎如此，在现实的科研生活中，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都是靠意志品质支撑的，虽然兴趣总是推动因素，纯粹的兴趣驱动也许占不到百分之一。借用《昆虫记》中译者的话来说：无论爱虫之心源于先天还是后天，它都是极易变化的东西。没有坚定的意志做支柱，任何兴趣终将游离漂移，化为恍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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