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捧着《抱愧山西》这本余秋雨的著作，像捧着一种心情，一种比惭愧更令我难以释怀的心情。余秋雨，作为一个局外人，他在山西旅行时，一直抱着一种惭愧的心情，惭愧于自己一直以来对...
除了捧着《抱愧山西》这本余秋雨的著作，像捧着一种心情，一种比惭愧更令我难以释怀的心情。余秋雨，作为一个局外人，他在山西旅行时，一直抱着一种惭愧的心情，惭愧于自己一直以来对山西的误解。可是我们呢，我们这些祖祖辈辈生活在山西的人们，我们又何曾不是蔑视山西，甚至怨天尤人地哀叹自己为何生在山西，但我们有过惭愧吗？我们的心灵有过一丝波动吗？
山西的落后，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是毋庸置疑的，山西成了落后的代名词，甚至连山西人的老实都蒙上了一层黄土的味道。可是，我们这些山西人又在做什么，又在想什么呢？答案是大都在想着将来如何走出这片哺育我们半辈子的土地。或许，形势如此，大潮流如此，我们可能创不出一些佳绩，更不能为山西抹去灰尘，但，至少，我们没有资格去轻视她，轻视她当年的辉煌。当然，我不会否认，我也曾蔑视过她，她的落后，她的愚昧，她的无知。可是，现在，将来，我再也不会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待她，我找不到贴切的言语来形容我的心情，我只是努力地用心去读她，从余秋雨有力的笔锋中汲取力量。
余秋雨在书中这样写道，“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还有很多的历史资料可以证明，海内最富乃山西，在清代全国商业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是山西人。看来，山西之富在我们上上一辈人心中一定是人尽皆知，我们这辈人对山西的误解完全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而有这种误解的远不止一人。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没有哪个朝代，哪个地方是永盛不衰的，就像唐朝，他辉煌过，可是辉煌过后同样逃脱不掉萧条的命运，我们能够记住他的繁荣，同样也能记住他的衰败，对于山西，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呢？读了《抱愧山西》，你是否也能够重新审视山西，重新评价山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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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全部不知道余教授去过我们家乡没有，但他的文字折射出来的那种情感，是恰倒好处的。也是我看到的文字里，写昔阳、写大寨，最真实的。
仔细一想，二百里以外，就是榆次、太谷、平遥、祁县，就在着区区二百里，人们的观念有天壤之差，让人惊叹！
保守的观念一直延续到现在，正如一句花所说，宁肯守在屋檐下，也不出去。甚至不怕牺牲自己的婚姻。我的家乡就是很好的例证，村里的单身人口逐年增加，已经促使村里的人口，由改革开放前的450人下降到不足300人。
还有两种陋习，不患寡患不均，也就是不想让别人富裕起来。另一种陋习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这也许是大多数中国人的陋习吧！
关于大寨的话题，现在有许多人在争论。但是以陈永贵为首的开拓者，他们当时的初衷，只是摆脱贫困，也就是穷则思变。后来与特殊年代产生碰撞，把大寨推上了历史舞台。在那些年代，所产生的遗憾太多了，是因为过度时期，一些特定的条件的必然趋势，我们不能太多去评价，或者说没有资格评价。
历史是公平的，200里以外的那些县份，选择摆脱贫困最直接的办法是走出去，出门讨口饭吃。他们都属于开拓者，创业者伟，守业者平。不畏艰难的徘徊在长城内外，为了只是一口饭。受人的能力、机遇的影响，一些“幸运儿“慢慢发了财。但也有许多人流浪他乡，甚至贫困潦倒。
按照传统的做法，发财的大多数人定居他乡，还有一些才出于自己脸面的潦倒者，不愿意再回去了。真正还回去的也就是象乔家这样的大财东，其次是没有发了财也没有倒了霉的人。
反观现在的晋商，有些人不能算商人，只是在改革开放中，胆子大了一点，根本没有经受太多的艰难，连商业竞争都没有碰上。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近两年的焦化行业不景气，一些知名企业，甚至欠发工人几个月的工资，让人太失望了！那个焦化企业的老总，不是上亿家产，出此下策，只能说他们不是真正的商人。
我真正对余秋雨先生产生敬幕还是他在中央电视歌手大奖赛上作评委时，对天文地理、诗词名赋、文学艺术、名盛古迹表现出的渊博学识，所以今天有幸拜读到先生的一篇散文《抱愧山西》，魄有感处。
从文中一开始余先生就将自己对山西的错误认识描述了一番，而这个误解来自《走西口》这首民歌，他认为山西的小伙子没有办法在家乡生存下去了，才要挥泪告别家人，到“口外”去谋生，如果日子过的下去，为什么要一把眼泪一把衰叹地背井离乡呢？为了解释自己的误解，他不辞辛劳奔赴山西进行深入的探寻，从大寨的了解到翻阅史册证实了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不是山西，而山西从古到今都是中国最富有的省份，可见先生对做学问的严谨态度，为此，先生更是兴趣百倍，继续他的探索，发现着山西的每一处感动。
文中应用到《龚自珍全集》中：山西号称海内最富，土著者不愿徙，毋庸议。龚自珍这里所指的不仅仅是富商，而且也包括土生土长的山西百姓，他们都会因“海内最富”而不愿迁徙，龚自珍觉得天经地义。又如翻阅宋氏三姐妹的多种传记，总会读到宋霭龄到丈夫孔祥熙家乡去的描写，文中把山西太谷县称为“中国的华乐街”。还有在当时全国大名鼎鼎的“日升昌”就在山西。看来，山西之富在我们上一辈人的心目中一定是世所共知的常识，先生承认自己对山西的误解完全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唯一可以原谅的是，在他们这一辈，产生这种误解的远不止他一人。在这里又表现出了余秋雨先生的谦虚、诚恳。其实我作为一个年青人对山西也了解的不多，只是从曲艺上了解山西“二人台”，而从中得到的也是对山西的一种误解，总是认为山西土地贫瘠，人民生活困苦；还有一些认识就是在新闻看到的关于每届全国车展出尽风头的总是山西人，而这些山西人都是一些暴发户，没有多少文化底蕴。读先生的这篇文章后，我也很抱愧山西，因为我也误解了山西。
文中认为山西商人的全方位成功，与他们良好的整体素质有关。这种素质，特别适合于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因此也可称之为商业人格。先生对山西商人在人格素质上总结了四个方面：(一)坦然从商；(二)目光远大；(三)讲究信义；(四)严于管理；有了以上几个方面，当年走西口的不伙子们也就像模像样地做成了大生意，掸一掸身上的尘土，堂堂正正地走进了一代中国富豪的行列。何为山西商人？先生的回答是：走西口的哥哥回来了，回来在一个十分强健的人格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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