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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突围》《这里真安静》《夜航船》《书海茫茫》《莫高窟》、《遥远的绝响》
《狼山脚下》《寂寞天柱山》《洞庭一角》《江南小镇》《柳侯祠》《流放者的土地》
《西湖梦》《庙宇》《十万进士》《酒公墓》《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山居笔记》
《霜冷长河》《借我一生》《心中之旅》《亚非之旅》《中国之旅》《欧洲之旅》
展开全部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桥头镇（今属慈溪）。大陆著名文学家、美学家，曾任上海戏剧学院校长。
余秋雨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并曾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的称号，并担任多所大学的教授。事实上，要谈论余秋雨在中国文化界的地位，真是谈何容易。这位以《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闻名的中国美学家，有评论家誉之为左手写散文，不落其浅薄，右手撰述艺术理论，也不失其艰涩难明。
1968年8月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当时正逢浩劫，受尽屈辱，家破人亡，被迫赴农场劳动。学校复课后又参加过教材编写，直到结束。
1983年之后，由于出版了一系列学术著作如《戏剧思想史》、《中国戏剧史》、《观众心理学》、《艺术创造论》以及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Aesthetics of Primitive Theatre等，先后获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
1986年开始被任命为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院长，上海市写作学会会长，上海市委咨询策划顾问，并被选为“上海十大高教精英。”
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写作《文化苦旅》等文化散文，辞职后更以亲身历险考察国内外各大文明为人生主业。所写的《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开启一代文风，长期位踞全球华文书畅销排行榜前列，已被公认目前全世界各华人社区中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之一。
在大陆公布近十年来全国最畅销书籍前十名中，余秋雨一人独占了四本。这些著作，获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中国出版奖、上海优秀文学作品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连续两届）、金石堂最有影响力书奖、台湾中国时报白金作家奖、马来西亚最受欢迎的华语作家奖、香港电台最受欢迎书籍奖等。
他的近作《借我一生》又创立了“记忆文学”的新体裁，刚出版就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年度“全亚十大最重要的华语书籍”之一。
由于1999年之后主持香港凤凰卫视对人类各大文明遗址的历史考察，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贴地穿越数万公里危险地区的人文学科教授，也是9.11事件之前最早向文明世界报告控制区域实际状况的学者。他相继被联合国选为研讨《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和参加“2005年世界文明大会”的唯一中国文化学者。近年来，他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总标题下，应邀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马里兰大学、纽约亨特学院和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表演讲，场场爆满，引起很大的社会轰动。2005年春季在台湾各大城市的巡回演讲，每场都拥挤了数千名听众，被台湾媒体称之为“难以想象的余秋雨旋风”。天下文化出版公司所编的《倾听秋雨》一书，记录了这一盛况。
2004年底，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编辑部等单位选为“中国十大艺术精英”和“中国文化传播坐标人物”。
历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近年来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之余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先后获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台湾联合报读书最佳书奖、上海市出版一等奖等。余秋雨的艺术理论著作——《戏剧理论史稿》，在出版后次年即获全国首届戏剧理论著作奖，十年后获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戏剧审美心理学》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因《行者无疆》获得2002年度台湾白金作家奖。
就以其《文化苦旅》为例，当中一篇《沙原隐泉》，仅两千五百字，纯粹写景和抒情的散文，却写得如诗如画。此文主要内容是作者在敦湟县内沙漠地上，独自一人爬人沙山，然后又下山欣赏一湾清泉的过程和所见所感。文中，余秋雨是如此描绘沙山之美：“光与影以最畅直的线条流泻着分割，金黄和黛赭都纯净得毫无斑驳，像用一面巨大的筛子筛过了。日夜的风，把山脊，山坡塑成波荡，那是极其款曼平适的波，不含一丝涟纹……”在美学家和作家的笔下，“光”、“影”、“线条”不再是一些只纯是理论没有生命的字词，而是能感应作者内心深处的字眼。
至于余秋雨的艺术理论著作，亦备受学术界重视和尊崇。例如他在1983年出版《戏剧理论史稿》，此书是中国大陆首部完整阐释世界各国自远古到现代的文化发展和戏剧思想的史论著作，在出版后次年，即获北京全国首届戏剧理论著作奖，十年后获北京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而另一本于1985年发表中国大陆首部戏剧美学著作奖，十年后获北京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而另一本于1985年发表中国大陆首部戏剧美学著作——《戏剧审美心理学》，次年亦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其学术可见一二。
入载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国际著名学者录》、《杰出贡献者名录》以及美国传记协会的《五千世界名人录》等。
马兰和余秋雨的相识，是从余秋雨的名著《艺术创造工程》开始的。1989年，凭借着电视剧《严凤英》，马兰在艺术上取得了极大成功，成为中国最知名的黄梅戏演员。而那时候的余秋雨虽然已经是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但在民间的名气却远逊于马兰。有一次，马兰的一位老师借给她一本《艺术创作工程》。通读了这本书后，马兰被作者的睿智和学识深深地吸引和折服了。她说：“我当时想，这本书的作者肯定是一位阅历丰富、满头白发，甚至可能带着点学究气的老先生。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倒是很想认识这位余秋雨老先生。”
不久，马兰去上海演出《遥指杏花村》。她冒昧地给余秋雨写了封信，在信中说希望他来看戏。《遥指杏花村》的演出很成功，谢幕的时候，马兰四处张望，盼着余秋雨出现。这时，一个40岁的中年人一蹦一跳歪着脖子走上舞台，迎向马兰，嘴里还喊着：“嘿，马兰，我就是余秋雨！”原来余秋雨对马兰也仰慕已久！两人都觉得“前世早已经种下了姻缘，第一次会面就播下了爱情的种子！”
戏剧演员和戏剧研究家的恋爱当然就像戏剧一样。马兰说，和余秋雨认识后，她深深地被余秋雨的学问、智慧、幽默，余秋雨的人生态度、人格魅力深深打动了，更要命的是，马兰甚至觉得，“我和余秋雨在一起的感觉非常奇妙，我和他就像在上辈子就结过婚一样，而今生要做的只是完成前世的那个约定。”有一天，余秋雨突然对马兰说：“我觉得，你做我的老婆挺好的。”马兰马上回了一句：“我觉得呀，你做我的老公也不错。”这就算是求婚，很快余秋雨和马兰结婚了。
余秋雨比马兰整整大了16岁，“老夫少妻”式的结合曾经引来过许多人的流言蜚语。马兰却说：“其实在心理年龄上，我们俩是差不多的。余秋雨有时候更像个孩子似的，比如走路的时候，他总是不好好地走，有时候会突然绕到我的面前，做个夸张的动作，吓我一大跳！”平日，在家里，两个大小孩也经常互称“余老师”、“马老师”似的吹捧，余秋雨对马兰说：“老婆，我喜欢你的戏”，马兰则说：“老公，我喜欢你的书。”夫妻两个经常出差，回家的时候，家里总是很脏，余秋雨经常会“命令”马兰打扫干净，还说：“我的忍耐只有一个小时！”可是一个小时过去了，刚才还“气势汹汹”的余秋雨就泄了气，如同孩子似的连声说“尘世嘛，脏点在所难免！”而以后出差回来，他总会在饭店里就把脏衣服洗干净，熨烫得干干净净地带回来，见到马兰就连忙“邀功”，看看：“我疼老婆吧！”
这两年，对余秋雨的批评多了起来。有的揭露他不肯承认的历史问题，有的指责他著作中的硬伤，对于这些近似于狂轰滥炸的批评，马兰很难过，也很愤怒。因为她相信，余秋雨是一个极其善良的人。“他是一个大善的人。你打死他他都不会去害人。”2000年，余秋雨曾跟随凤凰卫视去中东做一个名为《千禧之旅》的节目，前后历时好几个月。开始的时候，马兰一直陪着余秋雨，后来由于当地局势不稳，到了约旦的培特拉，马兰不得不回国。回忆当时的情形，马兰说：“分手的时候，车上的许多人都在哭，包括许多彪形大汉。但我没有哭。可是车开的时候，扬起的灰尘中，我看到余秋雨手扶在车窗上，车窗留下一个很深的手印。我就突然在想：如果这辈子这张脸还能活生生回到我眼前的话，我这一生也算是没有白过！”金陵晚报记者于峰
马兰（余秋雨现在的妻子）的男友在上海求学时不幸死于一次事故，余秋雨是当年负责处理此事的领导者之一，从而和马兰相识。余不顾自己的已婚身份，开始追求马兰。此时，余已经成名。余和一般成名的文人不同，他更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上海市委曾经专门在市委大院给了余一套房子。据余的前妻李红说，余已经做好了各种安排，她只有签字。离婚后，余的前妻带着女儿过着较为艰难的日子。余和李红当年也曾是一对恩爱夫妻，不过变心的男人在后来的文章中只会提到前妻的种种不是。余秋雨的前妻李红1979年和余秋雨结婚，1984年诞下女儿，1992年7月和余秋雨离婚。
今秋少雨，初冬又始终被暖意覆盖。在这乍寒还暖的季节，人们的心头格外舒展。当我们拂去城市的浮躁，静下心来进入谈论状态，显然多了一份情趣。何况，谈论的主题是令人愉快的余秋雨教授。
余秋雨，他的名字就已告诉我们，他生在秋雨时节。余秋雨的经历也很简单，只要读过他的散文《乡关何处》，就能一目了然。他生在浙江余姚——这个不太富有却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城市。响亮的名字可依次唤出王阳明、黄宗羲、严子陵、朱舜水等诸多大师。更为有趣的是，时至今日，也随处可遇乡邻。在一次上海中文组教授评审会上，评委竟然大多是余姚人。余秋雨每次听到夹杂着乡音的同乡，都会使他记起那个多雨多梦的地方。虽然家乡已经成为一种抽象存在装在他的记忆深处，但毕竟是给了他生命，给了他最初的灵感的地方。作为余姚人，他感到自豪。
他12岁离开家乡来到上海求学。投入都市，投入了无限。茫茫人海，芸芸众生，吞吐着日出日落的自然转换。在上海晋元中学读书，他的学业名列前茅。在今年该校90周年校庆时，他与、翁史烈等人一起列入该校的英才榜。在他完全有可能考入任何一所名牌大学时，他偏偏选中了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并以成绩优秀留校执教。谈起往事，余教授依然天真，说是跟着感觉走。当时只觉得戏剧学院似乎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撩开面纱的简单冲动，竟成了他一生的选择。
说起余秋雨，不得不谈一个有趣的生活现象。在他成年后至今，他搬了四次家。每一次搬家，都引发一次生活状态的调整和学术结构的转移。他在每一个居所，都完成了两部著作。早先住在上海虹口，在简陋的环境中，他撰写了《戏剧理论史稿》，这部65万字的史论著作，使他第一次完整地贴近了无数的思想家和艺术大师。透过学问，逼近了大师们的生命，使他有了第一次心灵的震撼。这部书稿不但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更影响了他今后的人生走向。尔后，他从虹口搬到了静安寺，朝北的房间缺少阳光。每到冬夜，他把双脚裹在草堀里，坚持写作。在这里，他写下了《中国文化史述》和《艺术创造工程》。这两部书稿标志着他从戏剧理论研究开始向人类文化学研究的转移。到80年代中期，他第三次搬家至上海西南方向的龙华，由于他的名篇《家住龙华》写得情感备至，龙华已被他的笔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他完成了《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创作。《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显然成了他人生和文化到达新的境界的坐标。在他第四次搬家伊始，也是他散文创作搁笔之时。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和调整之后，说不准他又会在哪个领域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他说听从感觉。我相信他的感觉。
写人，其实是很难的，尤其是一个很丰富、很熟悉的人。《文化苦旅》风靡海内外，余秋雨现象成了一个很大的公众话题。从读书到读人，合乎逻辑地成为人们正常的文化行为。为此，随之而来的是许多朋友的约稿请求，而我一直难于落笔，困惑也在于此。
作为《文化苦旅》最早的读者和责任编辑，我和余秋雨教授成了好朋友。无疑，书是沟通我们友谊的桥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之间真诚的交往，让我感受到在《文化苦旅》之外有一个生命的存在。在当今物质丰盈、生活富足的土地上，原来还有精神的向往。
余秋雨毫不讳言，创作除了坚持思想的意义之外，还必须追求轰动。如果思想不赋予其最好的表达形式，思想仍旧只是空中楼阁，难以作用于社会、人生，历史价值更无从谈起。思想和形式的完美结合，是造成轰动的前提。
历史证明，每一次社会文化的转型都将伴随着一些具有宏观意义的实验行为。社会大众往往是通过显而易见而又震撼人心的文化实绩来接受文化本身的。欧洲文艺复兴的大师们，把深邃、热烈的思想激情通过一系列让人眼睛一亮的艺术活动来体现。而我国五四时期，鲁迅写小说，胡适写新诗，还有《新青年》、白话文实验等等，这些具体的文化行为，其中就包涵着重大的思辨意义。
我们可以把《文化苦旅》看作是一次特殊的文化实验。而这种带有对自我整体超越的实验，形成了余秋雨散文的文化特质。他认为，重复就是平庸。宁可放弃，也不平庸，这是他做人为文的原则。他的严谨而又认真的创作态度，恰好与现代人追求生活的质量是以灵魂的充实作为前提的基点相交。他的散文能引起轰动，再一次证明了人们内心的文化自觉和对文化所留有的尊敬依然如故。台湾著名学者余光中先生认为，余秋雨“把知性融入感性，举重若轻，衣袂飘然走过了他的《文化苦旅》”，这评价，深得其真髓。正是他把理性的思考和感性的生命体验融合，创造出的篇章，才是真正打动人心的奥秘所在。而理性和感性相融洽的语言之舟，负载着思想的重量，把现代散文推向了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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